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明确一下具体的高考成绩以及相关主权货币的信息呀，仅“高考成绩和主权货币”这样的表述比较宽泛呢，没有具体的内容可依据来进行详细描述呢。

今年，全国有1335万考生同时走进高考考场，争夺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针对这一极度稀缺的资源，不同国家根据其社会共识建立了不同的分配机制。从经济学的逻辑看，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其特征是国家组织统一的标准化考试，考试成绩具备一定的主权货币的属性；另一种则不组织此类考试，信用主体较为分散，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完成分配，姑且称之为以法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种分配机制各自的利弊，挂一漏万，欢迎讨论和补充。

本文逻辑：

一、“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

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二、法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

全球“消费者”和顶级“供应商”

三、“高考币”定价，要公平还是要效率？

基础教育：内卷、双减、零和博弈、成本、价值观

高等教育：三方博弈、论文工厂、供需失衡、耗材

国际竞争：留学生，世界大学排名，学伴，高等教育套利

一、“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

纵观历史上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高考制度无疑是其中最平等的，这种平等体现在极致的机会平等，“只看分数”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财富和权力的干预，而这两者在其他稀缺资源的分配上往往是无孔不入，且起决定性作用的。

“小镇做题家”进入社会之后的无力感正由此而来，但做题家的身份最起码保证了他们不用赤身面对金钱和权力的倾轧。

笔者也是做题家中的一员，我们之前的人生被高考所概括，之后的人生由高考所开启。作为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我在情感上对这一制度充满感激，与之相关的思考，无关好恶，仅为理性层面的思辨。

叠甲完毕，进入正题。

高考成绩的本质是国家统一发行的、全民普遍接受的“货币”；这种“货币”既是用来兑换中国高等教育的交换媒介，也是中国学生和高等教育的计价单位：中国学生被高考成绩所定价，“唯第一学历论”体现的正是社会对这种定价的信仰；中国高校则被录取分数所定价，相比于各种大学排名，录取分数才是中国高校的本立命之本。

从这个角度观察，高考成绩具备非常鲜明的主权货币的特征。

1、国家信用背书

主权货币由央行垄断发行，其价值来源于国家主权信用，依托制度和法律维护其公信力。高考由教育部统一主导，由国家制定考试标准，通过各项法律法规确保成绩同样具备国家级的公信力。

2、标准化

主权货币的标准化程度之高无需赘言，高考同样奉行极致的标准化。从命题到阅卷，从高考报名到每场考试时间，从试卷印刷到答题卡填写，标准化贯穿始终。这种极致的标准化保证了高考成绩在省内具有绝对可比性，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对可比性，这种可比性赋予了高考成绩货币般的价值属性。

3、强制性

主权货币作为法定支付手段具有“强制性”，国家强制规定市场主体不能拒绝用法币进行交易。同样的，高考成绩也具有“强制性”，国家明确立法，规定所有公立高校必须依据高考成绩作为主要录取标准，意味着高考成绩一定能兑换国内稀缺的教育资源，如同金本位下的美元能够直接兑换黄金。

以上三点制度设计确保了高考成绩以国内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锚，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内在价值，我们姑且称其为“高考币”。在这一体系下，教育部门对高考难度的调节极为关键，难度高低决定“高考币”供应量的多寡。

理想中“高考币”必须如法币般稳定，从而维持其对教育资源的“购买力”，这也意味着“高考币”的总量也必须同教育资源一样具备稀缺性，过多或过少的“高考币”必然引发“通胀”或“通缩”，导致录取分数线剧烈波动，从而失去“价格信号”的功能，影响社会对高考制度的稳定预期。事实上，绝大部分省市本科录取分数线常年保持稳定，教育部门在维护“高考币”的稳定性上能力不输央行。

当然高考成绩和主权货币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最核心的大致有两点：

1、价值储藏

区别于主权货币，高考成绩没有价值储藏的功能，“高考币”不可积累，不能保值，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兑换高等教育资源（从高考出分到填报志愿结束），过期作废，价值归零。换言之，“高考币”每年由国家定向发行给高考考生，年年清零，年年洗牌。

2、交换自由

高考成绩不具备真正的交换自由。“高考币”不能交换，不能转让，只能由“高考币”的生产者（考生）为自己兑换教育资源。

其实正是这两点区别让高考制度实现了极致的“机会平等”。因为“高考币”不可积累，不能保值，所以没人能通过持续不断的高考建立稳定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马太效应。

在这个世界上，积累财富可以换取更多的财富，积累权力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但积累十六年高考成绩最多只能换点直播打赏。

