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蛋糕的智慧,在于懂得合理分配资源。就像一位优秀的厨师,要精准地把控每一种食材的用量,使其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在经济领域,要鼓励创新,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到蛋糕的制作中。同时,要注重公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蛋糕的增长中受益。还需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追求短期的利益,而要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又大又美味的蛋糕,让大家共享发展的成果。
如果有人说你做事是“3分钟热度”,你觉得他在夸你还是损你?
在多数人的认知中,“3分钟热度”不是一个好词,它代表没毅力、没耐心、做事浅尝辄止。事实上,这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天生会避免做费力的事——比如一些朋友读到这里,就已经打算“弃文”了。
但3分钟热度并不一定总是坏事。有3分钟的热度,相对应也有3分钟的收获。如果我们能科学地用好一些技巧,可以把3分钟延长下去,甚至为整个社会“做大蛋糕”,解决某些难题。
今天,我们和你分享一个应对3分钟热度的技巧。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人类的天性,而不是个人的缺点,了解、接受、改变,能让我们比别人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境。
1. 人类,又好奇又懒
你在解决某道头脑测试题或智力难题上,花过最长的时间有多久?是10分钟、2小时、一整天、一整个月、一整年还是数十年?
当被问到是否有花费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来解决某个问题的具体经历时,大部分受访者都回答不上来。但你想想,这世上有多少难题是能够在短短几天内解决的?现实世界的生活可远没这么容易!按照这个逻辑,对读者来说,能在短短1个月内解决的问题,或许都算不上什么难题了。
然而,坚持不懈地解决某个问题可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如果你是20世纪60年代NASA的领导人,你打算花多少时间完成登月计划?你们夫妻二人会花多长时间动手组装宜家的书柜?(毕竟,看错安装图纸的可能性很小。)
偷懒似乎是人的天性,这不是我们的错,人类进化出这种本性可能是为了保存体力。更奇怪的是,努力思考总会令我们很容易感觉精疲力竭,于是我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避免努力思考,就像只要能避开陡峭的山路,哪怕绕道而行也无妨。
但我们总是要通过努力思考才能解决重要问题。
在所有要求我们懒惰的大脑开动起来的问题中,我们已经发现,要识别出自己什么时候会在诸多噪声的干扰下将虚假模式误认为信号而自欺欺人,或识别出可能导致重要测量结果产生偏差的系统不确定性来源,并将这些来源列成清单,需要付出相当可观的脑力劳动。
人类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往往被视为人类的优秀特质),但懒惰的本性却可能阻碍它发挥积极作用。
想想看,在冥思苦想一整天后,原本看似新颖有趣的问题突然间就变得枯燥乏味了,我们的好奇心便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其他更新奇的事情上。而且,人类总是怀揣一种美好的愿望,期望这份好奇心能给我们带来对世界的新认识。这是一种诱人的回报,而我们对这种回报的强烈渴望是推动人们专注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
然而,一旦我们没能在短期内取得进展,或未能在付出少许努力后就获得这种诱人的回报,挫败感便会油然而生。(这大概就是天生的好奇心和懒惰本性联手搞出的悲惨结果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人类这种3分钟热度的天性呢?这时候,一种鲜为人知的科学工具就有了用武之地。它是科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简单的心理技巧,即所谓的“科学乐观主义”。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乐观主义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敢做能为”的精神——认定眼前的问题必将得到解决的期望(不管是仅凭一己之力,还是整合团队之力)。
换言之,不管眼前的问题多么复杂棘手,只要你相信总有一天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就更有可能解决它。从本质上讲,科学家发明了一系列的自我催眠法,让自己深信问题一定能解决,只要“自我欺骗”的时间足够长,最终就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此类案例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一开始,人们往往笃定某件事情不可能完成,但突然间有传言称,在某个地方有人找到了解决之道,于是乎一时间很多人都能做到了。听到传闻的人可能会想:“咦,既然有人知道怎么做,说明这事儿肯定可行!”于是,他们便铆足劲儿尝试各种方法,同时心里还想着:“哦,或许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不,行不通,或许我该换个路子……”
就这样,一旦他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就获得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最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虽然与最初破解难题者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却同样闪耀着智慧之光。
要理解这种科学心理,你可以把科学难题想象成人们一度认为不可能被打破的田径纪录(例如4分钟跑1英里)。我们都听说过类似的传奇故事,一旦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人类极限被突破,就会吸引无数后来者前赴后继地跨过这条线。
现在,让我们将它应用到解决问题的认知情境中:想象你面前放了一个大盒子,里面乱七八糟地装满了宜家橱柜的废弃零件,你得用这些零件拼出一个完整的橱柜。再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一套全新的宜家橱柜零件,并且你的好几个朋友也买了同款并组装成功了。显然第二种情况会让你更有动力去尝试。
然而科学乐观主义的魅力在于,即使我们不确定手里的宜家橱柜套件是否完整,它也会让我们暂时地坚信自己能成功。这种信念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攻克难题。
