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褶皱中，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仿佛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道褶皱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我们在这褶皱里打捞着每个人的记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片段，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熠熠生辉。

有的人在褶皱中找到了童年的欢笑，那是夏日里池塘边的捉蝉，冬日里炉火旁的烤红薯；有的人找到了青春的梦想，那是教室里的奋笔疾书，操场上的肆意奔跑。这些记忆，虽已被岁月蒙上了一层薄纱，但在我们的心中，却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珍贵。它们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凭借《白露春分》，作家辽京被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推委会评为“年度青年小说家”。

“从《新婚之夜》到《白露春分》，辽京写的每个故事，都有着对时间的惊人耐心。她笔下的人物，浸染无常世事，相互扶持、相互憎恶、相互忍耐，又始终保有最原始的善意。《白露春分》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再现生活——枝节蔓生而又细碎、鲜活。在无数大词和虚无故事席卷的今天，一个‘认真写生活’的作家，尤为珍贵。”

辽京的小说《白露春分》以老人秀梅的衰老轨迹为经，以隔代女性的人生选择为纬，编织出一张时代转型阵痛中的、细密的情感之网。尽管创作灵感源于辽京的个人经历，但作品触动了更广泛的集体记忆，尤其是人们对中国式大家庭生活的体验及困境的共鸣。

在创作《白露春分》时，辽京刻意避开怀旧滤镜，将笔触探入更尖锐的现实层面。秀梅天然地倚重长子，映射了农耕文明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错位；两个孙女逃离原生家庭的轨道，走向成熟；而当老人变老，这个大家庭将何去何从？这种创作取向，使得私人记忆升华为时代注脚——当大院大家庭的家长里短遇见现代养老困局，文学便成了社会变迁的X光片。

《白露春分》

辽京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9

属于熟人社会的童年记忆

当辽京回望童年时，总能看见这样的图景：老太太们围坐在一起，评点着东家的嫁妆、西家的孝道，她们的言语既是道德评判的标尺，也是维系社群秩序的黏合剂。那些被辽京刻录在记忆深处的闲谈，实则是熟人社会特有的信息交换系统。老太太们用“谁家媳妇孝顺”“哪户儿子没出息”之类的碎语，编织着社区的道德谱系。

这与现代都市原子化的交往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大城市的社交场域里，人们如同精密仪器中的独立齿轮，仅在特定触点发生短暂咬合。办公楼里的咖啡之交不会追问对方祖籍何处，电梯间的寒暄也无需了解邻居家有几口人。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正如帕森斯所言的“普遍主义”交往，剥离了血缘地缘的羁绊，却也失去了根系共生的温度。

在辽京童年记忆里的大院生活中，老人们总爱评点街坊四邻的婚丧嫁娶，那些裹挟着道德评判与人间烟火的琐碎叙事，在她心中埋下了观察世界的种子。当大家庭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散，这种“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反而成为文学创作的珍贵矿脉，出现在《白露春分》的诸多细节脉络里。

女性经验与记忆地图

辽京坦言，秀梅的衰老轨迹融合了她对祖辈临终观察的切肤之痛，这些真实的身体衰老体验被提炼为文学的真实性。

她说：“衰老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只不过从年轻人的视角看，好像还很遥远。如果家里有人经历过的话，会发现衰老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可以体面地老去，有的人会非常挣扎。有的人像秀梅那样一点点衰老，而有的人可能从健康的、生活自理的状态突然走向死亡。年轻人可能知道自己明天要做什么，但是老年人无法预判明天是什么状态，所以老年人的不安全感是如影随形的。”

在《白露春分》中，隔代女性构成了观察社会的镜像：秀梅的守旧目光锚定传统价值，佳月的都市生存体验着现代性焦虑，而佳圆的感情创伤折射出家庭暴力的隐蔽形态。这种多维度的叙事策略，既规避了悲情化陷阱，又在日常褶皱里开掘出超越性别的生命痛感。

秀梅性格比较好强，当身体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时，她便只能处在一个缺乏安全的状态里，因为她无法在养老这件事上依靠一个具体的人。她始终想维持一个家庭的表象，哪怕这个家庭分裂了。这个传统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根基已经不存在了，儿孙们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老人的视角里，她还希望维持下去。

还有孙女佳圆和佳月的视角。她们的生活是朝向外部世界的，有各自不同的探索、不同的挫折、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同时，她们也在慢慢背离传统价值的生活。从秀梅的视角来看，她肯定希望所有子孙都聚在身边，让自己能得到好的照料。但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她们是要远走高飞、过自己生活的。祖孙不同视角下的矛盾，既是成长的阵痛，也是衰老带来的痛苦。

不同代际在纠结中相互背离，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谈及女性角色描写，辽京表达了作为女性作者的自然倾向，即从女性视角出发，探索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困境与成长。

