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被手机控制的这代孩子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他们在社交媒体和各种应用中过度暴露，一旦自己的照片被随意 p 丑，心理上可能会遭受巨大打击。这种被恶意篡改的图，会让孩子瞬间觉得自己不被认可、不被喜爱，内心的自信被狠狠击碎。他们或许会陷入自我怀疑、焦虑甚至自伤的情绪中，对自己的外貌和价值产生错误认知。家长和社会应关注这一现象，引导孩子正确看待网络世界，避免他们因手机带来的这些不良影响而受伤。

最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提出，“手机式童年”正在取代“玩耍式童年”，将Z世代卷入一场浩大的社会实验。

另一位学者Nita Farahany分享她作为一名家长的看法：“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如果未曾干预，她会像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每天大约4.5小时沉迷数字世界。到18岁时，她会把4.8年的时间花在电子设备上。孩子们正在一场实验中，而我们却不知道后果是什么^[1]”

社交媒体和游戏吸引大批青少年用户，但成年人对孩子的保护远远不足。严重的成瘾问题和网络霸凌不断发生着，引发抑郁、焦虑和睡眠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数据，全球10-19岁人群中，约有七分之一（14%）患有精神障碍。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医学人类学著作《照护》中文译者姚灏对此深有感触。近几年的精神科工作中，他发现：很多家庭或个体的危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因手机而起。大量临床细节，都指向后者带来的影响。

姚灏认为，我们对于数字技术抱以过于乐观的态度，忽视了脆弱群体遭受的冲击。儿童青少年便是其中的关键群体。

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怎样保护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手机式童年”，以及00后在互联网时代的成长困境。

以下是简单心理和姚灏的对话：

一、社交媒体使青少年，习惯用标签定义别人

简单心理：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被社交媒体严重影响，你有哪些临床观察？

姚灏：如果不是在精神科工作，我可能不会看到这么多的网络霸凌。在精神科，青少年在霸凌之后出现抑郁焦虑情绪的案例相当普遍，特别在某个班级、某个小圈子里面。

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微信群或其他群组里面的集体辱骂，或者上传一些丑照，P图去侮辱某个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一方面有来自陌生人的霸凌，比如粉圈、游戏圈、二次圈等等；另一方面，霸凌也会从线下进一步地蔓延到线上，他们在现实中的同学或其他认识的人会到线上对他们进行霸凌。

简单心理：遭遇这种霸凌的时候，孩子们能找到办法去疏解创伤吗？

姚灏：在我们碰到的案例中，往往很多孩子不得不一个人去承受这些的创伤，当孩子在学校里被霸凌，他可能也不会第一时间去跟老师、父母讲这些事，但也因为这些支持系统的缺乏，他们可能就会出现抑郁、焦虑情绪。随后演变成不愿意上学、厌学。这又会衍生出新的与家长的冲突，更极端的，就会出现一些自伤自杀的行为。

简单心理：最严重的例子是怎么样的？

姚灏：最严重的可能说不上，但许多案例有共性，比如孩子在不同阶段反复遭受到来自同学或其他人员的霸凌，小学遭到霸凌，然后到了初中，小学时候的创伤可能尚未愈合，又遭受到新霸凌，进而产生复杂性的创伤，很多最后会生病的孩子往往是在这过程中缺乏足够好的社会支持。

简单心理：青少年对于身材和容貌的焦虑，跟社交媒体紧密相关？比如这些年，进食障碍的现象正在激增，有些女孩因为不想吃饭，甚至可能会丧失生命。

姚灏：是的，青少年的身材焦虑首先是跟社会大众的审美观有关，比如以瘦为美，但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的茧房效应和自动推荐算法无疑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让我倍感震惊的是，有些就诊的青少年自己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些聪明小孩会告诉你，社交媒体经常会反复给她们推荐其他人白幼瘦的照片，点赞很多，而且越是浏览这样的照片，平台可能给她们推荐得越多，然后她们就很容易陷进去，觉得只有瘦才是美的，才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相比自己，她们可能就会感到自卑，于是开始刻意节食减肥。