另外，“高考币”不具备交换自由使得财富和权力面对高考成绩往往束手无策，相比于费尽心机扭曲这套国家信用背书的定价体系（极有可能触犯法律），跳过高考往往是更理性的选择。

协和4+4引起公愤的核心，其实在于董某通过“美本”跳过高考进入中国顶级学府，这本质上是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系间的“套利行为”，即用美元兑换“高考币”，这点会在后文详细展开。

董某之流的套利行为，严重削弱了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公信力，协和也因此被钉在“走后门”的耻辱柱上。当顶级学府自身缺乏公信力，民众只能将共识集中于国家信用背书的高考之上，多元归于一元。

所以老百姓总说“高考是人生中最公平的竞争”，纵使高考弊端再多，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都无法撼动，因为它“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是的，从机会平等的角度看，高考制度近乎完美，如果说任何评价体系都有“钻空子”的可能，那高考一定是公众心目中最坚固的堡垒，最公平的处女地，高考成绩也一定是最能凝聚社会共识的指标，甚至是全民的信仰。

“中国不能没有高考，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个人履历再优秀，如果第一学历不那么光鲜亮丽那也很难赢得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因为第一学历背后是相应的高考成绩。反之一个人如果在考中拔得头筹，那他一定会被认为有真才实学，而非仰仗家庭托举。

这种极致的机会平等给了无数中国学生和家庭一个“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这使高考成为了一个全民广泛参与的分配机制，绝大部分中国家庭从孩子出生起，就会在教育上持续稳定地投入，为全民基础教育打下坚实的基本盘，这也使得中国的高校能够最终实现“为本国筛选和培养人才”的使命。

二、法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

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发行类似的“高考币”（教育部可能都要被Trump给撤了），对机会平等也不如中国社会这般在意。所谓“美国高考”的SAT考试由完全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College Board主办和管理，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完全由高校自愿采纳，其信用背书和中国高考有本质区别。

和其他稀缺资源一样，美国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样是市场主导的，高校自主决定录取标准，自行确立培养目标和方式，在市场博弈中形成共识，能最大程度满足市场需求的高校，最终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有能力募集更多稀缺资源促进高校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机制下，区别于“高考币”定价的中国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即美元本身，学费即公众对高校的估值。当政府不发行“高考币”用以决定教育资源的分配，直接采用主权货币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选择。

放眼全球，不组织国家统一的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的国家往往都需要承担比较高昂的大学学费，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为全球热门的留学目的地。

这也不难理解，用法币分配教育资源比依据“高考币”天然更具有开放性。以美元定价的高等教育更是可以借助美元超主权货币的地位丝接入全球市场，学费体现出的是全世界对美国高校的共识，美国高校的信用背书自然是全球通行的硬通货。

在这种影响力的加持下，美国名校可以“挺起腰板”用全奖网罗世界各地的人才，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也可以“放下身段”招揽全球权贵，换取进一步发展的资源。正如哈佛大学里不能没有互联网极客扎克伯格，也不能没有名门出身的温克莱沃斯兄弟。所以让美国名校成为名校的，究竟是凌晨四点的图书馆还是学生家长的花名册，我想没人说得清。

其实这点在高校的收入结构上也可见一斑，美国藤校的收入中捐赠基金+学费的占比一般会超过50%，中国985高校的收入则主要依赖财政支持，而中国学生的学费，可能都不够付美国学生助学贷款的利息。

收入结构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中美高校完全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办学理念。简言之，美国高校“对下负责”，注重学生的培养，如“供应商”服务“消费者”般照顾学生多元的诉求。无论学生志在科研，就业，还是个人成长，高校往往都有资源提供相应的支持。

中国高校“对上负责”，对学生和市场的诉求往往反应迟钝，甚至视而不见。科研才是高校最为看重的指标，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往往是paper生产过程中的附产物。这恐怕是“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隐忧，后文将以此详细展开。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美元定价的高等教育最终孕育出了一批世界顶尖的高校，能够虹吸全球的人才和资源；但相应的，美国本土学生在学费和成绩两个维度上不得不面对全球竞争。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人才可以自由流动，有钱人家的小孩也可以自由流动；但中产家庭，资质平凡的美国本土学生只能眼睁睁看着学费上涨。

美国的大学，尤其顶尖大学，本质上不是美国人的。这给了美国社会与中国截然相反的预期，“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此渺茫，不如趁早放弃”。如果不想放弃，那可以选择高中毕业之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退役后便可利用《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本科学业——这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亲身经历。相比之下，高考都显得非常容易。

