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提供的内容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或片面性观点。日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大米是其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虽然可能会受到一些自然因素、市场波动等影响，但不能简单地说“日本人又吃不上大米了”。

日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和规模，并且通过进口等多种渠道来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粮食问题，以确保国民的粮食安全。

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不同国家的农业和粮食情况，避免过度夸大或片面解读。

今年似乎比往年还要热得早，进入5月，京都就有三十几度的高温。如此天气下，跟“吃饭”有关的大事陡然多起来。先是大米价格连创新高，比去年翻了一倍，然后是日本政府终于慢悠悠放出了21万吨储备米，结果迟迟未能进入市场。

5月中旬，京都一家业务超市内的大米售价

接下来热闹不断。日本的农林水产相江藤拓公开失言，说自己没有买过米，倒是支持者送了他很多米，多到可以贩卖，顿时舆论大哗，不得不提出辞呈。首相一边焦头烂额，一边亲自指示要把米价降到五公斤3000日元，但什么时候实现，似乎还有很多事要商量。

人生将半，在日本遇到了为吃不上饭而忧心忡忡的时候。

稻作区长起来的人，往往对米有敬畏之心。

小时候吃饭，米粒掉在桌上，祖父必会教训，说要在那几年，农民看了要拿锄头打你。对于那几年是哪几年，幼年时自然懵懂无知，不知道我母亲就生在那几年里，因此身体羸弱，四岁头上才学会走路。只记得家中长辈，无论亲疏远近，都能说一段吃山芋干吃到吐酸水的往事。

更不消说，课本里开蒙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此在我们这一辈的脑子里，一粒米背负的意义不仅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还有去今未远的苦难往事，隐隐觉得倘若不敬重珍惜，便可能再次沦落到只有山芋干续命的悲惨命运。于是浪费米饭的罪恶，甚至比糟蹋肉菜还要有违道德。淘米不慎洒出去，必定不辞琐碎，一粒粒捡回。无论如何饱腹或厌食，碗里的米饭下意识一定要吃光。细想起来似乎不合于理性，但近乎信仰，不可动摇。

其实也没有真的挨过饿，到80年代，历史的页面轻轻翻过，饥饿大体只在长辈的忆苦思甜里。只有某一年，忽然街面上风传粮食价格要暴涨，人心惶惶，算是亲见了一次吃饭的危机。父亲当机立断，去白铁铺请人焊了一个大桶来，粗若水缸，半人多高。之后取出存款直奔粮店，往桶里装了满满一桶米。

其时我年纪幼小，许多记忆并不清晰，只觉得这桶好比高山仰止，如此多的米，怕是要吃到地老天荒。后来识了字读《西游记》，看到“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一回，玉皇大帝的披香殿里有小鸡啄米山，不知几世几年才能啄完，想起幼年感受的记忆，竟然如出一辙。后来那个大铁桶再没有装满过，倒是有几年因为存粮太久，生出许多小飞蛾和小甲虫。再往后几经辗转搬迁，如今还在不在老家某个角落，我也不知道了。

定居京都之后，对媒体上的消息不甚关心。去年夏天依稀听到大米涨价，但自负于浅薄的人生经验，总觉得只是一时市场波动，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乱子。

直到8月底，太太终于反应过来，催促去买米。其时大米断货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我还对太太的焦虑不以为然。一则是如今人到中年饭量不多，家中一点存米，大约还可吃上一两个月；二则心想商品社会岂能真有匮乏，到时候市场自然遵循教科书上的原理，损有余而补不足，震荡着回归正常了。盛世无饥馁，何须屯米忙。如此想着，颇不情愿地去了附近的超市，货架上竟然当真是空荡荡，只有全麦片、糯米和杂粮还有零星存货。另外，就是密封包装的方便米饭，仿佛是救灾食品一般。

这才慌起来，强作镇定跟太太汇报，说超市米确是没有了，但周围还有好几家米店，想必还有得卖。

祇园的一家米店，因为米价高腾，放弃了对外国游客的多语言报价

日本的米店一般叫作“米谷店”，或者“米屋”。在京都，照例要加上一个尊称，称作“米屋さん”。日本人古来以米为食，但米店大约是从江户时代才有的事物。战国纷乱中，有力者为动员征收，对领地内的土地和粮产进行调查，称为“检地”。至德川政权时，大米的数量称为评估土地生产力和诸侯实力的统一标准，称为“石高”。一石米，大约就是成年人一年所需。一块领地能产多少石的米，便可评估可养多少人口，征调多少兵员。而税收，也统一折算为大米。各地大名将征收的大米送到江户和大阪，兑换成现金，或做物资交易。如此一来，以大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成型。在江户大阪，集中了全国各地送来的大米，以至于平民也能以米饭为主食。

