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访中，多和田叶子坚定地表示“语言不是出生地，而是一种选择”。她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所使用的语言，语言不应被出生地所束缚。她讲述了自己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穿梭的经历，如何通过主动选择语言来更好地融入和交流。她强调，语言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选择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打开不同的世界窗口。这种对语言的独特见解，展现了她的豁达与勇气，也激励着更多人勇敢地去选择和运用语言，在多元的世界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987年初冬，汉堡的易北河畔天气已经转冷。多和田叶子住在一间面朝河道的小公寓里。她用胶带将一张手写告示纸贴在窗边：“此处有售日语与德语双语诗集《唯有你在的地方一无所有》，一册二十五马克，有意者请按门铃。”她并不觉得这举动有什么突兀之处——书多卖一册是好事。她在小说《捕云记》中，以回忆的方式写下了这段经历——“那是我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书。”

这本由一家名为“破产出版”的公司推出的诗集，为她在德语文学世界打开一扇微妙的缝隙。从那扇缝隙中，多和田叶子观察语言如何呼吸，如何挣脱秩序，如何带人前往未知之地。三十八年过去，她依旧在用德语和日语双语写作，已是最具国际影响力、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之一。

正逢多和田叶子的新著《献灯使》在中国出版，《经济观察报》以文字访谈的形式，与她进行了对话。

1960年，多和田叶子出生于东京，父亲在书店林立的神保町经营一家外文书店，她从小浸润在多语言的环境里。早稻田大学毕业后，22岁赴德留学，随后定居，并前往瑞士完成博士课程。她至今已在德国生活四十余年，通晓包括俄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不仅是作家、诗人，也是剧作家和翻译家。

如果继续从她的作品中截取片段形象，那么就是——她总是出现在机场、车站，出现在飞机、火车、计程车上，去往一个个或者陌生、或者熟悉的地方，每年坐飞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几十年来，多和田叶子始终以“旅人”和“语言发现者”的身份自居。

年轻时的多和田叶子做过横跨西伯利亚冰原的长旅，放浪于印度，曾在欧洲邂逅了一位能用异常流畅的日语做精雅表达的外国人。这场交谈让她产生了一种想法——日语在外国人眼中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外围远观日语，将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这段经历决定了她的文学出发点。由此，她以新的角度打量并捕捉自己的母语，从母语的“束缚感”中逃离，开始了在日语和德语之间的游走，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了一个“语言难民”。比如她在第一本诗集里，创新性地将日语竖排与德语横排设计在一起，让读者穿行于两种语言的缝隙之间。这种大胆实验昭示了她的核心文学观：语言从不是透明而中立的载体，而是有生命的主体，可以自行言说。

“语言或国籍本身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并无相关。”她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作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选择‘用哪种语言写作’。”

20世纪90年代后，多和田叶子看到了一个“界线”逐渐消失的世界，从前固若金汤的男性权威开始相对势弱，性别与权利的边界发生着动摇，这让她的创作拥有了固定的主题：在新世纪里，如何超越既往的各种界线。

于是在她的作品中，《裸眼》里的越南女孩在巴黎流浪，误入黑暗的电影院，孤独地成长，尽管不懂法语，却可以用自由的裸眼，从电影里看到超越字幕解释的更多义的故事。而《雪的练习生》，读者将书读到最后，才发现这是一本曾经是莫斯科马戏明星的北极熊写的自传。《狗女婿上门》便如书名，东京多摩川畔的北村老师和一个不请自来的“犬男”过起了二人生活。在《献灯使》里，主人公无名的母亲也许是一只仙鹤。

不仅是情节与人物在跨越边界，文字本身的定义也在多和田叶子手下出现了自由的变化。《飞魂》里没有具体的年代和地点的设定，日文原文中大量使用汉字，除了故事情节，多和田追求的是一个一个汉字本身的笔画结构性美感。在这本书中，汉字和日语假名混合在一起，假名像海水，汉字则像海水中浮现而出的礁石，闪烁着精致的光泽。她还在书中自造了许多四字成语，如果出声朗读文章，这些四字成语能体现出一种异质的音韵节奏美。

2000年前后，多和田叶子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她开始更为直接地书写旅人、移民、流徙者的经验，关注边境政治与文化结构。小说《球星时间》《献灯使》《开孔F的初恋节》《散落在地球上》等，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个人身份的深度探问。

她在用日语写作的同时，也以德语文学获得了独特地位。她的德语作品如《语言警察与多语言游戏者》《我的小拇指是一句话》《保罗·策兰与中国天使》等，在德国文学圈引发广泛关注。2018年，多和田叶子获得了德国重要的文学奖“克莱斯特奖”。评委评价她“通过精细而自由的语言实验，扩展了德语文学的边界”。多和田叶子在一次采访中曾说：“用德语写作时，我感到自己是语言的移民。语言不是出生地，而是一种选择。”这种对语言不确定性的敏感，使她在国际文学界获得广泛共鸣。

“我认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是翻译。”她说，“翻译者必须兼具对母语与外语的文学知识和文学感受力。”而她的作品，正是对译者提出最大挑战的类型。

