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喧嚣城市的角落,有一处被忽视的菜园。它就像一个被遗忘的秘密花园,静静地散发着质朴的气息。那些原本嫩绿的蔬菜秧苗,如今已在时光中渐渐长大,却依然无人问津。篱笆边的杂草肆意生长,仿佛在诉说着被冷落的无奈。然而,当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下,那一片片叶子上闪烁着的晶莹露珠,却又透露出一种别样的坚韧。这里没有繁华的装饰,只有最纯粹的自然与生命的律动,仿佛在默默等待着那一双能发现它美的眼睛,去重新赋予它应有的光彩。
在“园”的各种形式里,菜园大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类,原因有很多,比如面积通常很小、功能太过实际、主要存在于乡村并由农民打理等。中世纪普罗旺斯史专家库莱(Noël Coulet)就曾在他关于菜园史的文章开篇写道:“人们没有认识到菜园的重要性。”[1]
元末明初文人高启归隐苏州乡村期间,在诗作《春暮西园》中首次赋予了菜地新的名称——“菜畦”:“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名称的改变,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古今中外,菜园一直是人们筛选、驯化和栽培作物的重要场所。
无论西中,最初的园子都是生产食物的菜园:伊甸园和西方文学作品记载的第一个园子阿尔基诺斯园(le Jardin d’Alcinoos)都是菜园;中国的“园林”概念实则是在16世纪的晚明时期才从象征着“生产”的场地转变为“消费”的场所的。[2]
蕴秀之域,[英]柯律格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
从园艺学的视角看,菜园无疑是一种人工干预程度较高的造园行为,我们的祖先从野外采集种子和植物,菜园为它们的驯化与适应提供了建成环境;从农艺学的视角看,菜园中的活动则包含了引种试验、悉心种植、采收留种、观察、照顾、食用、分享……因此,菜园的形成与赓续不仅源自满足口腹之欲的生理驱动,亦包含着情感与审美的需求。
迄今为止,国内鲜有关于菜园的细致讨论与研究,这不仅成了农业与食物文化研究中的盲点,也束缚了人们以菜园为中介参与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的可能性。菜园中的实践通常因时、因地而制宜,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加之菜园分布之广泛,所因之时和所因之地也不全受制于人类的社会法则和行政区划,又让这些地方性知识有了通过对比研究或按图索骥生成新知识的可能,进而在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的关键时期拓宽我们对菜园潜力的开掘。
菜园的知识社会学
菜园的首要作用是蔬菜的种植和消费,而蔬菜种植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国民文化中有着非凡的意义。在互联网文化的渲染下,以菜园为典型场所的种菜甚至成了国民性的一部分,但是对菜园和种菜的社会文化意义的严肃探讨依然是缺失的。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头城村一老人家的庭院菜园。田秘林/摄
历史学家凯利耶(Florent Quellier)把菜园和小型家庭养殖业,以及包括食物捐赠、采集等在内的研究对象称为“食物史中的灰色地带”。菜园中的农事劳作离不开种子。当我们尝试踏入菜园研究这片“灰色地带”时,“种子”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可供撬动的支点,使我们得以围绕“菜园”和“种子”这两个关键词铺陈讨论,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一对关系放在中国农业与饮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时,就会看到菜园研究中隐含的两个线索性的基本命题。
菜园是驯化、选育和种植作物的家养形式,是保持种子多样性的实践
关于不同作物在中国的起源和传播,学术界已有相当丰富的讨论与研究成果。人类学者安德森(E.N.Anderson)在《中国食物》中讨论中国农业起源时提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家养植物和动物:因为早期农业无法显著提升产量,只有经历漫长的选育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想必人们对食物来源地能有所控制时才会开始务农。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推测,菜园是家养的重要形式,尽管它的对象并不限于蔬菜,还包括多样的谷物、果树以及畜禽。
中国食物,[美]尤金·N·安德森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命题理解为菜园与种子的关系所担纲的社会形式。作为造园实践的菜园通常有着明确的空间边界,人们往往会设置篱笆和围挡,防止他人和动物破坏或偷窃自家收成。这一点从我们过往对菜园的诸多称呼里也能瞥见一二,像园、圃、囿等单字,或是苑囿、园囿、园圃等复合词,大多都带有国字框偏旁。汉代郑玄就曾把《周礼》中的“二曰园圃,毓草木”解释为“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即圃中常植果树和能结果的草本植物,因而需要圃外藩篱围成的“园”加以防护。
但是,空间上的封闭并不影响菜园的社会性质,邻里和社区成员之间的种子交换与流通、收成的赠予和分享,以及将野外的植物带回菜园驯化观察的行为,都是菜园作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体现。
然而,虽然菜园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在当下历史学界的研究中依旧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毕竟菜园出产的蔬菜绝大多数用以支撑家庭和邻里消费,并不会流入市场,这也使得历史学家很难从税收账簿中直接计算出家庭菜园实际的生产价值和社会关系。像法国16世纪至18世纪的租赁和销售合同中常会出现以“住宅-庭院-菜园”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用词,但无法直接量化的历史线索使得关于菜园和种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探索大多时候只是草蛇灰线,难以顺藤摸瓜。
值得一提的是,菜园社会形式中的流动性让它具备某种程度的混杂气质。中国闽北地区的茶树地方品种(土茶种),在当地也被称为“菜茶”。据《宁德茶叶志》,这个概念的由来之一就是当地村民曾将土茶种从山上带回菜园种植。在历史发展中,菜园中种植之物早已不只蔬菜,变得混杂。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英]查尔斯·达尔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这种混杂性也被达尔文观察和讨论过。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认为,对甘蓝的各类变种做分类学的描述是没有必要的。他从自己的甘蓝试验中观察到,菜园中不同甘蓝亚种的邻近种植造成了品种的杂交和退化。当不同品种被允许自由杂交时,将会生成一个异质体(heterogeneous body)。他还推测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人们为阻止这种杂交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孟德尔彼时在欧洲大陆以豌豆为对象开展的尝试就是例证之一。
