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奥特曼在科技和商业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与影响力。他凭借创新思维和果敢行动，在推动某些领域的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将人类的未来完全交到他手上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虽有才华和智慧，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可预见的因素。人类的未来是多元且受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一个人。需要综合各方力量，包括政府、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等，共同为未来的发展努力，而不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一个全是生意的人。

彼得·蒂尔曾说：“他也许不在地理意义上的硅谷中心，但绝对是硅谷精神的核心。”

硅谷创投教父保罗·格雷厄姆评价他：“你可以把他空投到一个食人族居住的岛上，五年后再回来，他肯定已经成了国王。”

一位当时接触过他的企业高管说：“他可能全身上下才一百一十磅（约50公斤），却能让一群中年人围着他转，像听福音一样听他说话。任何一个见过他的人，都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他那种东西。”

金融时报的记者曾问他，人类凭什么相信，少数AI开发者可以定义未来世界的样貌？他的回复是：“我们这些开发技术的人，都致力于以负责任的方式面对这个时代的重任。”

而他正在为“文明崩塌”做准备。他已经储备好了“枪支、黄金、碘化钾、抗生素、电池、水、从以色列国防军买来的防毒面具，还有一块位于大瑟尔的大片土地，可以随时飞过去。”

以下是经叔编译的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最新关于山姆·奥特曼的文章：

人类真的能把未来交给他吗？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将人工智能带入公众视野。如今，随着恐惧与财富同步增长，他自身也正经历一场蜕变。

2017年，谷歌的研究人员刚刚发明了一种名为“transformer（变换器）”的新型神经网络结构。很快，一位年轻的 OpenAI 工程师亚历克·拉德福德（Alec Radford）开始尝试使用这一架构。transformer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处理更大量的文本并捕捉其中的联系。

拉德福德决定用它来训练一个模型，训练数据来自七千本未出版的英文图书——浪漫小说、冒险故事、奇幻文学，几乎囊括了人类幻想与创作的全部类型。

与谷歌研究人员让网络进行文本翻译不同，拉德福德给模型设置的任务是：预测句子中最可能出现的下一个词。

机器开始回应：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再接着一个——每个词都来源于模型从那七千本书中学到的语言模式。拉德福德没有给它提供语法规则，也没有喂它《风格的要素》。他只是喂给它故事。而机器，似乎从中学会了自己写作。

这一切看起来就像魔术：拉德福德按下开关，机器开始无中生有。

拉德福德的实验为 ChatGPT 奠定了基础，该产品于2022年正式发布。即使在今天，早已过了那次初次震撼，文本生成依然常常带来一种诡异的感觉。你让 ChatGPT 讲个笑话，或者写一段剧本，它的回应——很少真正出色，但几乎总能让人辨识，就像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拟合曲线。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它所接受训练语料中，那些人类经验的痕迹。

当我写电子邮件，打出“Hey， thanks so much for”（嘿，非常感谢你……），然后停顿一下，程序便提示“taking”（抽出）、“the”（这段）、“time”（时间），我开始意识到，哪些念头是我自己的，哪些其实只是大众经验的投影。如今，我写的每一封邮件，都被“他人共同的想象”所投下了影子。似乎很多人，都想感谢别人抽出……这段……时间。

拉德福德的突破发生在 OpenAI，并非偶然。

这个机构成立于2015年，最初定位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曼哈顿计划”，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早期资金来自埃隆·马斯克，领导者则是山姆·奥特曼——他很快就成了组织的公众代言人。通过与微软的合作，奥特曼为 OpenAI 争取到强大的计算资源。但到了2017年，实验室仍在苦苦寻找一项标志性的成果。

与此同时，OpenAI 的另一组研究人员正在训练一名“虚拟机器人”，它长得像个 T 字形。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位机器人后空翻。起初它的动作完全随机，人类观察者则对最接近“翻腾”的动作进行投票反馈。每一轮训练后，它都能略微进步。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的确有效。

