印度是一个充满多元与活力的国家。从地理上看，它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多样的地形，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在文化方面，印度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古老的宗教、独特的艺术和传统习俗交相辉映，如泰姬陵这样的建筑奇迹更是闻名世界。经济上，印度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全球重要的软件服务出口国。其人口众多，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消费市场。尽管印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但不能忽视其在诸多方面所展现出的实力和独特价值。

对印度而言，过去十年所承接的技术与产业，不仅为其经济注入了直接动能，更在深层次上激发了本土创新的原动力，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后发国家特色的“技术扩散—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良性循环。

5月30日，华尔街日报以《印度经济增长迎难而上：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实现了一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为标题报道了印度的经济增长情况。印度1~3月经济增长7.4%，高于上一季度的6.2%，创下一年来最佳季度增长记录。

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印度可能成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引发的供应链转移的赢家。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由于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继续导致新订单大幅下降，5 月份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工厂活动放缓，但印度5月份新出口订单增幅达到三年来最高水平之一。印度制造商对外强调，自己收到了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的强劲需求。

数据显示，印度5月制造业PMI环比略降，但仍呈现出极强的扩张性

此前，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苏布拉马尼亚姆高调宣布，称“印度经济体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言论，尽管在后来被其同事“打脸”，但“赶日”甚至“超德”，都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此做出提醒，不要再情绪化地看待印度，而要把印度看成20年后中国最大的对手。

过去十年，全球技术扩散加速，而印度，接住了这波技术转移。从手机、制药到新能源、半导体，印度制造接住的不是低附加值的“转单”，而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溢出的技术转移与产业能力。在中美贸易博弈、“中国+1”战略、欧美外资多元布局等因素共同驱动下，印度已经悄然站上了风口。

一、印度早已“不是小丑”

技术通常被认为属于最早拥有它的人。但在现实的全球经济中，真正推动国家赶超的往往并非技术的原创，而是对技术的扩散、适应和再造能力。

近十年来，印度正是在技术扩散这一波被传统发展理论所忽视的环节上，跑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后发路径。

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变化的档口，尤其是中国部分产能和中端制造环节外溢之际，印度成为受益者之一。而这看似“接盘”的过程，实际上激活了印度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潜能，构成了其经济腾飞的重要支点。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2018年，印度手机进口21亿美元，但在2022年，印度手机出口已经达到11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98%的手机基本上都能在印度本土生产。

此外，从印度抢占中国iPhone生产市场也可以一窥手机在印度本土的生产能力。2019年，约99%的iPhone是中国制造，但在2023年，全球约13%的iPhone是在印度组装的，其中约四分之三是在富士康印度工厂生产的。

在汽车领域，印度汽车制造商协会（SIAM）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25财年（截至2025年3月31日）汽车整车出口量达到536万辆，虽然乘用车比例仅15%左右，大部分都属于两轮摩托车，不过总体增速保持高位。

作为对比，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量585万辆位居全球第一，日本为421万辆。而凭借高关税政策，印度的汽车销量也达到每年400万辆，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是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

总体来看，印度虽然不能与今天的中国相比，但印度也早已不是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个印度。

二、技术扩散在印度何以成功？

首先，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了劳动力和巨大消费市场，为技术产业化提供了足够的成本优势和内需支撑；而近年来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India Stack”国家级数据平台的推广，大幅降低了国内的交易成本。

2009年之前，约一半印度人缺乏身份证明，无法获得银行、保险、驾照等基础服务，也因此错失创业与就业机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政府推出了基于生物识别的数字身份系统Aadhaar，通过指纹与虹膜登记，为公民赋予12位数的统一编号。

截至2016年底，已有超过11亿人注册，覆盖率达95%，成为印度史上最成功的IT项目之一。以此为基础，政府推进了“India Stack”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体系，该体系结合了Aadhaar与作为移动通信基础的电子汇款系统统一支付接口（UPI）。

这也对运用IT技术的新兴企业崛起发挥了积极作用。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等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新增42家独角兽企业，是2020年的3.5倍，2022年则新增23家独角兽企业，展现出IT生态快速崛起的趋势。

当然，印度政府在这一轮扩散中提供了不少助力。以“Make in India”和“PLI（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明确鼓励高技术领域的本土制造与技术引进，并对电子产品、太阳能、半导体、制药等行业提供税收、土地和补贴支持。

这些政策有效对冲了制度性短板，让外资企业在印度的扩张更具信心，同时也引导本土企业的共同参与。

在具体的扩散路径上，印度展现出一种“复制+适配+消化”的能力。这与过去的中国十分相似，技术首先以外企投资或合作形式落地，由本地工厂与团队配合运行；印度企业在模仿和学习中逐步适配自身条件，例如利用本地材料、本地工程师调整流程；最终，通过开放的技术生态（尤其在IT领域），形成部分本土化创新与再投资。

如，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塔塔集团（Tata）与中国台湾企业合资建厂涉足芯片，2025年，生产出了第一颗自研芯片，每月生产5万片晶圆，虽然不是什么尖端产品，但已在自研领域迈出了一大步。

