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曾被誉为“世界糖罐”，其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使其蔗糖产业蓬勃发展。然而，如今却陷入了“一糖难求”的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全球蔗糖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暴跌，古巴蔗糖产业遭受重创。同时，美国长期的经济制裁也严重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渠道，使得古巴蔗糖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古巴自身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相对滞后，未能及时拓展其他经济领域，过度依赖蔗糖产业，一旦蔗糖市场出现波动，便陷入了如今的困境。

作为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与中国建交65周年以来，开展了大量合作。旅游是古巴传统的支柱和创汇产业，古巴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中国开启“北京-马德里-哈瓦那”每周两次直航航班等政策，更是推动了两国人民的交流互动。本文作者基于对古巴的长期探访，从古巴人视为“体面一餐”必备的“糖”这一基本物资切入，揭开了古巴在冷战格局、国际市场波动与国内政策乏力的多重挑战下，一步步走向经济衰退的历史。

本文指出，对古巴当下影响最大的自由市场模式，源于古巴政府在苏联解体这一特殊时期的自救措施：政府允许本币与外汇双轨并行，并在1993年颁布外币合法化条令。这导致能获得美元者享受进口商品，其他人依赖配给，致使社会进一步分化；而黑市的兴起因旅游业的开放和需求增长扩张，挑战国家经济监管。2021年，古巴终于迎来市场改革，推行双轨合一，允许调整物价工资并扩大私营企业，但引发严重通胀和购买力下降，食品短缺成为突出问题。

从“世界糖罐”到“一糖难求”，古巴何以至此？作者指出，美国是古巴最大的糖消费国，并利用其主导地位来影响古巴政治局势。20世纪初，美国通过军事占领和经济渗透掌控古巴糖业，使其成为依附性经济。1960年，美国为遏制新生的古巴政权对古巴糖实施禁运。脱离美国体系半个多世纪后，古巴仍未建立自主产业链，并因优先发展旅游业而忽视民生基础生产。

面对古巴的系统性困境，国际社会更关注其“革命乌托邦”象征（如免费医疗、教育），忽视其现实困境，阻碍改革讨论。若要真正重建古巴人的生活，我们需走出“面向外国人的阳光、沙滩和酒店”，谈论“谁都不愿听到的古巴负面现实”，帮助其在国际博弈中寻找自主发展路径，而非仅归咎于美国封锁。

从在古巴买不到糖说起

尽管古巴物资匮乏是常态，但糖的缺失却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如同大多数人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世界糖罐”怎会没有糖？二是它超出了我在古巴生活的经验。作为一个混迹古巴黑白市场近三年的异乡客，既往购物经历告诉我，除时令水果蔬菜和进口货源外，大多时候只要支付高于市场价格，付出心力搜寻，我总能找到某些季节相对匮乏的基本物资。

但我没料到糖匮乏竟到如此境地。2023年2月到5月，我在古巴自由市场和国有市场都没有买到糖，购买面粉、大米、油和盐也遇到重重困难。除个人遭遇外，我走访的所有古巴家庭都跟我抱怨糖的缺失；哈瓦那繁华地段的几家私人甜品店关门大吉；许多国营面包店也间歇性营业……直到5月底全国蔗糖收割结束，终于等来官方解释，古巴糖业集团（AZCUBA）负责人在古巴国家圆桌会议（Mesa Redonda）上宣布，今年古巴糖产量未达预期；一些关注古巴糖业发展的经济学家指出，2023年古巴糖产量为1898年古巴独立革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一系列情况面前，“世界糖罐”破碎的现实显露无遗。

购糖渠道的变迁

在古巴生活将近三年时间，我不曾感到糖匮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本不喜欢吃糖和甜食，只是在古巴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后，糖才成为我购物清单中的一个选项；二是作为一个与大部分古巴人相比“相对有钱的”外国人，新自由主义市场的竞争规律在我身上作用相对明显。惭愧地说，金钱的力量确实让我受益，在有限的市场资源中，相对较高的购买力让我通常比一些古巴人有更多选择和更广泛的获取途径。因调研工作的需要，我经常辗转在不同古巴家庭间吃食。来自古巴家庭共同居住的经验，及个人的食材收集经历，也让我逐渐了解古巴糖的购买途径。