纵观多和田叶子的作品，她是一个独特的文字游戏者。从她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她自造的新词，错位的比喻。她还喜欢将汉字本身的笔画拆解开来，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以此提醒读者，“字面意义”从来不是语言的唯一正解，文字本身就是有灵之物。

2018年，她的小说《献灯使》的英译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但译者只译出了其中的一章，而且必须在译文中直接插入解释，其余章节因语言结构与汉字游戏过于复杂，被迫放弃。同一本书的中国台湾地区的繁体中文版，采用了保留原文用字的译法，舍弃了语言游戏的多义性。2025年出版的同书简体中文版，采取“归化翻译”的方式，保留了原作的灵动。面对同一本书，不同的译者做出不同的取舍，让她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对此，多和田叶子豁达地表示“译文如何取舍，全权交给译者处理”。在她看来，作者与译者都是在填补语言与文化之间隔阂的寻路人，是游离于两种语言的摆渡者，作者与译者携手，文学才得以跨越语言界限，传播延续下去。

访谈：语言、寓言与世界文学

小说《献灯使》是多和田叶子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书中描写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日本在一场毁灭性的核灾难后，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政府奉行严格的锁国政策，现代生活方式瓦解。更为奇异的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倒置——年长者被剥夺了死亡的权利，只有无尽地活下去，年轻一代则天生羸弱而聪慧，注定短命。荒诞而又日常的超现实叙事手法，让小说散发出一种既未来又苍老的独特气息。

《经济观察报》：《献灯使》这部作品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创作灵感源自何处？故事中描绘了一种未来的日本社会，即“老年人长寿但极度虚弱，年轻人短命但聪慧”，这种设定是否包含了某种象征意义？您希望传达怎样的讯息？

多和田叶子：在《献灯使》中，我设定的是“老年人长寿，体力和意志都很强大；年轻人体力弱，但聪慧”。这里所说的“聪慧”，是指年轻人已经领悟到，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力而去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已经毫无意义。这种设定并没有象征意义，是我对当下的日本现实社会做出的稍加夸张的描述。

《经济观察报》：在《献灯使》中，语言似乎具有特殊作用。例如，日本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切断了与外国及外语的交流。这一情节设计背后有怎样的用意？

多和田叶子：闭关锁国的现象和心理状态，也是我亲身观察出的现实。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人出现了一种不愿出国的趋势，出国旅行和留学的日本人数明显减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尽管并非每个人都必须离开日本去过海外，但无论哪一时代，“留在故乡的人”与“走向国外的人”之间的平衡都至关重要。然而，我注意到自2011年以来，日本出国的人口比例似乎过于明显地下降了。此外，从2020年开始，由于疫情危机，不仅日本，在世界各国，跨越国境都变得十分困难，我写《献灯使》的时候，疫情尚未发生，因此我把闭关锁国视为日本特有的倾向，后来我意识到，这种闭锁现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经济观察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您身在德国，震后曾两次前往福岛，和各种各样的人们交流，这些经历是否对小说创作有所启发？

多和田叶子：是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柏林。后来我两次访问了福岛县，与英语补习班老师、公司职员、农业从业者、鱼店店主、退休人员、陶艺家、僧侣以及学生等各类人士进行了交流。《献灯使》的故事虽然并不设定在福岛，但我在福岛听到的各种讲述确实为我创作小说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我也参考了水俣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相关资料，从中获得了灵感，可以说，《献灯使》是一部以广义上的“工业污染公害”影响为主题的小说。

《经济观察报》：语言禁令的设定有什么背景吗？

多和田叶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禁止使用来自美国的外来词汇，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政策。然而现在的日本社会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度使用来自美国的外来语。问题不在于外来语数量多或少，我担忧的是，人们的大脑会被那些与IT技术和商品一起以商业目的涌入日本的外来词汇所控制。我觉得这种事态令人遗憾。当我们面对来自异文化的新词汇，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如何翻译。《献灯使》中的人物义郎正是在实践这一点。他把“禁止外语”这一荒谬的法律反过来加以利用，转而进行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行为，这是他对压迫的一种抵抗方式。

关于世界文学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您曾质疑“国境”或“国籍”在文学中的意义。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

多和田叶子：首先必须意识到，人的出生与成长的国家、现居住的国家，以及国籍这三者往往并不一致。对于作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选择“用哪种语言写作”。我选择了日语和德语作为创作语言，但这并不是我在所有语言中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偶然出生于日本，移居德国时也并没有其他选择，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但无论选择了哪种语言，关键在于你如何面对这种语言的历史与特性，这是个体能够做出的选择，国籍也是一样的。语言或国籍本身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并无相关。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出生地没有意义？

多和田叶子：当然不是。我并不是想说“在哪个国家出生”毫无意义。出生在日本的人，理应承担日本的历史；出生或生活在德国的人，也应对德国的历史负起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指的是，我们应当从祖先犯下的错误中不断进行多角度的反思，努力避免重蹈覆辙，而这种责任感也会反映在我们书写的文学当中。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世界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多和田叶子：我认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是“翻译”。翻译者必须兼具对母语与外语的文学知识和文学感受力。过去，这样的翻译者教育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我认为今后应在大学教育中积极开设“文学翻译学科”。同时，也应该设立更多的翻译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