京都街头老派的米谷店

随着米在城市流通，便有专人从事舂米，将糙米舂捣为精米。渐渐由舂米而收购、居间、贩卖，便成专门的米店。

当时都市吃米，地方或乡下百姓，却常以杂粮合糙米果腹。

江户时代初期的落语本子《醒睡笑》中说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人家来了客人，主人说，“饭是有，却是麦饭，怕贵客嫌弃”。客人答说，“我自生下来就爱吃麦饭，要是有麦饭吃，走三里路也要去吃”。日本的一里大约是3.9公里，三里路将近十二公里。走十二公里路也要去吃麦饭，可见爱之深切。主人无可奈何，让客人饱食而去。过后数日，客人又来打扰。主人故作难色，说“贵客爱吃麦饭，无奈今日只有米饭，招待不得”。客人答，非也，米饭的话，跑五里路也要去吃。遂又饱食而归。

虽然是笑话，可知麦饭是当时常见的食物。至于做法，则是以麦粒脱壳、碾压，先煮一遍，再混合大米煮成。或米麦各半，或麦七米三。除麦饭之外，也有以小米、萝卜、干菜、芋头合而为饭的，这是当年平民餐桌的风景。

及至现代，米店实则已经渐渐淡出一般消费者的生活。这与中国曾经遍布城乡的粮店消失于超级市场普及潮大致无二。在京都这样古风犹存的地方，大部分市民买米也是去超市甚至药妆店。街头仍有专门卖米的米谷店，但甚少见到客人出入，大约生意主要靠给餐馆供应大米，以及对熟客配送上门，而且店头陈设多半陈旧昏暗，有种专业人士勿入的高冷气质，日语中叫“敷居が高い”，意思是门槛高，轻易不容易进去。

后来渐渐知道，相比超市，米谷店的米往往是店主根据产地和品种挑选陈列，店主通常熟稔不同米的风味、口感和烹饪方式。有一种专门的米谷店老板资格认证，叫作“米大师”（お米マイスター）。“米大师”是日本米谷商联合会主办的资格考试，号称关于米的博士学位，截至2022年，在全国有2600多名认证米大师，其中东京市有122名，大阪市55名，京都府有66名，相比人口，算得上大师云集。

如此说来，去米谷店买米，大约是可以获得亲切而专业的指点，诸如那种米适合寿司，哪种米适合冷食。但说来惭愧，我也是去超市买米的一般市民，从来没有去米谷店的经验，这次只好冒昧打扰。结果给邻近一家打过电话去，答说米已经暂时售空，到货有可能因为台风推迟，请等等再联络。只好又去稍远的一家，店内只有一位老先生，嘴巴干瘪，年纪恐怕在八十朝上。室内当中一台碾米机，新磨完的几代精米堆在机器前的柜子上，尚未摞整齐。米是滋贺产，十公斤6000日元，比往常整整涨了2000日元，已经算是当时的良心价。

“这是店里最后几袋米。”老先生说。又安慰道：“下个月新米便要大量上市，不必担心。”

有了米谷店老板的保证，我便抱着十公斤滋贺大米回家，一边调侃了几句我们到底也参与了恐慌性抢购，一边琢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完这十公斤米。

没想到的是，新米后来果然如期上市，但米价再也没有回到从前。“令和米骚动”从一个新词，渐渐见怪不怪，仿佛大米从来如此昂贵，甚至，还不够昂贵。

“新米上市，不必担心”彻底成了泡影。回顾一下两个夏天之间的节点，五公斤的大米均价在去年9月破了3000日元，新年后超过3600日元，然后涨过了4000日元。米价高腾得如此凶猛且漫长，以至于将麦粒掺入大米煮麦饭的人越来越多，全麦的销量比去年涨了1.5倍。5月母亲节，大米竟然都成了送给母亲的人气礼物之一。

也是在5月，家中存米吃完，太太正好注册了京都生活协同组合的会员，可以在网上下单各种食物和日常用品，送货上门。别的都好说，只有买大米时被告知需要“抽选”。

抽选失败的大米

等了一个星期，米没有发来，才知道抽选落空。好在超市并没有去年同样的断货场面，暂时可以不用担心只能靠乌冬面和面包打发三餐。

几乎所有跟米价有关的新闻下面，都有人在愤怒地批评政府和日本农协。各种阴谋论也四处流传，先是说有神秘外国买家在囤积居奇。卖家具的公司Nitori，莫名其妙被谣传将大米卖到中国赚钱，被群情激奋的日本网民痛斥。与此同时，国际米价降到了两年来的新低。