当亲耳听到小朋友这么说，我还是会被冲击到，说明就算个体已经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已经超出个体所能控制的范围。

简单心理：对这些女孩来说，为什么这么需要他人对容貌的认可？

姚灏：青少年正处在自我身份不稳定的时期。很大一部分会依赖于跟他人的比较以及大众的社会认知，去建立完善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由他人去认识自己。

当他看到以瘦为美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他就会以这种形象去建立理想自我的形象。

特别是当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不强、自尊心不够，他可能就更容易被这种夸大的形象影响，出现自我认知的偏差，觉得自己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差距太大，严重情况下就会出现医学上所谓的“体象障碍”。

而对女生来说，很大一部分的焦虑会来自她们自我认同的这种不稳定。过去5到10年，白幼瘦审美非常流行。这样的自我呈现方式其实对于真实的个体状态有扭曲。如果P过的照片点赞量很高，我可能不自觉地认为，原来这样的身材、这样的外貌，就更能得到社会的赞赏。

简单心理：有一位心理学家称社交媒体损害了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损害了人自我悦纳的心理内核^[2]。为什么在青少年的身上尤其显著？

姚灏：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标签化，算法给你自动推荐什么内容其实都是基于对这个内容所做的标签化。

我们自己拍一个照片或者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也都会给它贴上几个tag（标签）。孩子在浏览这样的信息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内化这种标签化的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标签当然重要，但是对自我的认知、对世界的认识要去超越标签。如果对自我的认知只是依靠瘦、美这样的标签，去建立自我认知，很容易出问题。

此外，现在很多青少年很强调某一标签去建立社群，建立圈子，比如某个二次元形象，某个明星。同时，很多霸凌的方式之一就是给其他小孩贴标签，比如“绿茶”、“丑女”。网络霸凌的盛行，是不是也跟这种算法影响之下过于标签化的思维模式有关？他们会习惯通过标签定义别人，甚至用标签去伤害一个人。

网络不像是书本，我们读小说，对于人的定义非常复杂，通过不同的情景叙事，从故事、性格、言语去认识一个人。在过于标签化、符号化的数字世界里面，如果长期浸淫于这一世界，孩子的认知方式可能会受到影响。

标签不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成熟的自我认知，一定要把标签撕掉，超越符号，去全然地接纳、认可自己。

二、很难只靠个人意志力来控制

简单心理：你曾经在专栏里提到，很多产品都在心理上对用户进行操纵，使其形成反复使用产品的习惯。怎样去理解这种操纵形式？

姚灏：我有时候刷起手机自己都控制不住。因为一个电子产品要想留住用户，要想提高日活度，要想让用户产生反复使用的习惯，提高用户在这个产品上投入的使用时间，最极端的形式说白了就是让用户对这个产品产生依赖，甚至对它“上瘾”：无时无刻不想要使用这个产品，不用它不行，一旦离开这个产品，就觉得难过、空虚、无聊，就想要再把这个产品打开来看看，刷刷。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电子产品所导致的使用依赖或许已经超越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拥有的自我行为掌控能力了，技术的进化已经远远快过了人类大脑的进化。

简单心理：为什么人类会如此难以摆脱手机？可以再讲下吗？

姚灏：比如“无限滚动式刷屏”，如果一个app限制我一天只能刷10条信息或视频，刷完就没了，那用户还会对这个app这么依赖吗？有些学者打比方，现在的app就像老虎机，给大脑提供了不断的视觉信号刺激，带来感官的愉悦。

然后，还通过“点赞”，不断地满足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取认可的需要，我们人类是一种非常渴望能够从别人那里获取赞赏的动物，别人点个赞，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觉得，我是不是从别人那边获取了某种社会认可，可是这种认可却是虚假的，是极其肤浅和表面的。

有个关于鸽子的经典心理学实验——每当鸽子敲啄按钮，便会出现种子作为强化物。那什么情况之下，鸽子去敲啄按钮的频率会变得最高？科学家发现，不是鸽子每次敲啄就一定会出现种子的情况，而是间歇地、随机地给到种子来奖赏鸽子的情况。