OpenAI 还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它的领导者一方面宣称要警惕“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 AGI）带来的生存威胁——即那种在某一时刻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一目标。背后的理念似乎是：既然 AGI 潜在风险如此之大，那就必须确保“好人”先把它造出来，抢在“坏人”之前。

即便是微软，也并非拥有无限资源——一个项目所占用的芯片与算力，就无法用于其他用途。因此，在拉德福德取得突破后，OpenAI 高层做出了一系列关键决定，特别是态度亲和的奥特曼，以及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带有几分“萨满气质”的伊利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

他们决定聚焦语言模型，而不是什么会后空翻的机器人。由于现有的神经网络已经表现出强大的模式提取能力，团队不再专注于改良网络结构，而是转而追求尽可能庞大的训练数据。他们不再满足于拉德福德那七千本小说的宝藏，而是将爬虫之网撒向更广阔的网络世界——YouTube 的字幕、论坛上的讨论……语言从网络中广泛抓取而来（generalized trawl）。

这种深度学习的策略需要更多计算资源，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对 OpenAI 最初的非营利模式构成了巨大压力。但这一策略奏效了。

2019 年，OpenAI 发布了 GPT-2，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次划时代事件。随后在 2022 年推出的 ChatGPT，更面向普通消费者，也在公众中引发了类似的轰动。用户数量迅速飙升，一种神秘而又强烈的“时代感”开始蔓延。

据说，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附近的一次团队闭门集训中，苏茨克维亲手点燃了一个象征“失控人工智能”的人形模型；在另一次闭门会议上，他带领同事高喊：“感受 AGI，感受 AGI。”（Feel the AGI. Feel the AGI.）

在风格犀利的《AI 帝国：山姆·奥特曼的 OpenAI 之梦与噩梦》（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企鹅出版社）一书中，科技记者卡伦·郝（Karen Hao）追踪了 GPT 系列模型诞生后，其震荡效应如何蔓延至 OpenAI 的竞争对手——谷歌（Google）、Meta、Anthropic、百度（Baidu）等公司。她指出，这些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模仿了奥特曼的做法。

OpenAI 的战略——不计代价地扩大规模——逐渐成为整个行业的默认模式。郝的这本书既详实，又带着明显的批判锋芒，几乎像是一纸长篇责问。她写道：“正是 OpenAI，凭借其亿万富翁背景、独特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奥特曼非凡的野心、人脉和融资能力，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愿景，最终全面占领了行业舞台。”

“OpenAI 所做的一切，并非命中注定；那些庞大深度学习模型所带来的爆炸性全球成本，以及它引发的行业竞赛——为了把模型规模扩大到几乎覆盖地球的程度，这一切只能在一个地方发生，而它确实就在那儿发生了。”

换句话说，我们是被诱惑了，被那套高尚却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风险”论调麻痹了。郝笔下的 AI 演进史，讲的并不是机器何时接管世界、我们能否掌控技术这种抽象的 AGI 讨论，而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企业故事，关于我们为什么最终得到了这种版本的AI。

郝指出，这项技术的“原罪”，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达特茅斯学院的数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决定创造一个新词：“人工智能”。她写道：“这个术语天然地诱导人们进行拟人化联想，也让关于技术能力的夸大其词显得合情合理。”

她举例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开发出一种系统，能分辨卡片上小方块是在左侧还是右侧。他把这个系统宣传成“类似人脑”，声称它正走向“有感知、可自我复制”的未来。这些言论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广泛传播。

然而，公众对于这项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都存在更深层的不安。因此，当 OpenAI 取得突破之后，奥特曼作为 CEO，不仅被视为组织的管理人，也成了某种伦理守护者。

这个问题逐渐浮现，最初是在硅谷的耳语中，然后是一些长文博客，最终出现在公司离职员工撰写的深度文章里。正如记者基奇·黑基（Keach Hagey）在其著作《乐观主义者：山姆·奥特曼、OpenAI 与发明未来之争》（The Optimist: Sam Altman， OpenAI， and the Race to Invent the Future）中所写：