显然《乡下人的悲歌》不仅仅是美国产业工人的悲歌，所以当“乡下人”执掌大权，必然会对这套体系开刀，Trump政府和高校的博弈，本质是想把美国高校，变成美国人的高校。

总之，以美元定价的教育体系最终造成的结果，大体上能用一个现象来概括：美国可以批量培养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向往星辰大海，他们敢于打破常规，他们是天才也是疯子，他们渴望改变世界；同时，这套体系也培育出全世界最大的阴谋论受众，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他们觉得5G会致癌，他们害怕疫苗胜过病毒，他们敢于冲进国会大厦拉屎，他们愤怒，迷茫，绝望，他们渴望一个领袖来砸烂这一切，不惜任何代价。

三、“高考币”定价，要公平还是要效率？

只谈效率不谈公平，以法币定价的教育体系无疑是最有竞争力的；只谈公平不谈效率，“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一定是无可指摘的。

那么如何评价“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的效率？答案是“这很难评”，因为教育包罗万象，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本质上是对人的评价，取决于每个看《哈姆雷特》的读者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思考，这套体系在哪些方面明显违背了社会对教育的共识。

基础教育：内卷、双减、零和博弈、成本、价值观

前文所述，为了赋予高考成绩主权货币般的价值，标准化和全民广泛参与是高考的核心特征。“高考币”的价值在于影响高校录取分数线，而不能像法币那样作为扩大招生的资源，高校录取人数的多少取决于财政支持，更多的“高考币”总量并不能创造更多的招生增量（只会造成分数线的“通胀”），这使得高考注定是一场零和博弈。

全民广泛参与的，同质化的，对极度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零和博弈最终会造就什么，想必每个看到这里的人都非常熟悉，熟悉到高考的情景甚至还会反复出现在我们梦里。

社会共识中理想的教育体系应该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即所谓的素质教育。现实中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基础教育永远陷于“唯分数论”的囹圄，学生从小被困在这一体系中，将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高考币”的挖掘，“以刷分为主，以学习为辅”。这其中必然伴随极大的资源浪费，且这种浪费体现在每个学生的时间，精力和身心健康之上，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无法被体系识别和量化。

但如前文所述，“中国不能没有高考，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高考币”的零和博弈永远无法被撼动，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控制竞争的烈度。

于是2021年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坚决为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力图将“高考币”的内卷控制在高中阶段。从个体层面看，课外培训可以增加挖掘“高考币”的竞争力；但从整体层面看，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资源高效导入“高考币”的零和博弈反而会增加运转成本，甚至造成整个体系崩溃，即“合成谬误”。当城市里的学生在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县城里的中学便会推行更残酷的作息制度，用学生的“如厕自由”对抗差异悬殊教育资源。

体系的崩溃或许危言耸听，但个体的崩溃早已屡见不鲜，当我们探讨教育体系的效率，请不要忘记某些中学教学楼里的防护栏，那些逝去的年轻的生命，才是这套体系最令人心痛的成本。

“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更深远的影响可能在于价值观层面。这套体系在学生形成三观的重要人生阶段，塑造了一整套零和博弈的价值取向，并强行灌输给几乎每一个人。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你的对手在看书，你的敌人在刷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这种前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如果不持续学习，恐怕很难改变。但失去了“高考币”的激励，又有多少人能重拾主动学习的动力？很多人会调侃“高三是自己人生知识水平的巅峰”，如果此言不虚，那思维方式恐怕也不会有很大转变。

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不必以他人失败为代价；我们很难相信交换可以创造价值；我们相信竞争胜过合作；我们相信掠夺胜过贸易；我们相信“资本家”一定剥削了打工人。我们面对竞争，还是习惯用零和博弈的思维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人在哪里卷在哪里（想想那些无处不在的笃信末位淘汰，狼性文化，弱肉强食的管理者）。

非常幸运的是，笔者上学时碰到过不止一位真正相信“成长比成绩更重要”的老师，他们的理念是这场零和博弈中难得的清醒和关怀。

一言以蔽之，“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以极其高昂的成本，通过灌输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完成通识教育和人才筛选。这样的激励机制恐怕早已偏离了我们对教育的期待，体系中的KPI越高，反而意味着成本越高，这也是教育部近年来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的原因。

高等教育：三方博弈、论文工厂、供需失衡、耗材

区别于法币定价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和高校间近似于“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质上涉及三方博弈：手握“高考币”的学生，提供教育资源的高校，和负责买单的财政。

