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毕业季，成了“奢侈品回收季”。在这一特殊时期，校园里弥漫着离别的气息，同时也涌动着奢侈品交易的热潮。毕业生们纷纷将自己在大学期间积攒的奢侈品拿出来出售，这些曾经陪伴他们度过青春岁月的物品，如今成为了他们迈向新生活的一部分。奢侈品回收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店主们忙碌地验货、估价、收款。无论是名牌包包、手表还是珠宝，都在这个毕业季找到了新的归宿。这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毕业生们对大学生活的一种告别方式，让那些珍贵的奢侈品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发光发热。

Valentino运动鞋零售价980美元。

Tovala烤箱原价390美元。

Clear Home Design Lucite桌子原价899美元。

以上商品全部免费。

在杜克大学毕业季，毕业生们搬出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Durham的公寓楼，住在这里的莱娜·盖勒(Lena Geller)在公寓垃圾房里发现了上面这些物品，以及，许多其他物品。

“扔掉这么多东西感觉不对劲，”盖勒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用电子表格记录了在垃圾桶里发现的大约70件物品，经过一番研究后估计，这些物品的零售价总计为6600美元。

“我有几个朋友读完文章后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商业计划’，”26岁的盖勒女士说，“我确实觉得有钱可赚。”

盖勒女士撰写的文章页面

6月是美国大学的毕业季。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即将离校的大学生选择“断舍离”，但方式相当激烈：他们会丢掉成百上千美元的家具、电器，甚至奢侈品。因为嫌麻烦、运费高，或者只是不屑于带走，于是废品成堆，成为居民和拾荒者眼中的“金矿”。

一

在杜克大学所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另一座小城Chapel Hill一间蟑螂横行的出租屋里，我一边捏着鼻子，一边看中国大姐掀开一个写着“Balenciaga”的鞋盒，3只“小强”从标价395美元的拖鞋中窜了出来，迅速消失在堆积如山的包裹中。

“UNC学生上个月留下的，”她踢了踢脚边的扫地机器人，言语中充满不耐烦，“我跟他们说别寄回国啦，运费够他们买两个新的。”

去年夏天，我作为UNC的访问学者刚抵达北卡Chpal Hill时，遇到一位在本地做家政与快递的中国大姐。她把自己住的Loft改造成“寄售点”，专门接收UNC和杜克学生毕业时存放下来的用品，再转手在微信群和Facebook Marketplace上出售。

“这些学生有钱得很，买的都是好东西，毕业了他们又急着走，”她在几个华人二手群里兜售的东西不停地刷屏，群聊记录显示，那些原价成百上千美元的奢侈品和高级厨房用品，如今在群里标价从10美元到50美元不等，被新落地的华人抢购。

在美国租公寓，屋子里啥也没有，需要紧急购置家用物品，从床垫到杯碗，从餐桌到台灯，凡此种种，所费不菲，因此人们倾向于买或新或旧的二手物品。

朋友温馨提示，美国的小区垃圾站是个宝藏，时不时就有人将完好的桌椅沙发扔那儿，愿意要的都可以自行抬回去。因此，“捡垃圾”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捡垃圾”背后，一方面反映出美国的确是世界最有实力的消费大国，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人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巨大的垃圾站几天就堆满，还催生了Yard sale和Goodwill、Thrift这类二手商品连锁巨头（详见：《穷，还是抠？“二手的美国”迎合了谁？》），以及人们每次去Costco和Sam's Club都一车一车地购买根本吃不完用不完的商品。

离开大姐的公寓时，我花了17美元，买了一个全新未开封的超大电煎锅和一个小垃圾桶。其他的，大姐不愿让价，其实我也并不真想买——害怕把蟑螂卵带回家了。

这大概是我在美国上的第一堂“垃圾经济学”——在丰饶资本主义与青春潇洒之间，垃圾桶也能变成金矿。

二

美国的“毕业垃圾季”早有前科，但今年的浪费程度依然刷新了我的认知。

离UNC不远的杜克大学，毕业季同样热闹。盖勒所在的公寓楼，住满了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她发现门口堆满了吸尘器、Keurig咖啡机、不锈钢垃圾桶、床垫、镜子和Lululemon衣服，有些甚至还带着标签。

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盖勒女士穿着Valentino Garavani网球鞋。

大学生的公寓门口那些堆积如山的家具与电器，不是因为坏了，而是因为他们走得匆忙，懒得处理。

26岁的莉娜·盖勒说，她在公寓楼里收集了杜克大学学生扔掉的价值约6600美元的物品。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盖勒制作了电子表格。

第一部分记录了她保留、捐赠或出售的物品的价格和品牌。总价值约为6000美元，还不包括几件查不到价格的物品。

第二张表格将杜克大学的捐款数据与其他大学的捐款数据进行了比较，以了解这种大学毕业扔垃圾现象是否有普遍性。

杜克大学告诉她，学校的“魔鬼关怀捐赠”项目（ “Devils Care Donations”）今年通过与TROSA和Goodwill（两家美国最大二手商品售卖企业）的合作筹集了3.2万镑的商品，平均每位本科生约4.9磅，略逊于普林斯顿大学的7.6磅、乔治城大学的6.1磅，但远胜于芝加哥大学（0.8磅）和大型公立大学（约1磅）。

