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相关内容呀，没有具体的信息我没法准确写出是谁这么说以及相关描述呢。你可以详细说说背景、对话情境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为你创作。

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滴滴平台内测了“女乘客可选女司机”功能，这堪称进行了一场社会学实验。实验结果显示，一些群体这几年鼓吹的抽象“girls help girls”叙事在打车实验中并未实现，反而导致女司机群体被投诉率猛增。

原因就像很多网友所总结的，连打车这种事情都特别在意性别叙事的用户群体，很大概率是对服务要求很多的群体。

像《好东西》中的那句台词“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所体现的逻辑那样，这种连打车也持有性别叙事的群体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但自己可能不愿意承认的诉求，就是对购买来的社会服务的要求很精致，标准很高。只不过在当下流行的某种性别叙事中，这种精致和高标准可以和“美好的性别品质”挂勾。并非是因为这个司机是女性而被无条件认可，而是性别叙事假设“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她可以干净精致服务好”，所以才被认可。

所以一进行社会实验就会发现，如果女司机没满足精致的服务需求，那这种性别叙事爱好者并不会因为对方是女性就惯着，该投诉还是会投诉。

就像我们在之前文章《起码，先让幼儿园小朋友告别女神节吧》中所说，我们确实要承认，不同的性别天生都有生理决定而来的美好品质。但不论男女还是什么，单纯基于个体的品质辐射范围总是很狭小的，个体总是受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视域范围和分工属性，只有深度参与到社会运转和集体实践的过程中，美好的品质才能放大升华，变成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一个秉持极端个体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的人谈超越群体阶层的共情与博爱是荒谬的。

或者像教员所说“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去机械地理解这句话。在技术进步使很多领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一定的帕累托改进，进而导致马克思的“阶级”到韦伯的“阶层”转向得以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地域范围大幅强化稳固后，一些跨阶级/阶层的共同道德观和抽象人性确实得以形成，如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共识，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理念和活动交往规则，以摩登城市为模板的生活要求，统合各阶层的主流文化审美等等。

但这只是代表阶级对道德和人性的分野暂时潜入底层了，而非消失了。一涉及经济关系的对抗，不管你是从阶级划分还是从阶层划分，很多抽象的道德和人性观就要为此让路了。

这几天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据九派新闻报道，淘宝在进行人群推广时，可在自定义推广页面设置屏蔽人群，包括100%完全屏蔽异常退款人群及高退款人群，对退款率较高人群减少曝光。目前仅针对天猫、淘宝服饰行业商家开放，不支持其他行业商家申请。

表面看起来这个新闻跟性别无关，但又在一些性别叙事者聚集的网络空间中引发强烈反应。因为女装领域是这几年网购退货的重灾区。

这个例子就完全没有“girls help girls”性别叙事的空间了。对平台和商家来说，关心的只是怎么赚钱怎么减少损失，就算是女商家，也不会因为消费者是女性就可以容忍高退货率损失。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就更不会关心商家是男是女了，没多少人会因为网店商家是同性就该投诉时不投诉吧？

这种平常性别叙事震天响，一到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就立马亲集美明算账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分性别，从住房生育到医疗社保，很多公共议题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网络中日常一边是性别对立热火朝天，一边是基于城市、地域、中产之类属性的男男女女们在共同借议题进行要价的合谋。

当阶级矛盾凸显，那种抽象的，超越一切的性别叙事也会马上受到打击，最近的“董小姐事件”就是如此。

当然，在别的话题里它们又会马上卷土重来，毕竟这是现在全球赛博空间公共运动的主要版本之一。但是，在打车和网购这种当代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日常小事上都无法实践超越阶级的共情和认同，那在更宏大尺度的社会活动中又要怎么实践呢？

这种提问并非没有逻辑的以小见大。恰恰是在网约车这种小事中，给出了为什么跨阶级共情为何如此虚幻，抽象的人性为何如此脆弱的答案。

我们刚才说到，连打车也持有性别叙事的群体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但自己可能不愿意承认的诉求，就是对购买来的社会服务的要求很精致，标准很高。假设，我们把要求放的很低，是不是就可以不互相伤害，从而实现“ghg”或者“bhb”了呢？

想法很美好。但实际上，很多用户“吹毛求疵”的要求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这么多年的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在传统劳动过程中，资本直接剥削劳动者；而在互联网平台时代的零工经济中，平台通过规则设计（如评价与派单挂钩），将用户评价从“主观反馈”升级为“强制监管工具”，即使部分用户本无苛责意图，既是存在合理互动的现实情况，也可能因程序设置和可能有的小恩小惠陷入被动监督。