科学家之所以需要这种乐观主义,是因为他们总是在探索未知的领域和寻找新的发现。我们普通人更需要科学乐观主义,因为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在缺乏明确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处理难题的时候。
(与科学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叫作“习得性无助”。显然,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在多次尝试都无法改变某种难受或痛苦的状态后,通常都会选择放弃。由于体验过太多类似的、超出自身掌控范围的糟心经历,即使他们有能力摆脱眼前的困境,过去的失败也令他们“学会了”放弃尝试。)
关于科学乐观主义,我们所知的最令人惊叹的一个例子就是费马大定理,它说明了“只要我们相信问题是可解决的,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之法”。1637年,法国数学家费马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写下了这句话:
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不同的立方数之和,或将一个四次方幂分成两个不同的四次方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
在接下来的358年里,全世界的数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费马的论断坚信不疑,认为一定能找到证明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终于在1995年被攻克了。虽然最终证明的方法并非完全符合费马的设想,但正是他那份坚定的自信指引着数学家们不断前行,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坚持走了整整358年!
科学家不能指望成功可以一蹴而就。
要在可能需耗费数月、数年或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难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往往需要先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意味着每次尝试都能做得比上次更好,让我们在此前成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在阐释科学乐观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及其意义时,这种迭代式进步的概念应该能让所有承担“规划师”职责的人产生共鸣。
举个简单的例子,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在起草福利改革、完善教育或减少犯罪等涉及民生大计的重要法案时,可以(而且应该)始终做出如下假设:随着政策的落地和推进,在了解到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后,就应该每隔几年更新一下法案,确保与时俱进。这种“长用长新”的政策更新机制算不得新鲜,但目前显然不是政府计划的突出特色。要是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我们便能对社会各项目标的进展有更直观的认识。
2. 把蛋糕做大的解决方案
科学家在探索新问题解决之法时,(通常)会将这种“敢做能为”的精神贯彻到每一天的工作中,然而一旦涉及资源分配方面的问题,它就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现实意义。
想想看,社会上的诸多摩擦与冲突,大多源自所谓的“稀缺感”:不同的人或群体都想要某种资源,但有限的数量无法令每个人都心满意足。(有时候,我们将其称为“零和博弈”,即一方在竞争中获益多少,另一方必然会受损多少。)
例如,我们应该将有限的水资源优先用于农业生产还是城市发展?应该将为整个城市供能的污染性燃煤发电厂建在这个小区,还是那个小区隔壁?
这些决策似乎都是非常棘手的冲突的根源,背后反映的是用心良苦的社会建设者在社会建设原则上存在的巨大的哲学观差异。当然,这些冲突也激发出人类竞争天性中最恶劣一面,那就是竭尽全力争抢最大的一块蛋糕,或干脆干掉对手。
需要注意的是,“稀缺感”一词的重点其实是在“感”字上,即声称某种资源稀缺通常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假设——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则是想象力的不足。而这正是科学乐观主义带来的“敢做能为”信念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
以坚持不懈为精神特色的科学乐观主义带来的一大好处是,它提供了做大蛋糕的可能性,让我们不会被迫做出“我得你失”的两难抉择。
现如今,虽然全球人口相较于百年前有了大规模增长(是此前的4倍),但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近60%大幅降至不足10%。这一数据表明,尽管全球人口总量激增了60多亿,但极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实现了显著下降。显然,这一积极转变的主要原因并非掠夺某个群体的资源并分享给其他群体,而是得益于全球资源生产的迅猛增长。
当前,我们仍旧密切关注着深陷贫困的少数群体,并审视着全球生产增长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再次借助迭代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敢做能为”的科学研究精神。
做大蛋糕式解决方案的另一个有趣案例是人们在减少能源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碳排放方面做出的努力。
近年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水能等温室气体排放较少的新能源技术得到了深入开发,现有的传统能源技术在持续优化,以至于有些专家断言,相较于高排放的传统能源,新能源技术使用起来已经变得更便宜、更安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围绕能源技术使用权的政治纷争就不再有意义了。尽管公众对温室气体的忧虑程度各有不同,倘若不产生温室气体的新能源成本比传统能源更低,那各方必将站在同一立场上。
科学史就是一部跨越绊脚石的故事史,在面对一些十分艰难的抉择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让所有人都获利的共赢思路。
在媒体信息铺天盖地的当下,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媒体的商业策略往往是利用世界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各种糟心事来制造恐慌。人们的自然反应通常是一边退缩,一边试图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然而这种心态和做法往往会使我们极难找到做大蛋糕的双赢解决方案!