古巴官方糖供应有自由市场和国有市场两个渠道。2019年9月～2020年10月的田野时间中，我购买糖的渠道主要在自由市场、国有市场和黑市。自由市场通行货币是可兑换比索（CUC），2004年开始流通，等值货币为美元^[1]，允许持有者出入售卖着更多种类和数量物资的外汇商店。国有市场通行货币是古巴比索（CUP）[2]，以粮油店和国营店为主要货品分发渠道，原则上只开放给古巴人使用。黑市在两者交界处，售卖物品主要来自国有市场和自由市场，以及一些国家进口渠道外的物资。   

计划经济于我而言是新事，对祖辈和父辈已是生命史的一部分。只是与中国按票购买不同，古巴人在国有市场的通行证是“粮本”，学名为“供应手册”（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其创立背景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古巴两国博弈有关。

1962年2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施包括经济、金融封锁以及贸易禁运等在内的全面制裁法令，试图切断其他国家与对古巴的食品供给和物资供应等项目，在古巴国内制造不满和冲突，以达到瓦解卡斯特罗政权的目的。古巴政府迎难而上，开始调动全国资源，以家庭为单位向民众分发了供应手册，并于1963年7月12日正式建立古巴粮食管制和分配办事处，确立将其作为一项粮食补贴和配给制度，以此来保证国内所有民众都能获得基本产品。

制度创立之初，拥有粮本的古巴人可通过粮本到社区指定的粮油店，按月领到政府发放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通常只需支付产品实际价格的10%就能获得大米、鸡肉、糖、牛奶、鸡蛋、油、豆类、意大利面条，甚至包括衣服和鞋子等物品。约每人每月一美元。

据古巴财政部门2017年统计，国家通过向外进口以及向内征集两方面措施，每年在食品补贴上的支出约为7亿~10亿美元。这项措施在国内长期存在广泛争议，近几年来古巴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使该项政策的推行越发举步维艰。劳尔·卡斯特罗2011年出任第一书记时，即提出取缔该政策的决议，认为国家经济不能继续承受这样的开支，然而，很多民众纷纷抗议，提出全国很大一部分人依赖该政策才能过上最基本的生活。政府最终通过减少粮本中供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来减少这笔开支。直到当下，粮本制度仍然存在。

对古巴当下影响最大的自由市场模式，与20世纪90年代古巴政府在“特殊时期”^[3]时的“自救措施”相关。为应对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危机，1991年古巴政府改革更新宪法，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分权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主要产生两个与国有部门平行的新兴经济部门，一是以本币开放国内市场，二是以外币重新开放进口和国内制造业市场。

1993年6月，古巴政府颁布外币合法化条令，以期促进汇款、外国投资和发展旅游业。这是古巴公民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首次合法使用美元。此外，为增加国内硬通货，国家还鼓励古巴人与生活在国外的家人重新联系；同时为收回民间流通的美元，国家仿照以前只为外交官开设的美元商店，在全国各地开设数百家一元美元店（Todo por $1），向拥有美元的古巴人出售更多种类的商品。^[4]

这一时期，对商品消费的需求推动着民众的主体性实践，双轨制制造的区隔逐渐被打破，古巴黑市蓬勃发展。一方面，国家分配体系外的新渠道导致不平等现象日益明显，社会分化加剧。那些无法获得美元的人无法在外汇商店购物，被排除在外；而越来越多的富人则不再在配给店排队领取口粮，转向购买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进口商品。倒买倒卖在两个市场间盛行。另一方面，古巴开放国门，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游客需求和外币流入刺激了黑市扩张，同时也为黑市提供了额外的进货和销售渠道，进一步推动了黑市商品和服务的供应。^[5]

三个市场并行，国家经济结构逐渐扭曲，超出国家监管范围的黑市蓬勃发展，对国家权威构成挑战。2021年1月1日，古巴政府实施了以双轨合一为主要特点的市场重组计划，全国各行业调整物价和工资，并在更大范围内允许小型私营企业运作。三年间，通货膨胀愈发失控，民众购买力显著下降，食品问题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严重的阵痛。