志愿填报阶段，考生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对于高校而言，争夺高分生源本质也是一场零和博弈，从考生手里收集更多的“高考币”是招生的核心KPI，也是社会评价高校的金标准。

使top2成为全民共识的根本，是top2在各省断崖式领先的录取分数。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校在招生上的狂热，某些高校不惜为此诋毁对手院校，甚至给考生开空头支票。用“高考币”评价高校，评价的不是高等教育的质量，而是在为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估值。

因为“高考币”不能保值，也不能作为高校发展的资源，所以一旦录取结束，学生在三方博弈中的话语权几乎立刻归零，这种极短的有效期使得“高考币”在实现“机会平等”的同时难以孕育“长期主义”生存的土壤。

对于高校而言，其发展更多取决于财政支持，这其中占大头的早已不是躺着就能领的财政拨款，而是激励性的“科研收入”，这一转变使得身居top2的北大2023年收入低于清华，浙大，上交，屈居第四。

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切以科研为导向，而短期内科研成果的评价又以论文为核心，这使得中国高校正在溃缩成一座座呼呼冒烟的“论文工厂”，而人才培养正在退化为论文生产过程中的附庸。

如今大学校园里一切评价指标几乎都与论文挂钩，形成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paper高”的优绩主，本应多元的价值取向坍缩成一元，同质化竞争又成为主旋律。大学高中化的同时，科研造神运动也蔚然成风，以至于经常闹出“本科期间发表10篇SCI”这类“亩产万斤”的笑话。

一切以科研为导向的背后，是高校对学生及市场需求的完全忽视。绝大部分中国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诉求非常简单，就是希望通过一纸文凭换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点在张雪峰的直播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对于有志于就业的本科生，我们的高校只会开设一门，由往往没有任何就业经验的辅导员主讲的“大学生就业辅导”，作为对学生需求的全部回应。

尤其在名校，“就业”这一选择带着天然的耻感，几乎没有成绩前50%的学生选择本科直接就业，这和广大学子进入大学前的诉求形成一种滑稽的反差，“不想发SCI的大学生不是好的打工人”，当本科生约等于失败者，用人单位又有什么理由不学历歧视呢？

最终大量年轻人在这套激励机制的引导下，浑浑噩噩的通过保研或考研被输送至“论文工厂”的流水线，构成生产paper的中坚力量，造成研究生供需的极度失衡。

当研究生远远供过于求，学生便会成为实验室里动辄百万的仪器中最不值钱的“耗材”。某些实验室哪怕凑不齐一套仪器，也能招到大把研究生，所谓科研倒更像是手工作坊里的“土法炼钢”。

哪怕经费充裕的实验室，“老板们”往往也舍不得将资金投入在“耗材”的保护上。因为就算实验室里学生集体患癌，也没必要担心，只需轻巧地将他们“移出群聊”，再以“消防检查”为名规避调查，便可继续平步青云。

他们为何如此有恃无恐？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上。这所广州知名985大学23年闹出如此滔天舆论之下，24年高考，考研录取分数线不降反升，高分生源仍然趋之若鹜。在学生，高校，财政的三方博弈中，学生话语权之低微可见一斑，如同草芥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而真正掌握paper生产能力的科研工作者们，才是这套激励机制的价值中枢，他们之于高校，就如同不断印刷科研经费的现金奶牛，拿捏着高校的生命线，维系着高校的运转，他们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疯狂扩张，并逐渐失去制衡，有些屠龙少年最终忘记了科研理想，他们用paper建立起自己的山头，成为世人口中的学阀。

拆解完这套“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时候评价一下它的效率。从数据上看，中国SCI科技论文数量，近10年间持续飞速增长，从2013年约20万篇，增长至2022年73.65万篇，涨幅超过260%，并于2021年完成了“赶英超美”，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份额接近30%。

2023 中国卓越科技论文产出状况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然而论文数量增长的背后的，同样存在隐忧。中国SCI论文撤稿数量常年位居榜首，学术不端屡见不鲜；论文篇均引用次数也显著低于传统科研强国，科研灌水习以为常。从专利数量上看，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显著偏低，2020年中国发明人拥有“三方专利”5897项，远远落后于美国的13040项。

最令人感到担忧的是，SCI论文数量仍在加速上涨，丝毫看不到边际效用递减的迹象。诚然，我们的科技水平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样的增速恐怕早晚会使SCI论文数量这一指标和实际科技创新能力逐渐脱钩。

人人都知道这种纸面上的繁荣一定孕育了论文堆砌出的泡沫，但很少有人能说清这套“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将如此多年轻人零成本输送给科研，这其中有多少人学到了东西，创造了价值；又有多少人在影响因子的数字游戏里浪费了青春？