随着育种科学的发展,一致性、稳定性成为植物新品种分类和审定的标准,菜园中品种的混杂性带来了科学认知难题。达尔文实际上已经触及菜园中品种的早期特性,即群体特性,这也牵引出第二个命题——菜园与种子的关系担纲的知识形式。
菜园孕育了关于植物和环境的地方性知识,并以此增强了食农文化的适应性
张光直在《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中提出,中国饮食文化具有“饭”“菜”相互并行与关联的特征。这里的“菜”虽然应理解为“菜肴”,但是蔬菜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这种模式能够让人们在不同的光景下根据食材的获取情况灵活安排食物供应,从而保障生存。他指出,中国农民长久以来掌握利用(包含食用、药用)各种野生植物的知识,正是这样一种适应能力的体现。
中国文化中的饮食,张光直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从饮食角度来看,菜园中品种的群体特性可能更多来自人们对蔬菜的刚需。曾雄生在《史学视野中的蔬菜与中国人的生活》中提到,虽然蔬菜是一种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作物,但古人所食蔬菜大多来自自家菜园。“园枯”一词,就描述了蔬菜生长淡季菜园中无菜可供采食的状态。
牟复礼在《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中分析元明两代的食物时指出,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与西方人的不同,需要有大量的新鲜蔬菜,这可以和豆类作物一起作为中国人肉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的补充。他进而指出,为了满足对新鲜蔬菜的需求,北方人改进了蔬菜种植方法,包括在菜园中进行的如稻草覆盖、堆肥等改进与创新。
中国的农民在菜园里积累了丰富的技艺和知识,并作为一种惯习延续至今,但这类零散的地方性知识难以被规划学、园林学所重视。菜园虽然是一种人工干预程度较高的建成环境,但它依然可以被视作野生环境的微缩显影,或者说人与野生环境互动的窗口。
菜园积聚的知识包含农民对种子、植物和周围环境的感知与管理。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在新的空间开发菜园的技能体现了城乡变迁中惯习与知识的流动,比如我们常在城市小区周边的荒地上看到被开垦出的菜园。但是,像现代育种科学一样,秉承整齐划一原则的园艺学和城乡规划学难以接纳分散式、欠缺规划、跨行政区域边界自由流动的菜园及其学问。
隐性的农业革命与隐身的菜园
根据黄宗智的研究,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去过密化”[3]的过程,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国民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随着大规模非农就业和城镇化的推进,国民食物消费结构中蔬菜与肉蛋奶的比例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的“去过密化”,这一过程被称为“隐性的农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菜篮子工程”的出台与实施,正基于这一历史背景。
根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1月公布的农情调度数据,中国的在田蔬菜面积超过了8300万亩。根据《“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2025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将稳定在3亿亩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规划在适宜种植蔬菜或发展设施农业的集中产区。
“菜篮子工程”是一种伴生于城镇化的社会现象和政策,它旨在解决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这里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农村居民在分散的、广大的乡村腹地首先解决了自身的蔬菜消费问题。然而,因为缺乏普查数据和实证数据,我们很难在现阶段全盘评估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相对于集中化、分门别类的精细化管理,分散的、具有本地适应性的菜园系统反而能催生更多的可能性。欧美国家已经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自由职业育种者(freelance plant breeders),通常指在家庭菜园或小规模农场中从事育种的人,他们通过选育和改良作物,为本地消费者提供更有适应性、风味更好的产品。
与之对应,中国的农民在自家菜园中留种、选种和改良品种,为自己的家庭、邻里和亲属提供蔬食,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说是农民育种能手(farmer-breeders)。
浙江开化河滩村,农家菜园采用稻草秸秆覆盖,起到呵护种子顺利发芽、保持土壤温度和湿度、增加土壤有机质等功用。李管奇/摄
菜园,尤其是乡村菜园,承担了现代实验室之外许多看不见的基础工作。凯利耶基于他的西方菜园史研究提出,“在菜园的悠久历史中,对植物的驯化、选择性培育以及围绕植物所做的实验才是菜园的首要特征”,而且“所有外来植物只有先经历菜园里的培育和驯化过程,才能适应当地环境,才有可能被种到更开阔的田野里”。
甚至有时候,这种同化适应的培育和驯化过程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当我们在菜园里移植当地的野生植物、驯服引进品种、培育接近当地饮食口感的作物时,菜园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利于植物杂交的理想场所。
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对品种起源、选择、能育性(fertility)的讨论与观点,一部分来自他对自己菜园中品种试验的观察。近年随着植物育种历史研究的深入,有资料表明,孟德尔开展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豌豆试验,最初的动机之一是他在菜园中筛选和改良品种,这也是当时园艺界的风气;孟德尔发现遗传学定律很可能是品种选育动机的副产品。但即便在关于达尔文、孟德尔这样的伟大先驱的事迹和成就的话语中,菜园都被隐身,更不用说那些为常人提供蔬食的家庭菜园了。