2022年11月，我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重新在古巴调研。彼时岛上的物资优先供给美元店，黑市在国家市场转型中逐渐合法化，新型的经济参与者通过海外亲戚和私人关系等途径将原本私下进行的生意摆到“阳光”下。粮油店仍然存在，但供货基本枯竭。至于糖消费，由于国内糖产恶化，黑市和粮油店中的糖供给经常消失，美元店逐渐售卖起进口白糖，通常来自巴西。

糖匮乏：甜蜜与悲哀的日常叙事

如果一个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且不爱吃甜食的外国人都感到糖窘迫，那些只拿着国家工资（2023年古巴人平均月工资为3838比索，按官方汇率约每天1.07美元，低于每天2.15美元的联合国贫困线^[6]）、且有吃甜饮食文化的古巴人，生活又是怎样的境遇？

2024年1月16日，我第三次回古的第二天，便尝到近半年在哈瓦那家庭中流行的“不含鸡蛋和小麦面粉的蛋糕”（以下简称“大米蛋糕”）。该甜品是古巴近两年来由于鸡蛋和面粉长期短缺后，古巴人发明的家庭自制甜点。

接待我的是许久未见的巴老师和巴夫人。巴老师刚过古稀之年，巴夫人年近六十五。巴老师有两个女儿，分别在法国和美国；巴夫人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两人相识于一场学术会议，新冠疫情期间同居共渡难关，此后巴老师便住在巴夫人家中共同生活。巴夫人不轻易出门，尤其近两年，她说街上许多无助的面孔、沮丧的脸庞，以及人们对生活的抱怨总让她感到压抑和悲伤。因此，负责外出购物的任务落在巴老师身上。工作日内巴老师约有三天的时间需步行来回10公里上班，其余空闲的两天处理家庭购物等琐事。生活烦琐如此，巴老师在学术上仍取得丰硕成果，他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荣获多项国家调研项目奖和社科学术贡献奖。

受西班牙殖民者饮食习惯的影响，饭后甜点被古巴人视为“体面”一餐的必备。为了这顿迎接我回到古巴的饭菜，巴老师和巴夫人着实耗费了财力和精力。仅拿简易版的大米蛋糕来说，其基本原料含大米粉、黑糖、酵母、水、油、醋和盐。巴老师在我来的前两天开始在市场寻找食材。辗转三个市场搜寻酵母无获后，巴老师只能托关系从古巴国营面包店中“借”来酵母。对必不可少的黑糖、油和醋等原料，巴老师花“高价”在不同的小市场买入。

搜寻、奔波，或有所获，或无所得，或需思考替代方案……这些只是当下大部分哈瓦那人为满足日常生活的缩影。古巴人常用到的一个动词是luchar，意思是“斗争”，la lucha是该词的名词。古巴革命时期，lucha一词经常被高层官员引用，表示反帝、反美、反资的斗争。如今，这个词已经融入到古巴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用来描述他们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而面对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另外两个常出现在古巴人生活中的词是resolver（解决）和inventar（发明创造），它们常被古巴人用来形容个人以创新的方式克服障碍和完成任务，如男性在国家法律限制下寻找食物的“技巧”，女性面对有限食材时如何改变菜谱，以创新的方式合理利用食物资源。

正餐完毕，巴夫人从厨房中端出大米蛋糕。她自豪地跟我和巴老师讲述着她的成功经验，从用料用量、烹饪时间、色泽软硬到烹饪温度，详细的操作步骤是避免高昂“试错成本”的保障。这项发明成功后，巴夫人第一时间拍照分享到脸书上一个名为“古巴食谱”的社交平台，并附上具体制作细节。该网站共享了许多古巴家庭“厨房里发明”的食谱。巴夫人向我展示了大米蛋糕帖子下数十条评论和点赞。其中一条让人颇为触动。一位年轻女性用户留言：“我的两岁儿子生日快到了……日子越近，我感到越发无助和羞愧……没有鸡蛋和面粉，没有像样的饭菜。非常感谢您的食谱，现在我有解决甜点的办法了。”

量化数据从另一层面阐释了古巴社会转型的饮食困境。2023年4月，古巴国家人类学中心调研团队完成了一项关于古巴经济转型的全国调查。相关结果显示，古巴人要想维持2021年货币改革前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资应该是16283比索，而不是目前的2100比索；而要维持1942年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资应为27188比索。该调研报告批判性地指出，在古巴社会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导致长期以来许多古巴人生活中充满了荒谬感和情感上的困惑。在一种结构性无力的情况下，他们长期忍受着普遍存在的资源短缺。^[7]  