“那个被低声讨论、渐渐被议论成形、最终在网上复杂长文中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能信任这个人带我们走向 AGI 吗？”

在众多科技创业者中，奥特曼原本看起来是一个颇为值得信任的人选。他二十多岁时不仅已极具影响力、财务自由（在硅谷并不稀奇），而且道德声誉基本无瑕（这就非常罕见了）。

奥特曼成长于圣路易斯郊区的一个改革派犹太家庭，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父亲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母亲是一位皮肤科医生。他在当地的约翰·伯勒斯学校就读时，就被视为多才多艺的神童。

校长安迪·阿博特在 Hagey 的书中回忆说：“他的个性让我想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什么都能聊，而且聊得非常有趣。”无论是计算机、政治、福克纳，还是人权，他都能侃侃而谈。

奥特曼在16岁时公开出柜。根据 Hagey 的描述（他的传记比郝的更传统，但同样引人入胜），奥特曼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曾发起一项支持同性婚姻的学生运动，甚至一度考虑将这项活动推广到全国。

2005年，大二那年，他参加了校内的一个创业展示会。当时身材瘦小的奥特曼站在桌子上，打开手机，大声宣布：“地理定位就是未来！”他邀请有兴趣的人加入他的新项目。没过多久，他便辍学，创办了一家公司，名为 Loopt。

阿博特得知奥特曼决定投身科技行业时，忍不住劝他：“哦，山姆，别走这条路。你这么有亲和力！”

不过，在硅谷，“亲和力”也可以是一种资本。

Loopt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算不上爆款，但奥特曼的表现却让人印象深刻。一位当时接触过他的企业高管对 Hagey 说：“他可能全身上下才一百一十磅（约50公斤），却能让一群中年人围着他转，像听福音一样听他说话。任何一个见过他的人，都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他那种东西。”

在二十多岁时，奥特曼用 Loopt 获得的数百万美元开始投资其他初创企业，并成功打造了一系列风投项目。随后他被任命为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总裁，这家机构曾孵化出数十家市值达十亿美元的公司。这一职位让他成为“硅谷长者们”了解未来趋势的第一联系人。

他从杰夫·贝索斯那里学会了只用一个问号就能促成两人的邮件介绍；从 Y Combinator 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那里，他学到一个信条：创业要“加一个零”（add a zero）——思考要更大胆，更宏大。

在某种意义上，他仿佛是一个行走在硅谷创始人语录上的内部算法，总能预测下一个最可能的“正确动作”。

对那些他所仰望的“长辈”来说，奥特曼就像是科技界的神童——既是希望，也是吉祥物。彼得·蒂尔曾说：“他也许不在地理意义上的硅谷中心，但绝对是硅谷精神的核心。”（如今奥特曼已与他在蒂尔热水浴池中认识的一位澳大利亚年轻科技人结婚。）而格雷厄姆则给出了更生动的版本：“你可以把他空投到一个食人族居住的岛上，五年后再回来，他肯定已经成了国王。”

某种世代之间的套利正在发生。2008年，奥特曼开始参加“太阳谷会议”，这是一个只邀请产业领袖参加的年度高端私密聚会。在那里，他最终与传媒大亨巴里·迪勒和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成为“密友”。而与此同时，在2010年代中期，他仍和两个兄弟合租一套公寓。

郝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后来发生的小插曲：奥特曼曾在解雇一名员工后，向对方提供了氯胺酮（一种具有致幻效果的麻醉药）。他既是成年人世界里的神童，也是孩子世界里的成年人。

美国社会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那种笼罩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后的“末世感”——左右翼都在怀疑现有体制是否还能维持，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在硅谷悄然萌芽。