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开始注意到家庭菜园对农村蔬菜消费的作用。方平等人的研究聚焦2.3亿中国小农户通过家庭菜园的日常实践所形成的概貌,指出小农户通过家庭菜园实现了蔬菜消费的自给自足。樊胜根等人的定量研究表明,家庭菜园使农村蔬菜消费平均增加了12.7%,从而帮助农村居民平均蔬菜摄入量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最低摄入量靠齐。
本文所指的“隐身的菜园”,不光是在讲菜园因其过于实际、日常的生产属性而在既有人文历史研究中常被低估甚至忽视的处境,也是在讲现代作物驯化和育种科研对未经严格区分和数据化管控的家庭菜园所具备的试验潜力的习惯性轻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食物与营养健康以及乡村振兴等领域对菜园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缺。
此外,在能够开展深入研究之前,如何施展菜园在应对农业生物多样性、食物安全和气候变化等紧迫议题上所蕴含的解决方案也仍是一个难题。
菜园是藏种于民的重要形式
鉴于菜园在城乡居民的饮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各领域有关研究存在诸多空白,我们提出关于菜园和种子关系的第三个命题,即菜园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活态保护,或者说“藏种于民”的重要形式。
2024年,中国政府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国性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目前被收集、保存于国家种质资源库中的蔬菜种质材料有4万份,绝大多数是地方品种。但由于缺乏数据,我们很难探究如此丰富的蔬菜地方品种得以被保存下来与菜园的关系究竟为何。
然而,2020年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时给出了相关的线索:“很多古老的地方品种、特色资源都是在老百姓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和深山老林里得以保护和延续的。”
农村的家庭生活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打理家庭菜园既是生产劳动,也是家务劳动,并且农民管理的种子又是流动、混合的,这就在无形中给相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增加了难度。但是,对于从事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实践的人而言,家庭菜园毫无疑问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我们“问种寻本的活水源头”,这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甚至都市农园里都能找到大量的确凿证据。
菜园背后隐含着传统农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农户之间的种子交换,即藏种于民。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参与种质资源保护、管理与利用是影响地方种质的种群遗传结构和维持遗传多样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以香禾糯为例。香禾糯是中国西南地区侗族等稻作民族选育和种植的一个糯稻地方品种,202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韩龙植研究团队对这一品种的演化与人口迁徙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
研究推测,香禾糯可能源自珠江流域(广东、广西等)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湖南、江西等),当地的侗族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将稻种带入黔东南地区,经过千百年的栽培和人工选择,逐渐演化成地方性特殊品种。
在政策层面,中国两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均保留了农民对种子自繁自用的权利,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自留种对于保存传统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持农作物品种多样化、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学多样性国家报告》认为,家庭菜园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膳食补充,并将其列入“有利于粮食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护与利用的管理实践”。
借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关菜园围栏所象征的区隔意义的解释:和野外采摘的植物有所不同,围栏凸显了菜园里生产的蔬菜、水果和草药的独特性。菜园生产的这些食物不仅能供我们品尝,使我们饱腹,也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通过本文提出的三个命题,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菜园的关注和讨论,认识到菜园——这位从人类定居以来就伴随我们左右的老朋友——与种子、植物、食物、环境的复杂关系不仅具有研究价值,也在人人都能参与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方面起到催化作用。
注释:
[1]库莱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Pour une histoire du jardin.Vergers et potagersàAix-en-Provence,1350-1450"(《花园的历史:艾克斯-普罗旺斯的菜园与果园(1350-1450)》)里提到这一观点。
[2]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著作《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中论述了明中后期开始的这一转变。
[3]在黄宗智的理论中,"过密化"是指农业总产出扩大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乎无改进的农业变迁过程,去过密化则指农业总产出与劳动生产率一同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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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李管奇(农民种子网络)、江垚(植南门市部),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