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曾在某场合破防，引发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后，那些山寨明星却仿佛迎来了“春天”，变得更加火热。原本被忽视的山寨明星们，借着这一契机，以其形似的外表和夸张的表演，在各种场合中频繁现身。他们或许没有真正的才华，但却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对热门事件的关注，迅速积攒起一定的人气。在网络时代，这种现象虽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大众娱乐需求的多元以及一些事件对娱乐生态的奇特影响，山寨明星们就这样在杨坤破防的余波中悄然崛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曹徙南，编辑：L

明星以高收入为回报，让渡部分隐私和肖像权，转化为一种可供消费和流转的商品；公众则以消费者的身份，得以充分满足窥私欲。这也是为什么网上存在大量的明星模仿账号，但走到对簿公堂的并不多见：一方面，明星并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众多的模仿者也在实际上为正主反哺着流量。

今年年初，网红组合四川芬达以其对杨坤的夸张模仿而走红，也因为杨坤的一纸诉状一度销声匿迹。

5月21日，搞笑组合“四川芬达”恢复直播，此时距离杨坤正式状告他们侵权过去两月有余。在此期间，四川芬达曾公开道歉，解释他们的内容创作完全是出于个人以及受众对杨坤的喜爱，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会再制作与杨坤相关的模仿内容。

第一次庭审的结果尚无定论，杨坤也在个人微博发布长文坚称绝不会撤诉，但如此高调的复出还是引发外界种种猜测。有人声称双方已私下达成“世纪和解”，更有传言“四川芬达”同杨坤旗下经纪公司签约，摇身变为正规军。

复出直播当晚，在线人数开播即突破十万。本次直播背景里依然可以辨认出明显的“好声音”痕迹，而四川芬达也继续沿用杨坤的风格演唱了一首刀郎的代表作《西海情歌》。虽然冠名商飞鹤的口播反复出现，但显然掩盖不住四川芬达违背了自己许下的诺言，该场表演在12分钟后因直播间被封戛然而止。

“芬达”多大胆，“泥巴”多大产

在明星模仿界，有着声似、形似、声形俱似这样不成文的等级序列。而正主的肯定，则是对于山寨明星最高的认可。然而，四川芬达从声音和形象上，实际上都与杨坤相去甚远。

他们对于杨坤的模仿，与其称为表演，更像是抓住杨坤几个人所共知的特点并将其无限放大到滑稽程度的无厘头闹剧。当然了，四川芬达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得到了正主的“肯定”，毕竟他们都快把杨坤活活气成漫威英雄幻视了。

“四川芬达”由蒋飞跃和李皓运营，2021年就开始涉足自媒体，2024年转型模仿秀。他们起初以模仿其他网红和拍摄正能量短剧为主，但并未引起太大关注。2024年10月，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正缘——杨坤。

在模仿杨坤的系列视频中，李皓戴墨镜，留着同款胡须，且自称“阿坤”，做过好声音导师。而蒋飞跃负责在一旁担任气氛组，频繁提及32场演唱会，“刀郎让华语歌坛倒退十五年”等杨坤身上的“黑梗”。四川芬达的表演无外乎模仿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动作，曲目要么是杨坤作品的魔改版，要么是诸如《丢手绢》之类充满反差感的歌曲。

其中杨坤和陈楚生合唱的《泥巴》更是在四川芬达的改编下一战成名。原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结果在四川芬达口中变成了“他们朝我扔白菜，我拿白菜炒盘菜;他们朝我扔鸡蛋，我拿鸡蛋做蛋炒饭；他们朝我扔烟头，我捡起烟头抽两口”。

扔什么都能接的“阿坤”配上“哦哦哦哦哦”的奇怪吟唱，这段相当抽象的表演很快成为互联网上新晋的“万恶之源”，被制作成各种二创鬼畜视频。“阿坤”经常挂在嘴边的“没错”也因为听起来很像阴阳杨坤演唱会上座率堪忧的“没座”而在各平台病毒式传播。短短数月间，他们的粉丝从30多万暴涨至170多万，并通过直播打赏、广告植入等方式获利不菲。

3月10日，四川芬达发布视频，称被杨坤起诉并展示收到的起诉状及北京互联网法院传票，案由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诉讼要求是：被告立即删除其在多个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视频，并发布道歉声明，赔偿精神损失费。

《泥巴》原本想表达的是一种面对他人非议和攻击时的豁达态度，不过现在看来，四川芬达的攻击性可能还是太强了。

明星模仿之争，谁弱谁有理？

面对杨坤突如其来的诉状，四川芬达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连夜发布了所谓的原创歌曲《你礼貌吗》，其中“我问你礼貌吗，我没有扔泥巴，说好的拿泥巴种荷花，想做个娱乐家，欢笑了你我他，却等来了传票一沓”的歌词简单粗暴得像个rapper。