糖业霸权：世界糖罐的构建与破碎

吃甜的饮食文化作为一种殖民遗产，是古巴人的甜蜜也是悲哀。糖并非古巴本土产物，古巴印第安人本不食糖，而是以手为餐具，以木薯等根茎食物为主食。1492年哥伦布登陆古巴，紧接着，在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屠戮、奴役以及疾病等因素影响下，古巴土著居民几尽灭绝。哥伦布在1498年的第三次航行中将甘蔗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8]，迭戈·委拉斯开兹于1523 年将甘蔗带到古巴。此后，西班牙殖民者以蔗糖种植和糖生产为中心展开的种植园经济，全面改变了古巴岛上包括饮食结构在内的社会文化。

在西班牙殖民时代，甘蔗生产便在古巴经济中扮演主导角色。殖民者基于综合利益考量，优先种植甘蔗（和烟草）。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古巴本土的水果、蔬菜、鱼类等不适合长途运输回欧洲；当地的块茎作物，如木薯和芋头，在欧洲市场上无销路；此外，西班牙宗主国禁止在殖民地种植棉花、小麦和稻米。另一方面，古巴土地的平坦程度和全年都有耕种甘蔗的可能性，使其成为最具利润的作物之一。^[9]

20世纪初，美国成为古巴最大的糖消费国，对古巴糖业经济模式造成深远影响。1898年7月，古巴人为自治与西班牙作战，美国以协助古巴获取独立为由加入战争。同年12月，西班牙向美国投降并签署《巴黎条约》，将古巴主权转让给美国。1899年1月1日，美国正式开始对古巴军事占领，在各项贸易协议下，美国逐渐在该岛糖业中拥有霸权地位，利用其作为古巴主要投资者和糖消费者的地位来影响古巴政治局势。

也正因如此，1902~1958年古巴革命胜利前，古巴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制定的宪法束缚下运行。^[10]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卡斯特罗在推进国有化进程时发现古巴糖业资本95%由美国公民持有。^[11] 1960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遏制新生的古巴政权对古巴糖实施禁运。苏联随后购买了美国拒绝的古巴糖，与古巴开启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新关系。

1972年古巴成为苏联经济互助委员会（CAME）成员国。根据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古巴被指定为CMEA的糖供应商。苏联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购买方式与古巴签订协议，古巴因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有保证的市场，且能以优惠价格销售其全部糖产量。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提供了包括甘蔗收割机械等机械化农业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各种原因使古巴放弃了对农业多样化的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糖业规模。^[12]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的补贴维持了古巴经济二十多年的较高水平运转。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价格优惠和需求稳定的糖市场消失，陷入经济漩涡的古巴政府必须直面糖业扩张的历史遗产。近三十年来为治愈该历史之殇，古巴进行了多次糖业调整以期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

2002年罗萨莱斯·德尔·托罗部长宣布全国糖业重组计划。具体措施包含将全国156个糖厂中的71个停产，其中5个转为旅游博物馆，5个闲置备用，61个拆除，另71个继续生产原糖，14个生产动物饲料。然而，自重组以来，减少糖厂数量而未明显转型技术的糖业生产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古巴糖产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2011年，古巴政府废除糖业部门（MINAZ），将整个糖业置于由古巴糖业集团全面管理。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直接与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包含13个地区糖企，10个国企，以及2个研究机构，负责整个糖业生产包括生产甘蔗、糖、衍生品等的整个流程。

古巴糖业集团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巴糖业转型。一个重要变革是2012年11月与巴西公司“基础设施工程公司”（COI）达成13年合作协议。巴西公司承诺提供新的资金、设备及巴西技术和专业知识，引进新的机械和收获运输设备，从而升级古巴糖厂机制。这种安排一定程度帮助了古巴糖业转型，但限于规模和投资力度，并未对整个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世界糖价一直不稳定，古巴糖业在内部转型尚未成功之际，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制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任何重大波动都可能严重破坏那些依赖向世界市场出口的国家的经济。自2021年以来，古巴受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美国制裁加剧等多重影响，机械、燃料、化肥等田间投入品的进口急剧短缺，进而导致糖产量急剧下降。根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古巴糖产量仅占全球配额不到1%。

