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世界的风云变幻中，那些被推上“被告席”的创业者配偶，往往成为了引人瞩目的焦点。她们或许原本过着平凡的生活，却因伴侣的创业之路而被卷入波澜。这些女性，有的在企业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艰难应对各方压力；有的则在利益纷争中陷入纠葛，成为法律博弈的对象。她们的身影，既有坚韧与担当，也有无奈与彷徨。她们的故事，展现了创业背后家庭的另一面，也让人们看到了商业与生活交织的复杂与多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施江南

凌晨三点的办公室，创业者陈默盯着桌上的离婚协议，指尖在妻子签过字的地方反复摩挲，笔尖在签字栏上方悬停许久。

过去二十年，太多创业者在商业理想与家庭责任间走钢丝。对赌协议或回购条款的触发就像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婚姻往往成为最先倒塌的防线。司法规则的变迁如同一面镜子，既照见资本的冷酷，也映出人性的褶皱——那些被推上被告席的配偶们，究竟是商业博弈的“无辜受害者”，还是创业共同体的“隐性参与者”？

自2004年到2018年，在“推定共债”的司法环境下，婚姻如同一场无法退出的连带担保。2017年“小马奔腾”[1]案中，金燕的遭遇曾让无数创业者妻子脊背发凉：丈夫突然离世，遗孀却要为2亿元债务买单，仅仅因为她是“法律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夫妻为隔离风险办理离婚却继续同居，法律文书与生活真相形成荒诞割裂。

2018年“共债共签”“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原则出台时，被视为婚姻财产保护的里程碑，却也暴露出新的人性裂痕。虽然在实操中，创始股东及其配偶一起在投资协议上签字或者配偶签署认可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不多，但当个别投资人执意将配偶签字视为风险兜底的象征时，在多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中，不懂商业的妻子更愿意因支持丈夫创业而签字，但未必真正了解签字背后的法律含义和可能将要背负的责任。

实务中，争议更多的是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标准。对于认定债务是否直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点，多数地方的法院认为只有直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对赌回购的债并非一定发生，也不能直接为夫妻带来共享利益，虽然创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但难以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

司法转向审查配偶是否实质参与经营或者从生产经营中受益，在公司的挂名配偶成为新的风险雷区。比如，婚姻存续期间，在公司担任或曾经担任股东、董监高等重要职位的配偶；为创业者提供后勤支持或人脉资源的配偶，全职在家但为另一方管理公司账务、支付公司水电费的配偶，这些贤内助仍可能会被认定参与经营，从而成为回购义务的承担者。曾经一对无话不谈的夫妻，因丈夫要求她绝对不要参与任何公司事务，甚至到问都不可以，亲密关系逐渐演变成信任危机，他在她眼里终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巨额债务下的情感博弈

2023年6月，恒大系企业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23年8月14日，即许家印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公告前一个月，恒大地产（03333.HK）公告中，“许太太”悄然变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这行冷静的公告文字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商业版图的切割，更是婚姻关系在资本漩涡中的微妙重构。

在城市某个科技园的创业咖啡吧里，类似的故事正随着咖啡杯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当对赌协议失败启动还款倒计时的刹那，“离婚”二字成为夫妻间心照不宣的生存策略。有人感叹这是“共富贵易，共患难难”的人性镜像，也有人愿意相信，这或许是困局中对爱与责任的另一种注解——用法律意义上的剥离，守护某种超越利益计算的情感重量。

资本的冷酷从不是单向碾压，它背后也站着无数双盯着收益的眼睛，对LP的义务、机构的风控红线、市场的丛林法则，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利益罗网。“回购条件已触发，LP也给我们压力，虽然我们也不想诉讼，但我们也背着责任和义务，要不你个人签一个还款承诺吧”，“创个业就堵上全部身家，这以后谁敢创业或接受投资啊”，创业者陈默们和投资方在深夜的会议里不断拉扯……