这一核心便是细化劳动监管的评分与评价标准。其本意是提升服务质量、消费体验，以此来绑定零工与平台，但现实中却沦为异化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的工具。平台常以“增强用户体验”“创造美好生活”为话术，诱使用户参与“劳动监管”。为增加用户黏性、培育消费习惯，这种监管被设计得无孔不入。小到劳动者个人层面的卫生、整洁，大到服务态度、服务效果，都可以成为被评价的对象。

美团、滴滴等垄断平台还“贴心”地提供了私人化评价方式，不仅用户可在常规举报之外进行文字投诉，而且有24小时在线的平台客服随时待命。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已被官方严格规范的当下，具体行业服务、生产质量差异不大，平台评分机制，实则倒逼劳动者“过度劳动”，通过规则体系，发动用户来进行被动的“数字监工”。

你看，新的道德标准和利益博弈，就这么被悄然无声地塑造出来了，你被塑造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有多大的主观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极端夸大这种影响，虽然平台搞了这么多年，现实里多数正常人还是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之类的朴素思维，尽量少找事。但显然对那些自我意识过剩，或者对精致生活要求很高的群体来说，平台的导向机制就是放大器。

而且，对社会生活标准的要求越来越精致化确实是一种主流趋势。大家对大城市的要求是什么？“卫生”“整洁”和“秩序”，为什么国内老有那么多人在吹捧日本城市如何干净整洁？因为城市生活必须干净必须光鲜的观念在当代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标准在平台经济的评分体系放大之后，就施加到了对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身上。

所以，现在网约车师傅除了频繁清洁车内车外，甚至要购买香薰香水，自备矿泉水、纸巾、湿巾，以迎合所谓“用户满意度”。当然，平台并不会报销这笔费用，甚至还会倒逼劳动者“体面”。之前某平台为让零工看上去更得体，推出“微笑行动”，要求骑手和颜悦色、衣着得体，并全天不定时检查，一旦违反，还要扣钱。

所谓“文明”“整洁”“方便”的观念，一旦成了刻板的评价工具，忽视具体的生产关系和条件，便如一道拔地而起的高墙，充当起了歧视的急先锋和助推者。前者越是被强调，用户越是参与“隐性劳动”，而劳动者的处境愈是艰难和困窘。哪怕墙内墙外的人，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上并无明显差别，哪怕他们同时也在被剥削、被控制、被奴役，墙外的“人上人”也能通过自我安慰和共情，完成所谓的尊严和地位的建构，强化“进步”与“落后”的阶层区隔。

所以，抽象的，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基于“别人行了就等于我行了 ，都是机会”的想法而产生的抽象的共情和道德是非常脆弱的，你都不用有多大主观意愿，只是在跟着节奏走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被带歪了。

你可以说，我不用滴滴打车了。可以，但你也不网购了吗？就算你能不网购，你能拒绝一切基于服务评判，基于体面和光鲜的社会评价体系吗？看看某书平台上各种光怪陆离的“避雷贴”吧，有多少是在基于精致利己观念而对外界人事物滥用评价体系进行伤害？

如果你能说，这些我都不追求了，我都不参考了，我要彻底告别精致主义和品味区隔；或者说不管在任何经济活动中，我都严格用最朴素，最公平的标准去看待自己和他人。这确实可以，但真能做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说真正告别底层互害逻辑了，真正掌握了最广大阶级该具有的道德了，真正懂得社会公平的方向该在哪了，这样的人TA还会执着于当下的性别叙事吗？

现在网络中有一种风气，一是一部分人反感一切现象从资本角度分析，认为这遮掩了政治，权力，观念等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反其道而行，也说不好是真心认为还是反串，万事都可“我败给了资本”，并形成了流行梗被各种meme戏仿。这两种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对资本分析角度采取排斥抗拒分析的舆论风气。

这个话题展开扯可以扯很多，但起码在打车这个事件上，从平台资本运行规则对普通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当代经济活动观念的角度，的确可以说明抽象的道德和人性是何其脆弱虚弱。终归，普遍的道德和人性是在普遍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而经济活动实践无疑是今天最细小最日常，也是最普遍最宏大的社会实践，不超越这种实践范式，“网约车太臭”这种虚假共同体叙事，还会不断地一实践就现出原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作者：天书 褐色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