科学乐观主义就好比一剂良方,极大地缓和了喜欢用大量负面信息刷屏的媒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出发点。
3. 避免盲目乐观,警惕坚持变偏执
在试图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同时,拿出那股“敢做能为”的劲头儿,不断取得迭代式成果固然值得称赞,但也别忘了有个说法叫“撞南墙”。
有时候,某个问题的解决时机尚不成熟,你就得知道何时该收手,转而去处理别的难题。我们当然可以自信满满地说,只要我们自我催眠的时间足够久,就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但肯定没人想白白浪费太多时间和力气去做无用功。
我们想要提醒诸位的是,人们总是会倾向于过早放弃目标,所以才需科学乐观主义来让我们保持机敏,并赋予我们坚持下去的活力和动力,毕竟在应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
然而,除了科学乐观主义这个文化方面的心理小妙招,科学还准备了很多超级实用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挑战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其分解为一个个更小的问题,以便我们逐个攻克,又或者在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时让我们知道,跨出下一步的确是千难万难。
其实,本文讨论的内容就已经给出了一条有趣的线索:如果你发现自己仅仅是因为在一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舍得放手,这或许就是一种警示信号,提醒你该放手了!在一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本身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坚持的理由(有些读者或许听说过专门用来描述这种心理陷阱的术语,即“沉没成本谬误”)。
反过来看,只要我们能看到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进步,就说明我们找对了方向,正通过迭代改进逐步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案。这时候,我们就要秉承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并坚持到底!
即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迭代进展不足,应该暂缓我们在科学乐观主义激励下对目标的不懈追求,这种决定也更像是中场休息,而非彻底退场。有时候,解决问题的各项准备要素并不能同时就绪,这就要求我们暂时将其搁置一旁,静待转机,比如等到一些新配套技术的出现。
事实上,科学家之所以能够“敢做能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那些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并且可以在某些技术到位时意识到这些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可能。(费马大定理的破解就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数学家取得了费马时代的同行们无法达成的成就,继而为1995年的成功证明提供了可能性。)
解决问题就像开车一样,光有刹车可不行,科学乐观主义就是让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加速踏板,推动我们在理想状态下取得显著的进步。
诚然,解决问题有时候就像玩游戏,你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通关,或每次都能打通新关卡。事实上,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甚至数十年的时光里,你都默默地走在自我提升的道路上。虽然听起来有些丧气,但如果你能秉持正确的心态,这段时光或将成为人生中最美妙的旅程:你能感觉到,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懈努力,目标离你越来越近了。
在用科学乐观主义的文化理念填充大脑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注意到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文化——它不是健康的怀疑主义,不是遏制自我妄想的刹车片,而是一种当下风头正劲的愤世嫉俗。
想必我们都有过想要展示自身“久经世故后的超然智慧”来指点他人的冲动:不过就是些老套路嘛,我们早就看穿了,无论如何,这种看似充满希望的尝试,到头来都是白费力气。一句“说得好像它行得通似的”就能轻易地终止谈话,愤世嫉俗的评论往往会直接终结一场本可能收获满满的交流。
因此,我们的一项使命就是,一旦察觉到这种愤世嫉俗文化的存在,不管是在自己身上、他人身上还是媒体上,要第一时间将其揪出来,让科学乐观主义发挥积极作用,将怀疑主义限制在更加审慎且健康合理的范围内。这样,我们或许能偶尔甚至能经常找到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把蛋糕做得更大更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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