曾经，在资本狂飙的年代，创始人结婚或离婚需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将情感关系纳入商业决策的框架。这个条款最终因违背《民法典》婚姻自由的强制性规定而落幕。但多少创业者的配偶都会签下《配偶承诺函》，以书面形式切割对股权的共有权益。这份静默的承诺背后，是创始人在商业理想与家庭关系间的艰难平衡，当婚姻关系可能触发实控人变更、影响公司上市进程时，情感纽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逻辑。

创业者仿佛陷入了充满悖论的困局：创业需要家庭的支持和信用背书方可安全地完成原始积累，却又在风险降临时刻将其碾碎。当创业者不得不面对个人连带担保的责任时，多少婚姻悄然完成从“命运共同体”到“风险隔离带”的转换。那些在咖啡吧、办公室、谈判桌上流转的个人承诺，既是创业者渴求生存的砝码，也是家庭伦理在资本逻辑前的无奈缴械。

法律需要维护人性的温度

2020年后，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同意在投资协议里加入创始人违约或者回购触发的责任以其在公司股权变现后的税后收益为限承担责任，并明确不牵连家庭或个人财产。甚至有机构仅要求回购措施在公司财产或者约定的特定范围内执行，维护了“有限责任”原则。虽然增加了资方筛选项目时的难度，对项目发展前景预期的判断，对创业团队人性的考验，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但也终归让商业回归商业。

不少法官在平衡商业活动与家庭权益的司法实践中作出了积极探索。若未举债的配偶一方未从相关债务中直接受益或仅获较少利益，却被课以巨额债务清偿责任，显然有违权利义务一致的法律原则。这一情形还可能引发深层矛盾：夫妻一方婚后所得收入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却因债务性质认定问题无法实际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另一方若使用相关财产，反而可能面临承担巨额债务的风险。此种结果既背离了《婚姻法》的立法初衷，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的精神相左。

从社会生活本质观察，夫妻一方从事经营活动的目的，通常最终指向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与生活水准的提升。但若据此将社会生活中多数经营性债务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仅与法律规定中“限缩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立法目的相悖，亦难以在个案中实现实质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自1980年以来，2024年的离婚率攀升至历史峰值。在高房价与创业高压的双重裹挟下，一些城市被冠以“离婚之都”的沉重标签，折射出当代都市人在情感与生存间的挣扎。

资本市场对婚姻变动的反应，在A股近年频发的离婚案件公告中尤为醒目。2025年4月，瑞尔特董事长罗远良因配偶提起离婚诉讼，名下2611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25%）被司法冻结，消息披露当日股价暴跌7.52%。

现象背后是更深层的社会命题：在财富积累与家庭维系的天平上，如何避免资本逻辑过度侵蚀情感空间？当股权分割成为资本市场的“灰犀牛”，法律规则与商业伦理该如何界定边界？这不仅是个案中股权冻结、股价波动的表象解读，更是对社会价值观、人性深处“利益与情感”关系的终极追问——资本的理性估值能否丈量情感的重量？商业规则的冰冷计算，又该如何为婚姻家庭的柔性价值留白？

这场关于“情”与“利”的时代困局，或许需要法律的制度设计、商业的风险防控与社会的价值重构共同破局，在资本效率与人性温度之间寻找平衡的解。

生命本真的回望

陈默最终没有签字，他选择与投资人协商，以个人未来五年的全部收益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后的余额作为回购担保。当离婚协议投入搅碎机的瞬间，他感到如释重负，清晰听见心跳的声音，此刻涌遍全身的温暖，是情感的交融，而非商业契约的冰冷。

创业从来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它承载着个人理想、家庭期许甚至社会使命。在资本寒冬里，或许我们更需要追问：当商业规则日益精密化时，能否为人性的复杂与柔软留存空间？那些在对赌协议上颤抖的笔尖，写下的不应是家庭的抵押书，而该是创业者对爱与责任的承诺书。

我们曾在写字楼的光影里奔波，在资本浪潮中博弈。但站在“成功”山巅回望，值得珍藏的不是数字与排名，而是家中的暖灯、孩子的笑声——这些细碎温暖，才是跋涉的终点。成功不该是无尽的攀登，而应是驶向幸福的舟楫，让我们穿越荆棘后，仍能从容拥抱生命的本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部分情节取材于真实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