在这样的背景下，“破五唯”应运而生。国家希望通过打破人才评价中存在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从而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型。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从量到质的转变，离不开研究生群体从量到质的转变，换言之，是将有志于科研的人才配给于真正在做科研的导师，而不是让不得不读研的学生跟着不得不做科研的导师一起灌水。当研究生成为稀缺资源，那些“土法炼钢”的手工作坊才有被出清的可能，那些逼着学生喊“爸爸”的导师才能学会最基本的尊重。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在这场已然极度失衡的“三方博弈”中，重新听取学生群体长期被忽视的诉求，变“耗材”回“人才”，尽可能支持学生多元的发展需要，给不想从事科研的学生一条体面的出路，让科研的归科研，让就业的归就业。

国际竞争：留学生，世界大学排名，学伴，高等教育套利

最后谈谈来华留学相关的话题，这个问题相比之下没有那么严峻，却更容易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前文着墨最多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内卷，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唯论文”，本质上是效率问题，往往容易被掩盖在漂亮的KPI之下，而留学生问题则关乎公平，更容易被公众拿着放大镜仔细检视。

“高考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远远低于法币定价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双一流”高校留学生占比普遍低于10%，远低于欧美名校；在华留学生中“非学历生”占比较高，来旅游的多，来学习的少；生源结构也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亚洲居多，非洲次之；这些国际化相关的指标长期拖累中国高校的国际排名。

平心而论，这没什么大不了，对留学生吸引力不足，是“高考币”定价的制度设计本身所决定的。我们对高校的估值根植于对高考的“信仰”，这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没经历过高考的“老外”所理解。

没有任何一份榜单能够量化“清北”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让留学生们明白，和他们同坐一间教室的中国学生曾经付出过怎样的艰辛。对留学生吸引力不足并不妨碍高校贯彻“为本国筛选和培养人才”的使命，在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选择题上，我们早就填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答案。

但问题出在有些高校想“全都要”。

在学生，高校和财政的三方博弈中，“世界大学排名”无疑是资方最为关切的KPI之一，而“世界大学排名”涉及的多个评价维度中，“国际学生比例”绝对是其中最容易用来“刷榜”的指标。

不需要从零开始建立国际合作，不需要额外设置英文授课项目，不需要花大价钱购买科研设备，也不需要担心投资科研项目的不确定性，只需无脑提高来华留学生待遇，便可“多快好省”地实现高校的“国际化”，从而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攻城略地。这使得来华留学生反而成为中国高校互相争夺的“稀缺资源”。

所以留学生们能在中国高校住最好的宿舍，拿最多的补贴，受最宽松的管理，只要通过最低的门槛便可享受实实在在的特权。然而，在“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中，本土学生不具备任何稀缺性，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高校竞逐各项KPI的“耗材”。

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的，是山东某知名高校的“制度创新”，“学伴”项目充分利用了校内普遍过剩的人力资本（本土学生），服务于稀缺资源（来华留学生），提高了该校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力，从而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充分满足了资方的核心诉求。

此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极度理性的，事实上，该校的录取分数也没有因“学伴”事件的滔天舆论而降低，进一步说明了该举措在现有激励机制下的合理性。唯一考虑不周的点在于，该校不小心忘记了本土学生居然不是“耗材”而是人。

这种既要又要，使得高校在留学生录取上往往动作变形，“协和4+4”折射出的是“高考币”定价的教育体系面对“国际化”时的无奈，为提升国际影响力而敞开的大门，往往成为“消息灵通”之人的“高等教育套利”的机会，这种局面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扭转，高校也不得不为此长期经受公众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极大挫伤了高校自身的信用，这种信用的受损，使得社会共识更加凝聚在国家信用背书的“高考币”之上，构成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死循环。

沿着上述逻辑，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有两个方向或许值得我们努力。

短期需要在“高考币”作废，即本土学生进入高校后，尽可能维持其“稀缺性”，倒逼高校在满足“资方”设置的KPI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学生多元的诉求，实现真正的“三方博弈”。让科研的归科研，让就业的归就业。基于近年的出生人口统计，我对此保持乐观。

长期则需要为高等教育创造更多的信用主体，用“高考币”定价和法币定价两条腿走路，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多元化的需求，让高校在竞争中真正用自己的教育质量取信于社会，而非仅仅为“高考币”背书。让公平的归公平，让效率的归效率。这一点上有些国家做出了非常成功的示范，篇幅所限，日后另写文章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