此外，四川芬达还在介绍这首歌时特意强调“如果你要是喜欢这首歌，欢迎随意拿去翻唱改编，我们不会起诉你”，不能说是挑衅，只能说是贴脸开大。就在人们以为四川芬达会无视杨坤，坐等开庭的时候，他们却在4月11日发布了道歉视频。

视频中他们称从小听着杨坤的歌长大，视频内容只是为了搞笑，没有指名道姓，也无意冒犯，希望杨坤能给一次机会。随后四川芬达主动删除了一些内容指向明显的争议视频，并将账户名改为“四川芬达（阿芬阿达）”。5月2日，四川芬达再次发出道歉声明，称装疯卖傻也只是因为要养家糊口。

四川芬达可能不懂杨坤，但显然很懂当下的互联网。即使是在道歉视频下，评论区也仍然充斥着“没座”等言论。四川芬达模仿中的恶意和侮辱性质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杨坤并非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无论是中国好声音里反复夸下海口的32场演唱会，还是隔三差五对于网红神曲居高临下的点评，以及对于人民喜闻乐见的刀郎的不屑一顾，都令杨坤在互联网上的定位更接近于热衷说教的、很装的乐坛老前辈，而不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四川芬达走红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模仿有多惟妙惟肖，而恰恰在于他们荒唐得令人发笑。尽管只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替身，但当人们看到“阿坤”满地打滚，丑态百出，围绕着杨坤所代表的明星们的崇高与光鲜，至少在符号层面上烟消云散了。四川芬达在道歉中示弱则进一步拉近了其与普通观众的心理距离，仿佛杨坤只是失去了他的座位，而“阿坤”则是失去了他养家糊口的比萨。

模仿明星究竟是否涉嫌侵权一直存在争议。另一位更懂互联网的网红留几手也就此事隔空喊话杨坤，称公众人物就是大众情绪的马桶。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已成为“景观的堆积”。明星作为景观的核心符号，需持续将自身转化为可消费的奇观。

在这一层面上，明星和公众之间事实上达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明星以高收入为回报，让渡部分隐私和肖像权，转化为一种可供消费和流转的商品；公众则以消费者的身份，得以充分满足窥私欲。这也是为什么网上存在大量的明星模仿账号，但走到对簿公堂的并不多见：一方面，明星并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众多的模仿者也在实际上为正主反哺了流量。

山寨明星，

从县城代餐到娱乐狂欢

山寨明星行业，是中国娱乐行业和县城经济发展的双重注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最早的明星模仿曾是门需要真本事的手艺活。1999年《欢乐总动员》开播，哈尔滨出租车司机教海哗为练刘德华的喉音颤腔，把《忘情水》磁带听烂七盒，直到2003年站上央视《梦想剧场》冠军台，才换来本尊一句“你比我弟弟还像刘家人”。安徽农民王强为模仿汪涵，每天含着石子练长沙话，嘴角磨出血沫才换来婚庆场子每场八百的价码。

2012年，《百变大咖秀》的出现则让模仿从素人进阶到明星互仿的荒诞喜剧。贾玲反串阿宝、王祖蓝cos容嬷嬷、大张伟和沈凌反串王菲、那英合唱《相约九八》……这些夸张的表演不再是复刻，而是对明星形象的戏谑解构。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大城市，线下追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明星模仿秀也逐渐失去了收视率。而在电视屏幕之外，在中国广阔的县城，山寨明星们找到了更生猛的生财之道。

山东技校用山寨周杰伦代言数控机床广告，镜头里冒牌周董眯眼晃脑：“学电气焊，到××”——像恒源祥广告般循环轰炸六十秒，学费暴涨三成。2011年成立的“明星帮”机构，旗下更是坐拥上百名模仿者，全部明码标价：山寨刘德华出场费8000元，不及本尊百分之一，却能让乡镇商场开业现场挤爆警戒线。山寨明星们的涌入，既让县城人满足了对于明星的需求，又给背后的组织者省了出场费，简直可以说是成全了别人，也陶冶了自己。

当短视频时代来临，模仿者对于正主最后的敬畏心也被算法碾得粉碎。2020年，电子厂工人凌达乐改名为“鹿哈”，七个月后，这个曾经的洗头仔买下1100万豪宅，甚至给本尊鹿晗的直播间狂刷礼物。云南小伙把自己涂成黑人模仿科比，伴随着《See you again》的背景音乐一言不发，日涨粉50万。佛山电焊工靠着神似张翰的侧脸拿下百万豪车，粉丝比张翰还多。当视频博主李蠕蠕模仿向佐的抽象行为而被向佐邀请合拍视频时，很难说谁才是被蹭流量的那一个，模仿者与明星的权力关系已然倒错。

赵本山曾对自己的模仿者们说的“老百姓需要快乐，我一个人也太少了”，这场持续三十年的模仿狂欢背后，源自基层市场对文娱产品的饥渴与精英文化供给失衡的深层矛盾。时移世异，当凌达乐们买下1100万元的豪宅，而真鹿晗渐隐银幕，在注意力通胀的时代，明星们已被模仿者重重围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自己名字的山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