早在2015年，奥特曼就开始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还认真考虑过竞选加州州长的可能性。但他也对《纽约客》的塔德·弗兰德表示，他正在为“文明崩塌”做准备。他已经储备好了“枪支、黄金、碘化钾、抗生素、电池、水、从以色列国防军买来的防毒面具，还有一块位于大瑟尔的大片土地，我可以飞过去。”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科技亿万富翁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察觉到危机的临近，是因为他们更清楚美国社会正变得多么不平等，也因此多么不稳定。但在硅谷内部，这种焦虑经常表现为一种关于“生存风险”的叙述语言。特别是当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著作《超级智能》于2014年出版之后，对失控人工智能的恐惧开始迅速升温。

据郝所述，埃隆·马斯克对人工智能技术专家、DeepMind 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产生了强烈的执念——他私下认为对方是个“超级反派”。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马斯克公开警告说，人工智能实验就像是在“召唤恶魔”。

而奥特曼，正渴望一个更宏大的项目。在那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他召集了几百名 Y Combinator 的年轻创业者，在加州门多西诺县的一片红杉林中，举行一年一度的“豪华露营”集会。就在前一晚，他刚在桌游《卡坦岛开拓者》中战胜一众 YC 员工。

第二天，站在大家面前，他宣布，他的兴趣已经从“整个技术领域”，收缩到了三件他认为可以根本改变人类的事情：核能、大流行病，以及——最深刻的——机器超级智能。

就在同一个月，奥特曼给马斯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可能阻止人类发展人工智能？”他写道，“我认为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既然这件事注定会发生，那让谷歌之外的其他人先做出来，或许是件好事。”

奥特曼提出，要创建一个“人工智能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让这项技术“属于全人类”，通过某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来实现。马斯克回信道：“这值得谈一谈。”

最终，为 OpenAI 项目做出“世俗自由派的祝福”的，竟然是查克·舒默——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2019年对 OpenAI 总部进行了不公开访问。那时，OpenAI 已由奥特曼领导，并且成功将马斯克边缘化。

据郝记载，舒默坐在一间会议室里，房间前方的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一团虚拟的火焰。他看着在场的员工，说道：“你们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它，但这事真的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我认识山姆。你们交到了一个好领导。”

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是如何看待这项技术的？郝所采纳的一种常见说法是：这个圈子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繁荣派”（boomers）和“末日派”（doomers）。

繁荣派对 AI 能造福人类充满乐观，希望加快推进其发展；而末日派则强调 AI 的存在性风险，立场近乎偏执。OpenAI 最初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种末日派设想。马斯克当年最担心的是，如果谷歌的 DeepMind 真的构建出了一个 AGI（通用人工智能），而它的目标仅仅是“最大化利润”，那它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竞争对手。OpenAI 的使命，正是为了把技术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

但到了2018年初，马斯克退出了。他原本承诺要为 OpenAI 筹集10亿美元，但最终只兑现了不到4500万美元。此时，组织内部也有人开始推动将其转为营利性结构，以吸引风险投资并通过股权留住顶尖研究人才。

在一次会议上，马斯克宣布自己将离开，并给出了多个看似矛盾的理由：他说，作为非营利机构，OpenAI 无法构建真正的 AGI，而特斯拉拥有更多资源，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他也表示，也许另一个地方才是推进 AGI 的最佳场所。

一名实习生在会上提问：“你之前不是说，把 AGI 放在营利结构中会带来安全风险吗？现在我们不是正走在你反对的那条路上吗？”马斯克回答：“你无法想象我为这件事花了多少时间思考。我真的很害怕这个问题。”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你是个白痴。”（原文为 “jackass”）

在 OpenAI 演化为“非营利+营利子公司”的混合结构后，内部也开始出现文化分裂。一方面是末日派研究员组成的安全团队，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裔美国科学家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另一方面是专注产品落地与商业化的繁荣派，以麻省理工学院辍学生、软件工程师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为代表。他推动 OpenAI 迈向应用层、商业化。