根据古巴国家糖业部门原计划，2022~2023年的生产目标约45.5万吨糖，内贸部门分配31万吨配额，约24万吨用于古巴国内家庭糖的分配。2023年5月产糖数据表明，实际总量仅约35万吨，创下古巴自19世纪以来最低纪录。同年，古巴政府还需履行与中国签署的出口40万吨糖协议，以及与欧盟各国的朗姆酒供应等协议。此外，糖赤字也引发了古巴其他相关产业的危机，如古巴标志性的哈瓦那俱乐部朗姆酒的产量也有所下降；国内软饮料的生产也遇到类似问题，古巴官方承认包括糖、包装用罐头和塑料等原材料短缺。

官方虽然愿意做出解释，但解决实际问题并非易事。2023年2月，古巴糖业生产链总经理承认古巴糖业存在危机，将其归因于财政困难和由于“移民效应”导致的人员短缺。而古巴国内贸易部长在2023年5月的圆桌会议上宣布，为缓解糖危机，从9月起到11月，古巴民众通过粮票领取的糖配额将从四磅减少至三磅。然而，实际情况是，三磅的糖也没有按时供应，并逐渐从粮本中消失。

结构性制约下的匮乏  

“糖”将古巴人的日常生活叙事与更大的全球格局和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试图阐明的一点：古巴社会当前面临的系统性危机根植于深远的历史背景，并与全球结构性限制紧密相连。“世界糖罐”的破碎并非一时失误，而更像是高山顶上的巨石坠落，虽然有时会被森林树枝拦截，但其命运却难以逆转。

只有在古巴长时间生活过，才能深切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匮乏感，以及在世界体系和国家制度结构性力量下的无力感。古巴不仅是媒体描述的“美丽热烈的国家”，电视新闻中宣传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一切平等”的乌托邦；也不仅是周杰伦歌曲中描绘的“忘了心事的国度”；更不仅是旅游公司设计的游览路线中游客所见到的阳光、沙滩和酒店的一面。

自从我2019年抵达古巴以来，各种挑战充满了古巴人的日常生活：石油短缺导致公交车停摆，老师、学生和上班族经常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深夜街头人头攒动，或是司机为了在石油短缺的背景下为维持生计花费数日排队加油，或是普通民众在物资短缺背景下为低价抢购即将到货的鸡肉和每天只领一个的面包熬夜排队……对很大部分古巴人来说，体面的饮食和生活已成为奢侈的向往。

2023年联合国大会第31次就结束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必要性进行投票。来自190个成员国的投票结果显示，除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乌克兰弃权外，187个国家都反对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贸易禁运。大会指出，自1960年封锁措施实施以来，古巴损失近1.6万亿美元，严重影响古巴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导致古巴国内药品和食品短缺，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然而，古巴当下面临的问题仅是美国封锁所致吗？若从传统的结构主义视角看，外围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将高度依赖视为一种特定的结构性条件，而摆脱依赖则需要通过变革以减少中心的影响。^[13]该解释在古巴案例中似乎略显乏力，作为曾经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范例，其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分离超过半个世纪，但依然未从本质上解决其外围状态的问题。换句话说，古巴试图摆脱对糖业的经济依赖以实现经济自主，这种独立不仅需要在政治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实现内部再生发展和生产系统的整合，从而推动结构性变革，以解决资金短缺、内部储蓄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这种指教的口吻可能有妄言之嫌，但面对古巴当前的系统性危机，需要做出一些必要性反思。一位古巴经济人类学家谈道：

“我们与美国的战争已进行六十多年了，我们可以说古巴无法进口很多商品是因美国封锁，但古巴人日常所需的面包、糖、盐等微加工食品的匮乏，难道也要全归因于美国封锁吗？我们自西班牙时期就开始吃面包，但我们国家没有面粉；我们是历史上的产糖大国，但我们没有能独立运作的机器；我们是海岛国，但我们缺盐缺鱼……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内部生产链条……我们的钱花在哪了，你看即使很多古巴人在遭遇基本生存问题，但为外国人新建的酒店高耸耀眼。”