人也一样，相比每次都满足，随机的、间歇的满足会形成难以自制的使用习惯。我们总是间歇性地刷到喜好的推送，别人也不是每次都会给你的内容点赞，这种随机的、间歇的满足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让人产生依赖。

大部分电子产品不是为了用户的健康福祉去设计的，更多是为了在市场里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在设计产品时，可能就会（无意中）引入某些机制或产品设计的细节，比如无限滚动刷屏，比如点赞，对用户进行某种情感或心理上的操纵，这些用户没有意识到的机制也被称为“暗黑模式”。

简单心理：为什么青少年尤其容易被操控？

姚灏：青少年在大脑发育上还没有那么完整。人类的大脑发育从皮层下的原始功能开始，再到皮层，特别是前额叶。前额叶是掌握人认知功能、决策能力、自我控制的区域。在整个进化历史长河里，也是最晚出现的功能。个体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神经发育过程里，前额叶也是最晚成熟的。

对很多孩子来讲，皮层之下的奖赏机制、欲望的满足，已经发育好，但是自我控制的能力还没有，前额叶的功能还没发育完整。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更多被奖赏机制、被多巴胺系统所绑架。他缺乏更好的控制自我的机制。

三、数字原住民，如何戒断多巴胺？

简单心理：手机会给这代数字原住民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它对于大脑的塑造是可逆的吗？

姚灏：这代00后的小孩，特别是10后，被称为所谓的“数字原住民”。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到底对于这样的孩子未来成长有怎样的影响，是个未知数。就像学者讲的，我们确实将这一代人放置在了某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实验、社会实验之中。

有个术语叫“代际公正”，下一代人需要承担因为上一代人的行为过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的影响要过20年之后才会浮现，得由下一代人来承担。

数字产品其实也是的。很多数字产品是由成人开发设计给成人使用的，或许成人因为大脑和认知发展更加成熟，能够抵抗数字产品给精神心理带来的某些不良影响，但孩子却未必。

这些影响在未来是否可逆，是否会有其他更长远的影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影响真的存在，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去保护孩子。

简单心理：你也提到“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孩子因为手机使用的问题跟父母闹掰了，手机使用成了亲子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何稀释孩子对手机的依赖是个棘手的问题。前不久，有篇文章分享自己给孩子做“多巴胺熔断”的经验，获得高赞。你觉得有效可行的措施是什么？

姚灏：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看，我们一般从个体的角度去提供建议，比如说在家里面设置没有手机的时间、场所，进了卧室就不能用手机了。比如吃晚饭的时候不能用手机。需要带孩子多参与现实的活动，培养爱好去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个规则不光针对孩子，需要父母跟孩子共同遵守。比如，很多家长在吃晚饭时闷闷声不响，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或者参与亲子活动时跟孩子一点互动也没有，就在那边自顾自地刷手机、看视频。这是不行的。

简单心理：你接触的这些家长里面，有多少人能帮助孩子做到管理手机？

姚灏：我自己感觉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成年人尚且难以摆脱对手机的依赖。上地铁一看，如果10个人里面有5个不玩手机，我觉得都是奇迹。基本上，大家就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刷刷视频、朋友圈，玩玩游戏。收发邮件、项目管理，很多时候也都是需要依靠手机，它已经跟我们的工作、生活高度绑定。

就像前面说的，因为技术的加持，如今的电子产品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用户偏好和需求的特性，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什么产品能够如此强大地留住用户，这种强大的特性导致手机管理这件事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靠个人意志力或者家长管理能去控制的事。

简单心理：有些国家已经立法禁止青少年在学校使用智能手机。也有观点认为，将青少年与互联网隔离是不现实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不赞成“互联网延迟接触论”，相信这一代青少年可以以他们的方式理解互联网^[3]。你怎么看待？