不过，这两条路线并非泾渭分明。最终，阿莫迪与妹妹丹妮拉（Daniela Amodei）一道离开公司，理由是 OpenAI 背弃了其创立初衷。然而郝指出，两人随后创办的公司 Anthropic，“从长远看与 OpenAI 的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执迷于规模，同样不透明。

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是伊利亚·苏茨克维。他在多伦多读研究生时就已在 AI 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后来成为 OpenAI 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起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繁荣派：“我认为，”他曾对 AI 记者凯德·梅茨说，“我们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让地球表面布满数据中心和发电站。”但到了2023年，他却带头发起了一场“政变”，短暂将奥特曼逐出 OpenAI，高调投身“末日阵营”。

苏茨克维和阿莫迪兄妹的轨迹表明，一个更真实的身份标签或许是“繁荣末日混合体”（boomer-doomers）。

而在这个领域，那些最相信技术之力的人，与那些最担心技术之祸的人，往往共享一个核心判断：他们都坚信这项技术的力量。无论是希望拯救世界，还是担心它摧毁世界，他们都在被同一个火焰吸引。

海伦·托纳，一位专注于 AI 安全的学者，最终加入了 OpenAI 董事会。她曾专程前往中国，研究当地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因为中国是美国在全球 AI 竞赛中的主要对手。

正如 Hagey 所写：“她在中国发现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AI 工程师几乎从不谈自己工作带来的社会影响。而在加州湾区，他们似乎只想谈这个。”

但 OpenAI 的成功，真正依赖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关于未来哲学的讨论，而是两样更“传统”的东西：美国资本的灵活性，以及奥特曼本人的个人魅力。

2018年，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会议”上，奥特曼在楼梯间偶遇微软 CEO 纳德拉（Satya Nadella），当即向他推销合作的想法。比尔·盖茨虽对项目持保留意见，但纳德拉的团队多数人都很兴奋。不到一年后，微软便宣布对 OpenAI 投资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 Azure 云平台的算力额度。

之后，这一数字不断攀升，最终超过了一百亿美元。

郝在书中引述一位中国 AI 研究人员的话，说得非常直接：“即便在 AI 人才上不输美国，但在中国，再出色的研究团队也不可能在没有明确产品愿景和实用路径的情况下，拿到一亿美元投资，更不用说十亿美元了。”

在这两本书中，纳德拉的出场都很短暂——他是房间里那个“真正的大人”，而“真正的大人”向来不是最吸引眼球的人物。但如今，随着微软对 OpenAI 的投资额攀升至数十亿美元，纳德拉对这家公司的影响，已不亚于奥特曼。

毕竟，2023 年那场短暂但震撼整个科技圈的“政变”——苏茨克维和部分高管联合罢免奥特曼——最终正是纳德拉出手，才让奥特曼得以迅速回归 CEO 之位。

就在前一年，苏茨克维还曾说过：“现在的神经网络或许已经具备一点点意识。”对此，一位竞争对手公司的科学家讽刺回应：“那在这个意义上，一大片麦田也许也算有点‘意面意识’。”

相比之下，纳德拉显然对这种“繁荣-末日”玄学嗤之以鼻。

人工智能的更深层现实也许在于：它反映的并非超越现实的技术奇迹，而恰恰是它所诞生的公司制度和文化——正如奥特曼仿效硅谷前辈的行事风格，又如聊天机器人输出的回答，不过是它所吸收文本的映射。

纳德拉最近在德瓦克什·帕特尔（Dwarkesh Patel）的热门科技播客中露面，表现得从容、乐观，言语中不断淡化 AGI（通用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的意义。当帕特尔追问他是否认为 AI 代理最终会接管人类的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时，纳德拉回答说，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谁说我人生的目标是筛选邮件呢？”他说，“让 AI 来筛选邮件吧。但在它完成这件事之后，可以给我布置一个更高级的认知任务，比如：这三封草稿中，你来决定该修改哪一封。”