盖勒女士公寓旁的垃圾站

做完这些事之后，盖勒女士的感觉更加复杂了，这种“捡破烂”的情感现实是没法整理成清晰的条目的。

一开始，她还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破烂——怎么可能从垃圾堆里捡到什么奢侈品呢？她把捡到的一条被子给了男朋友，准备让他用来给狗狗做窝。

她无意中查了价格（222美元）和支数（600支）后，她用捡到的被子换掉了自己原来的被子。

她还费劲擦洗捡来的烤箱，结果几天后，她又扔进了垃圾桶，因为她找到了一个更干净、更漂亮的。零售价：400美元。

盖勒女士发现了杜克大学一名学生遗弃的霓虹心形灯，原价 117 美元。她还救回了两双原价190美元和980美元的名牌鞋，以及一张原价899美元的Lucite桌子。

三

“毕业垃圾季”不是今年才有。

彼得·瓦利，一个软件公司创始人，十几年前在加州理工翻垃圾时翻出了几千美元的旧书，从此开启副业。他如今靠卖书月入四位数，巅峰时能达五位数。

卡拉·曼拉帕兹，今年62岁，退休后翻垃圾为乐，捡到芬达吉他后，准备以200美元出售：“又能赚钱，又能用，还能捐出去，太棒了。”

TikTok账号“@MeganGodinez”发布的大学翻垃圾视频获得400万点击。她说，大学“垃圾”比商店后巷高级多了，“清洁用品、洗衣凝珠、卫生纸，啥都有。”

在大学校园翻垃圾并不是新鲜事，但社交媒体让它更为人所知了。

更早之前，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毕业搬家潮”甚至有个俗称：Hippie Christmas（嬉皮圣诞节）。每到那些天，当地居民就开车来大学城“过节”，从人行道上捡沙发、电视、地毯、空气净化器，甚至连厨房用具都一应俱全。

在波士顿，学生公寓区奥尔斯顿（Allston）的毕业清场也成了一种地方特色，媒体管它叫“Allston Christmas”。

归根结底，这不仅是浪费的问题，更是“美国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某种缩影。大学四年培养出来的，不只是学术能力，还有一种消费习惯：不计后果地买，毫无负担地扔。

拉斯·艾格纳（Lars Eighner）1991年在《与莉兹贝丝一起旅行》（Travels With Lizbeth）一书中讲述了自己无家可归的经历，他主要在大学城里捡垃圾，并且发现“关注学术日历很有帮助”。这本书被广泛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回忆录之一。

《与莉兹贝丝同行》——莉兹贝丝是他的狗——讲述了艾纳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约三年的无家可归生活，他四处搭便车，四处寻找食物，甚至在别人的垃圾堆里寻找食物。

我也试着捡过两次“垃圾”。第一次捡到两个大桶，拿回家当了花盆；第二次邻居搬家时放了两把完好的铁椅子在垃圾桶旁边，我抬回来放在阳台上坐着晒太阳。

我倒没觉得丢人，竟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融入”和“适应感”。就像那些家境殷实的大学生，背负着家庭的期望，手持丰厚的银行卡，来美国排名靠前的优秀大学就读后，逐渐学会了将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一次性”。

圣弗朗西斯大学助理教授丽莎·贝斯文格（Lisa Beiswenger）在阿克伦大学教授一门课就叫做“Trash Class”。这位客座人类学教授专注于粮食不安全和食物浪费问题，“这让学生们有机会真正了解阿克伦大学乃至全国的垃圾处理规模。”

她的学生们发现，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美国人每年产生的3亿吨垃圾中，有很多东西是别人可以用、穿或吃的。

一些大学已在尝试解决浪费问题。

乔治城大学组织了一场旨在响应“学校天主教和耶稣会使命”的捐赠活动，敦促他们将物品留在校园内的四个捐赠点。邮件中称，去年该校“搬运了超过4.9万磅的物品，价值近33.4万美元”。

但这些努力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有些学校压根儿没设捐赠点，有的则因门禁太严，志愿者望而却步。反倒是翻垃圾的人成了“再分配”的重要一环。

“每年都看到这种事，真是恶心，”纽约的废品专家安娜·萨克斯说。她怀孕快9个月了，还在尽可能地捡东西。“我捡到了刚和酸奶一起喝的枫糖浆，”她说，“我带了洗手液。”

她的朋友甚至捡到一件Moncler夹克，零售价2000多美元。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美国社会的某种深层困境，不是个别人的浪费举动，而是一整套社会结构制造出来的“使用-遗弃-再购买”的循环。

当美国学生在名校毕业的那一刻，将曾经花高价购入的物品“潇洒一扔”，他们也完成了大学最后一堂“消费课”：不管你花多少钱，东西都不是非用不可；不管买多好，毕业那天，你都可能扔掉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