除内部财政分配机制不合理外，国际观念和偏见也是古巴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之一。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古巴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成为一种象征性存在。外部标签如“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美国封锁和政治对立”“雪茄、音乐和舞蹈”等认知和看法正固化着古巴的形象，却不允许它掉下神坛。

一位古巴著名学者坦言：

“我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国际会议上讲述过古巴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等研究，我感到很奇怪——似乎谁都不愿听到古巴的负面现实。每当我谈及古巴当前的困境，得到的回应通常是，‘看看你们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看看你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疫苗’……我难以启齿，我知道我们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家里已经很久没有买到鸡蛋和肉了。”

然而，在结构性的困境下，古巴人民的乐观精神依然没有改变。2021年疫情期间，古巴艺术家们创作了一首名为《一个国家的力量》（La fuerza de un pais）的歌曲，在全球引起不小轰动。歌词从古巴独立史叙述到当下，配以古巴科学家们研发疫苗，向全球派遣医疗队等画面，洋溢着古巴人不畏艰难、坚韧乐观的品质，为全球抗疫的疫苗研发贡献了全国之力的大我精神。很多人不禁为之感动落泪。一位古巴社会学家笑着说：

“这很常见，大家几乎都在关注歌词中古巴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以及我们为全人类进步所做的努力，但刺痛我的是这一句歌词，‘dura， pura， cura’，坚韧，纯粹，疗愈。你知道我有很多机会离开这个国家，各种生活困境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痊愈。但我不会离开，这是我的祖国，我期待着它变好，我痛但我深爱着它。”

注释

[1] 古巴美元惩罚税（penalización de dollar）是2004年古巴政府针对美国对古巴实施的金融封锁所采取的自卫措施。对在国内使用的美元现金征收10%的税收，即官方渠道的兑换汇率为1可兑换比索（CUC）等于1.1美元。其目的是为了在美国的经济封锁之下，降低古巴金融机构使用美元时所面临的风险及成本。2021年取消该项政策。

[2] 官方汇率为1CUC等于25CUP。

[3] “特殊时期”（Período especial）始于1991年，正式结束并没有确切的日期，一般认为2007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与1990年相似水平时，特殊时期结束。

[4] [11] García Molina， Jesús M.， La economía cubana desde el siglo XVI al XX: del colonialismo al socialismo con mercado， CEPAL， 2005， pp. 30~32; p. 23.

[5] Brenner， Phillip，“History as Prologue: Cuba before the Special Period，”in Philip Brenner， Marguerite Rose Jiménez， John M. Kirk， and William M. Leogrande， eds.， A Contemporary Cuba Reader: Reinventing the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p. 168~169.

[6] 由于古巴国家补贴制度依然存在，且数据统计背后的方法论不明确或定期更改，此处仅提供参考。有关古巴数据统计的问题，可参见Mesa-Lago， Carmelo，“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tastistics in Socialist Cuba (Part One)，”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 No. 1， 1969， pp. 53~91；Mesa-Lago， Carmelo，“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tatistics in Socialist Cuba (Part Two)，”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 No. 2， 1969， pp. 47~81。

[7] Pablo Rodríguez Ruiz， Victoria Pérez Izquierdo， Javier LafitaLabacena， María Paula Díaz， Realidades de Los Nuevos Actores Económicos. Contexto y Desafios， La Habana， Abril， 2023.

[8] 伊斯帕尼奥拉岛（La Española）是加勒比海地区第二大岛屿，仅次于古巴。位于大安的列斯群岛中部。该岛如今被分为两个国家：海地（Haiti）和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

[9] Ayala， Cesar J.，“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ugar Production in Cuba， 1880–1930，”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 No. 30， 1995， pp. 95~124.

[10] Echevarría， Oscar A，“Cub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ugar Market，” Cuba in Transition， No. 5， 1995， pp. 363~373.

[12] Pérez-López， Jorge F.，“The Eestructuring of the Cuban Sugar Agroindustry: A Progress Report，”Cuba in Transition， No. 26， 2018， pp. 49~57.

[13] Prebisch R.， Hacia Una DinÁm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Con Un ApÉndice Sobre El Falso Dilema Entr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Estabilidad Monetaria， 1963， pp. 89~9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内容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刊标题为《“世界糖罐”的破碎》，作者：唐永艳，编辑：鲁方裕、陈蕊、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