姚灏：现在讲“数字素养”，强调怎么去提高孩子使用某个数字产品的能力，让孩子能用、会用。但其实帮助孩子认识到数字产品潜在的不良影响，会给自己和大众带来哪些危害。

不管老师、父母还是孩子，数字产品除了实用性价值，除了益处之外，它有什么不良影响，对一个数字产品有更加批判性的认识，我认为，非常需要，也是当下非常紧迫需要去做的事情。

一棒子把手机禁掉，我觉得很难操作，因为手机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确实已经使其和我们的生活高度绑定。而且，一旦明面上禁掉，很多东西就会转为地下，反倒可能会带来更难察觉的影响。

所以，除了对孩子手机使用情景和时间的管控，包括孩子几岁开始能用，在哪里能用，在哪方面能用，我觉得，在整个监管层面，我们还需要对那些可能会让手机等数字产品更加具有成瘾性的产品设计细节、暗黑模式有更加强的研究和认识。

四、不光孩子脆弱，家庭也很脆弱

简单心理：这两年，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探讨，逐渐从家庭、学校走向更宏观的角度，在家庭与学校以外，你主张更宏观的社会力量在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为什么说社会力量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姚灏：此前在儿童精神科工作，我发现很多小孩生病是从五年前开始的。居家上网课以后，很多孩子拿着iPad、手机在那边上课，各种诱惑很多，短视频、社交媒体、游戏，所以上课不专心，学习受到影响。很多小孩在回到学校以后，成绩突然间下滑，对他心理上打击很大。父母看到孩子上课不专心，就往往要批评他。

可能以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件或诱因，会加剧家庭内部的矛盾，亲子的冲突。疫情一来，父母要居家办公，孩子要上网课，家庭内部的张力就变得很大，所以就更加可能产生家庭矛盾。归根结底，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好，家庭动力也好，都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会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会带来影响。我是90后，虽然家里面只有我一个小孩，但是我父母的亲兄弟姐妹有小孩，大家一块玩耍，一块成长。以前有句老话叫，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光靠父母的力量其实是不够的。可如今，随着社会的原子化，孩子的成长缺乏了这个相当重要的、来自更大范围内支持体系的支撑，担子全压在了父母身上。

简单心理：如何看待过去很长时间里原生家庭解释论的流行？之前很多人认为，孩子病了，就是因为父母病了。

姚灏：此前我也是比较信原生家庭论的，因为原生家庭论很容易理解，很直接，毕竟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最紧密的就是家庭。

过去20多年，我们对于原生家庭论的过度关注，可能跟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改革让大家想要去从传统家庭桎梏里面走出去有关，我们开始更强调个体，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思考和批判变多了，家庭的束缚和禁锢可能由此就被拔高到了比较高的层次。

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过分单一地归因、归咎于家庭的思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片面的。

简单心理：在这方面，你是怎么转变的？

姚灏：接诊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例子是一个青少年，随父母从外地到上海务工。我记得他爸爸是电工，基本上周末没有休息，妈妈也在工厂里上班，每天回家要10点、11点。他们父亲两个人能匀出来陪孩子时间非常少。

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出现抑郁情绪，跟父母的冲突背后和陪伴的缺失、关爱不足有关系。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家庭，如果把他出现心理疾病归咎于父母，可能对父母来说不公平。

现在很多父母工作很忙，都在996，对自我的关都很不够，如何要求他们进一步给孩子更多关心？可能除了原生家庭，我们也需要看到更结构性的因素怎么对父母的健康产生影响，最后怎么落脚于孩子。

不光孩子脆弱，家庭也很脆弱。在社会文化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成年人尚且缺乏很好的释压渠道，更何况孩子。

参考资料：

[1]《全球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技术进步是否正在导致“焦虑的一代”？》世界经济论坛，2024.07.17

[2]陈赛，《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做父母？》，《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2024.05.26

[3]魏倩，《黏在社交媒体里的青少年》，《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2024.05.26

[4]姚灏，《社交媒体应该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负责吗？》，Vista看天下实验室微信文章，2024.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