那么如果 AI 连这个“第二级任务”也能完成呢？纳德拉淡淡地说：“那就会有第三级任务。”

在这个访谈中，纳德拉明显想把 AI 从科幻语境中拉回现实应用场景。他的策略是不断缩小问题边界，让讨论围绕具体的系统架构，而非技术哲学。

当帕特尔试探性地提出：未来是否会在微软董事会中加入一个 AI 代理？这个设想听起来颇具反乌托邦色彩。纳德拉的回答却是，微软的工程师目前确实正在 Teams（微软的办公协作工具）中测试 AI 代理，用来协调和引导人类团队成员。他说，他不排除未来某天董事会真的会配备这样的 AI 工具。

听起来确实没那么吓人了，但也似乎……没那么有趣了。

就像奥特曼一样，纳德拉如今也在努力改变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看法——试图让人们不再将其视作科幻产物，而是当作一种提高办公效率的日常工具。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而行业本身至少要对其中一部分困难负责。

早期的那波“繁荣主义”与“末日主义”的公开狂热，虽然成功吸引了投资和顶尖工程师，但同时也在公众心中播下了广泛的、低烈度的不安感。当苏茨克维——这个对技术理解最深的人之一——都能宣称神经网络“可能有一点点意识”，那几年后，纳德拉再怎么告诉大家“这只是 Teams 的新功能”，人们也很难完全放心。

除此之外，奥特曼还面临另一股文化潮流的转向。从大约2016年开始，科技媒体对行业领袖的描写从颂扬转为审判。以往那种“技术神童”的神话书写，逐渐被更具批判性的记录所取代。

比如，曾写出《Facebook 效应》（The Facebook Effect，2010年）的戴维·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如今的接力者是莎拉·温-威廉姆斯（Sarah Wynn-Williams）所著的《粗心的人们》（Careless People，2025）；而曾写下《新新事物》（The New New Thing，1999年）的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其对应作是艾米莉·张（Emily Chang）在2018年出版的《兄弟会乌托邦》（Brotopia）；就连以描写亚马逊起家的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也从2013年的《一切商店》（The Everything Store），转向了2021年更具批判意味的《亚马逊解放之后》（Amazon Unbound）。

郝对 OpenAI 的内部报道非常扎实，她的论点也令人信服，即公众不应再执迷于所谓“AI 是否有意识”，而应关注其对劳动市场和环境的真实影响。但她对奥特曼的批判，某些地方也显得过于激烈、甚至略带私人情绪。

在《AI 帝国》接近尾声时，她写道，奥特曼“长期存在不诚实、争权夺利和自利行为的历史”。（欢迎来到人类世界，山姆。）

郝在书中还试图强化一项早在2021年被曝光的指控：奥特曼的妹妹安妮（Annie Altman）公开表示，自己在3岁时曾遭哥哥性侵——那时奥特曼12岁。她称这些记忆是在成年后接受心理治疗期间逐渐恢复的。奥特曼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然而，这种更具攻击性的批判视角，也存在一种风险：它可能与马斯克针对德米斯·哈萨比斯所发起的“超级反派叙事”相呼应，变相将个体放大成“超级恶人”，背后则是公众难以化解的模糊焦虑。

奥特曼的故事，一方面是一个人如何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在 AI 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这项技术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他——在那些关于劳动、权力与未来的根本问题尚未有答案之前，他已经开始蜕变。

郝的书从2023年末的一幕开场：奥特曼被苏茨克维和几位 OpenAI 高管短暂罢免的事件，这场政变如今在公司内部被戏称为“那次小插曲”（The Blip）。

当奥特曼得知政变发生时，他正在拉斯维加斯观看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1）。苏茨克维通过 Google Meet 视频会议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你被解雇了。

奥特曼保持镇定。他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特别严重，或许是因为在苏茨克维的狂热中，他看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影子。他平静地回应道：“我能帮上什么忙？”

此时的他，已经在各个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全是生意的人”（all busines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作者：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编译：经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