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扩散-产业复制-技术消化的链条，构成了印度版的技术升级。其效果在不少领域已经显现，如，智能手机制造（从纯组装向零部件制造、软件优化升级）；制药行业（从仿制药到疫苗自主生产，如Covaxin，再到原研药探索）；可再生能源（引入中国和欧美设备后，自主推进太阳能电池制造）；数字平台（本土创新如UPI支付系统等反向影响其他国家）……

这种循环的关键不仅提高了印度的制造能力，也推动了技术的本土化演进，为下一阶段的自主创新积累了基础。

三、技术扩散到技术创新

技术扩散的力量，往往不仅体现在产线上，也体现在长期的制度建设之中。

对印度而言，过去十年所承接的技术与产业，不仅为其经济注入了直接动能，更在深层次上激发了本土创新的原动力，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后发国家特色的“技术扩散—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良性循环。

首先是直接的经济拉动效应。在制造业本地化与技术驱动型行业扩张的背景下，印度经济在就业、投资和出口等核心指标上获得了明显提升。

南印度诸邦（如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安得拉邦）成为中技能劳动力的重要吸纳地，制造业岗位开始承接传统农业人口的有序转移。同时，印度连续多年进入全球外资流入前列，仅2023年便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超700亿美元，主要集中于芯片、电子、生物医药等高技术行业。在出口端，以智能手机、仿制药、生物制品和IT服务为代表的产品结构日益优化，IT与制药合计贡献占全国出口的三成以上。

以泰米尔纳德邦的工业发展为例，该邦有印度其他邦没有的优势，比如学校、便利的交通、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以及全印度最多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印度所有女性工厂员工中有43%在泰米尔纳德邦工作，而该邦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

该地区已形成多个产业集群，从钦奈到海岸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带一线贯通；哥印拜陀尔专注压铸和泵制造，蒂鲁布尔形成了针织品产业集群；印度最大的火柴制造商也设于该地。超过130家《财富》500强企业在该邦运营，外资持续涌入。

2024年初，苹果供应商康宁与印度本土企业合资成立的Bharat Innovative Glass Technologies宣布投资1.2亿美元建厂，预计创造840个就业岗位。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VinFast亦宣布投资20亿美元设厂，新增就业3000~3500人。

可以看到，与过去单纯承担代工角色不同，当前一批印度企业正在经历从“技术接受者”再到“改良者”的转变。

这一过程并不依赖尖端技术突破，而是通过“学习+局部改进”已经成熟的市场技术来推进的：企业通过合资、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合作等形式获得初步能力，在适配过程中逐步理解生产的标准与流程，进而在细分领域再优化。

如，印度部分本土电子制造服务商已掌握SMT贴片、自动化测试等核心流程；在生物医药领域，Bharat Biotech和Serum Institute不仅实现疫苗生产，还开始迈向mRNA平台与原创分子的研发。

更值得注意的是，扩散成果已开始在印度的初创企业中显现出“脱胎换骨”的跃升。越来越多本土公司不再满足于模仿海外产品，而是结合印度本土市场的痛点，展开有针对性的再创新。

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Reliance Jio自建5G生态，目前拥有约110万个5G基站，2024年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本土自研5G堆栈技术；印度教育科技公司Byju’s核心产品是在线视频学习课程，借助数字教育技术拓展海外用户；Zomato、Udaan、Razorpay等企业则深耕本地场景，通过支付、物流、供应链等微创新走向国际市场。

这类企业的共性在于：它们成长于技术扩散后的土壤，却已经不再依赖原始技术来源，而是在制度、用户习惯、数字生态等领域进行创新。

这也意味着此时的印度正如彼时的中国，正在从“仿制经济”走向“混合式创新”的中段阶段。可以看到，技术扩散带给印度的已不仅是产业链的延展，更是一种创新信心和技术生态的重构。

四、印度发展也存在隐忧

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选公布结果，以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议席大幅减少而告终，其背后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结构——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大多数国民无法切身感受到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印度经济发展的挑战依然存在。印度的劳动力虽年轻，但识字率与劳动参与率偏低，非正规经济比重较高，尚未完全转化为制造业的人力红利。同时，基础设施薄弱、贫富差距较大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显示，印度成人识字率为76%，劳动参与率不到50%，女性更低至2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年轻人沉淀在农业和非正规部门，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

其次是基础设施滞后。印度70%的道路为乡村级别，电力系统碎片化、用电成本高、港口体系缺乏深水泊位，印度制造梦想仍困于“缺电、缺路、缺地”。

此外，印度居民普遍的收入不足导致整体购买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印度的消费和就业。据世界银行推测，印度生活在“贫困”状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3.7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虽然较10年前的6成以上有所减少，但到2021年仍然达到了46%。

当前，印度的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IT与金融服务等领域，但随着制造能力逐步夯实，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还需同步优化，形成更广泛的增长基础。至于未来能否真正实现跃升，关键还在于能否通过持续改革，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生产&消费红利”。

回望东亚发展经验，没有哪个国家靠“风口”实现一蹴而就的成功。真正的腾飞，靠的是长期主义、制度变革与产业耐心。

目前，印度已经站在全球制造格局重构的重要节点上，具备成为“下一个经济大国”的底层条件。只要持续释放制度红利，推动技术与人才同步升级，印度的未来，值得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赛格大道，作者：丁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