辽京认为，创作不一定局限于性别标签，而应关注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她强调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作者的经验，想写什么、能写什么，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文学创作的宝库。“我就是一个女人，当我去写一个女性角色的时候，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我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成长中的经验和情感，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更多动力。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作为文学的开始。”

文学的图钉

如果说现实生活是按时间线进行，那么，在文学里，辽京达成了近乎上帝视角的叙述方式。在探讨小说叙事结构时，辽京指出，人类思维并不完全遵循线性时间逻辑。当人物陷入特定情感状态时，其记忆与体验往往呈现碎片化特征——例如快乐可能唤起不同时间点的同类回忆，悲伤则可能将童年片段压缩成瞬间涌现的具象画面。这种非线性特征，在文学创作中被具象化为“记忆地图”。

辽京说：“这个小说采用比较日常化的叙事方式，由一个个琐碎的小事堆砌而成。它讲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里那些小的情感、小的经验、小的时刻。那些时刻放在整个生活里，可能像一个个浪花一样就过去了。但是文学的好处就是，文学可以记录一些最小的东西，那些最不值得一提的、最不重要的时刻。有些记忆是超越时间的，无论年纪多大，依然深刻，就像发生在昨天。它会让我们的意志力像一个图钉——如果记忆是一张地图，那这样的时刻就是一个图钉，钉在那里，就会永远记得。”

在辽京看来，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个体经验的提纯术：当作家从记忆长河里打捞起某个潮湿的午后，或者某声模糊的叹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经过艺术转化，便成为对抗时间熵增的精神琥珀。这种创作观在《白露春分》中具象为对“渺小时刻”的珍视——剥了皮的兔子与下肢萎缩的残疾人，这些被现实逻辑过滤的生活残片，在文学世界里获得了永恒的重量。

“当我们谈创作的时候，似乎什么都能写，天马行空，无所不能。但是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面对一张白纸，未开始的小说有无限可能。小说写完了，写到最后就剩下唯一的结局，它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讲，写小说就是做减法。”辽京说。

当大家庭的炊烟渐渐散尽，《白露春分》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图谱，更是整个转型时代的灵魂显影。

“文学这件事情是没有岸的”

《新周刊》：《白露春分》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小说构思最初是为了呈现当代家庭生活“养老之难”和家庭关系复杂困局吗？

辽京：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一直想写一个跟大家庭有关的故事。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几代人共处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了，到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很多，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写作也是个人生活经验的一种回顾。

创作的开始是因为一些个人化的情感和经验，一旦被写出来变成出版物，它所唤起的就不仅仅是私人的经验和情感。它会唤起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式大家庭生活的集体记忆，许多情感和场景都是相通的。它跟当下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关，比如大家庭的消散，以及大家庭养老的问题。

对于流言的经验，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动力。我小时候很爱听老人们讲闲话，绘声绘色地讲各种人和事，相互勾连，很有意思。因为听过很多人间琐事，我希望把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

《新周刊》：在书写女性困境时，如何避免陷入悲情叙事或口号化陷阱？

辽京：对我来说是具体地去讲一个故事，或者塑造一个人，让细节去堆砌，而不是用口号式的金句去推进叙事。《白露春分》里有一段佳圆的故事。当她处在困境之中，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是茫然无措的。但那个时候还不是真的痛苦，痛苦还在潜伏中。佳圆从茫然到清醒，然后逃离，到最后她回想的时候，才意识到痛苦。佳圆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悲情的，但有发展逻辑，是有迹可循的。

《新周刊》：在网络文学、短剧冲击严肃阅读的当下，你对于“爽文”有什么看法？你认为青年作家需要掌握“流量密码”吗？文学性与传播性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辽京：我理解的“爽文”就是不需要读者投入太多自身的情感，等着作者把设计好的一个个爽点抛过来就可以了。这种需求可能是人人都有的，我也喜欢看爽剧。而严肃文学在这个时代如何安放自己，是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严肃文学，都需要比较安静的空间、一段相对清闲的时光。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对于当代人来并不是天天都有。

其实没有所谓“流量密码”，文学创作还是比较依赖于个人的情感和经验。

《新周刊》：如果用关键词定义这代青年作家的精神特质，会是什么？

辽京：我觉得大家还在尝试拓展自己的边界。文学这件事情是没有岸的，也就是没有所谓“到岸”或者“上岸”。如果一个写作者找到一个方法，然后照这个方法去炮制无限的作品，那不是上岸，是搁浅。写作者只能不断探寻自我与世界，寻找新的方向，然后一直写下去。文学很难有边界，也没有尽头。

写作是“方生方灭”的，写完了，一切就都归零，然后重新开始。不管之前积累了多少经验、有过多少作品，每一次写作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