“让想高价吃日本米的人吃日本米，让普通人吃平价的美国米和澳大利亚米吧。”有人这样说，希望能够降低大米进口的关税。但一切变化似乎都遥遥无期。

在一片关于大米的焦灼混乱中，忽然在街上看到战斗性十足的海报，大字写道“令和百姓一揆”，背景是成群结队的拖拉机行进在街头。后知后觉地查了新闻，才知道已经是在东京、静冈等好几个城市进行过的农民游行。

“一揆”的意思，字面来说就是一致行动。在日本，“百姓一揆”是一种古朴的民间抗争，大致可以视作汉语中的“民变”或“民乱”。江户时代，苛捐杂税之下，百姓不堪生活，便一致起来向幕府或领主抗议。有统计说江户中发生过的“百姓一揆”多达3000余起，平均一年十几起之多。日本的民变似乎很少“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精神。将军与诸侯们少收些税，百姓能活得下去，便可满足。

发生与官军的暴力冲突，也多是官军前来征讨。至于结果，也多有官府让步，条件是把领头的交出来处刑，如此，完成一项对权力的献祭，换来天恩浩荡。据说后来为了避免总是献祭领头的，“百姓一揆”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称作“廻状”，谁也看不出谁是领头，仿佛大不列颠讲究权利平等的圆桌骑士。在古代东亚，既要填饱肚皮，又要免于砍头，确实需要更多的生存智慧。

如今日本改头换面，“令和百姓一揆”自然没有首领被拉出去献祭的风险。农民把拖拉机开上东京街头，浩浩荡荡，主张要守护日本的农业。执行委员会代表菅野义秀在山形县长井市经营养鸡场和水稻农场，他说，因为收入低、老龄化，战后以个体农户为中心的日本农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崩溃，而“农业的崩溃正在导致日本的崩溃”。因此，“令和百姓一揆”呼吁大家守护日本的农业，要求政府提供与欧美同等水平的补贴，“让农民有饭吃”。

今天日本的农业，建立在1947年土地改革产生的475万自耕农群体之上。如“令和百姓一揆”的领导者所说，这些农民“在日本列岛的各个角落精心种植水稻，为国家生产粮食”。城市周边算不上郊区的地方，也往往散落着零星的农田，所有者认认真真地遵循农时，耕作不辍。

我第一次看到离家不远的公交车站背后就是一小块稻田时颇为惊诧，现在已经了解到，这就是日本最普遍的小农经济的典型景象：农民种植小块的田地，同时从事其他工作以补农业收入不足。无论周遭如何变化，都尽可能维持住自己的田地。因为规模小，难以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种米的收益并不高，有统计耕种小块田地的小时收入仅有10日元，这也是“令和百姓一揆”发生的原由。

京都一乘寺公交车站背后的稻田

分散、精细的小农种植，被视作日本农业的灵魂，即所谓“小农主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农学者、东京农业大学初代校长横井时敬有言：“农民当为国民之模范阶层，以武士道之继承自任”。所以农民要谨守本职本分，即便辛苦且收入微薄，也不可轻易荒废。而国家为了维护这种生产方式，米价不可不高，进口大米不得不课重税，甚至有了世界上少有的、补贴农民以减少大米种植的“减反”政策，虽然废止多年，惯性犹存。

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让田地通过租赁流转，集中到专业的农民手中，以便让规模农场取代小农户生产。同时，多年以来，日本限制大米产量以保护大米价格，让全民为精耕细作的小农模式买单，这一农业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实际上不仅低效，而且危及粮食自给安全。现在，已到了彻底改弦易辙之时，应当鼓励大米生产。日本大米一年产量被削减在700万吨以下，而实际上可以生产1700万吨之多。倘若能充分生产，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消费，还能大量出口，且不必再有“米骚动”的危机。这些讨论其实已经持续多年，只是随着这一年米价继续高腾，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京都大原初夏时节的稻田

似乎，持续整整一年、尚不知何时终结的米骚动只是一个偶然的错误，所有人都渴望见到变化发生。只是围绕着小农模式的废存、进口大米的可否，各种意见还在激烈争论。在这个日趋老龄化的国家，一切改变都越发缓慢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