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堪称最爱阅读。那里的人们仿佛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咖啡店还是宁静的乡村小屋，都能看到人们沉浸在书的世界中。他们从书籍中汲取智慧，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这个国家的人们无需通过谈论自由来彰显自己，因为他们在阅读中已获得了心灵的自由。阅读让他们懂得尊重与包容，让他们的思想在知识的滋养下愈发深邃。他们用阅读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在其中自由地探索、成长，而这种内在的富足远远超越了对自由的空洞谈论。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经过这几年的喧嚣与纷杂，我曾一再问自己：阅读有用吗？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阅读是为了明理，为了独立思考，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像是白读了呢？

因为在没有逻辑和三观扭曲几乎是常态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阅读者（请注意，是“真正的”）很容易遭遇“无处讲理”的痛苦。

这是因为阅读是独立思考的根基，而独立思考总意味着与现实的碰撞而非妥协。正如鲁迅所写：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而且，无知者可以相信别人希望他相信的东西，可以对一切虚假感激膜拜，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会吗？如果不会，那又该怎么面对一切暗面？

捷克给了我答案。

捷克这个面积还不及半个广东省的小国，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布拉格之美，也不仅仅因为每座城镇都值得细细探访，更因为它在文学史上的璀璨。卡夫卡曾与哈谢克交相辉映，在他们之后，赫拉巴尔与米兰·昆德拉接过衣钵。此外，还有克里玛、瓦楚利克、卢斯蒂格……在泛文艺领域，捷克的成就同样惊人。除了创造出小鼹鼠形象的导演兹德内克外，还有在好莱坞拍摄了《飞越疯人院》等经典之作的福尔曼。

每次去布拉格，我都会去金虎酒馆看看。我几乎从不喝酒，出门在外更是滴酒不沾，但就是为了赫拉巴尔，我会走进金虎酒馆，厚着脸皮跟侍应打个招呼，然后逛上一圈。

这家酒馆一直是捷克文化人的聚集地，最著名的客人当属赫拉巴尔。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捷，希望能见到赫拉巴尔，会见地点就是金虎酒馆。

赫拉巴尔身处的波希米亚，早已超出地缘概念，成为一种象征。而在音乐、舞蹈以及高度商品化的服装之外，波希米亚的真正内核也从不会让人忽视。

这个真正内核是文学。赫拉巴尔以其文学成为波希米亚精神的一部分。尤其是以《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和《哈乐根的数百万》共同组成的《河畔小城》，人物繁多、故事纷杂，以小人物的悲欢，铺陈捷克的历史和波希米亚的历史。

当然，赫拉巴尔最经典的作品是《过于喧嚣的孤独》。2019年12月，临近圣诞节的一天傍晚，我走进布拉格聂鲁达街的一家书店，向店主求购捷克文版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河畔小城》。

我不懂捷克文，求购只为收藏。只是中文书名在翻译器里转化为捷克文后，似乎与捷克书名不符。店主想了想，终于恍然大悟，口中吐出“赫拉巴尔”的发音。

此前几年间，我曾数次走入这家书店。作为一个游客，我总是经过这里，又总是忍不住进去看看。这是一家旧书店，有海量旧书和旧杂志，即使不懂捷克语，也总能淘到各种历史印记。

在这里，我见到过英文版的《好兵帅克》。在捷克评选的“二十世纪五十大捷克小说”中，《好兵帅克》排名第一，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排名第二。我还见到贝宾大伯的招贴画，曾有人说，《河畔之城》里的贝宾大伯，其原型就是好兵帅克。

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赫拉巴尔借鉴哈谢克，不如说他们都忠实记录了捷克社会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如赫拉巴尔所说：

“我的老师哈谢克的生活，乃至我的生活，都是令人不快的巴比代尔式的。”

何况，作品中的贝宾大伯，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他被赫拉巴尔称为“精神上的父亲”，是他文学创作的缪斯。在他十岁那年，贝宾大伯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个啤酒厂管理员饱经沧桑，却豁达幽默，影响了赫拉巴尔的一生。

在赫拉巴尔笔下，贝宾大伯堪称最典型的巴比代尔。“巴比代尔”这个名词不但是赫拉巴尔的短篇小说集之名，也是他自造的一个词。赫拉巴尔说，这个词专指一类人，他们：

“善于从眼前生活中找到快乐，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惨的日子。”

如果阅读有意义，那么赫拉巴尔所说的或许就是意义所在。因为捷克人正是这样做的，并得以走出阴霾。

比如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展现出惊人的坚定。那场电台保卫战，让人为之动容。在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后，布拉格电台仍然坚持发声，在苏军进攻电台时，数千名布拉格民众用自己的汽车筑成街垒，保护电台。

播音员在电台里说：

“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即使布拉格电台被占领后，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的电台仍如接力般发声，并启动地下播出。

那时的捷克人也有不同寻常的幽默感。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在布拉格之春遭遇镇压时，似乎成了每个捷克人的标签。据记载，苏军在占领布拉格后，一觉醒来，却发现布拉格人民摘掉了所有的路牌和门牌号码，路标方向也被调转，布拉格成了迷宫。清晨，苏军睡得正香，布拉格人民一起按响了汽车喇叭、轮船和火车的汽笛。那些美丽的少女们穿着超短裙，与路人随意热吻，唯独不搭理远道而来的苏军。

在之后的日子里，即使知识分子们被纷纷放逐（据记载，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成了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捷克人民仍然无畏。

曾有人说，捷克的光辉都拜文化传统所赐。早在二战前，它便已是欧洲少数几个民主国家之一，也是欧洲最发达国家之一，人均GDP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与较高的国民素质有极大关系。经历了二战的摧毁性打击，又经历了冷战后，捷克仍很快走出黑暗。在一系列变革中，捷克人的高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洞悉权力本质，并敢于抗争，而又善思明理，让一切平稳和缓。

在这荡气回肠的变化中，仍然可以看到捷克人“巴比代尔”的一面。克里玛曾经这样回忆天鹅绒时期的捷克：

“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可算是“捷克特色”：作家不仅仅是作家。

赫拉巴尔终生以笔、以幽默对抗权力，克里玛以悲悯情怀书写历史，都不是捷克作家的孤例。曾有人说：

“（对于捷克作家来说）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此言不虚。

有人写，也需要有人看。在捷克的每个城市，我总能随时见到阅读者。广场上、河岸边、咖啡馆里、草地上、公园里、车上……

阅读的意义，在于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所说，极权反生活，而“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

米兰·昆德拉就曾写道：

“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对性、怀疑和探寻，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在这个国家，阅读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传统，不是任务，也无需鼓吹。同样不需要鼓吹的东西还有很多，布拉格之春前，捷克作家瓦楚利克曾炮轰各种阴暗面，并说出了那句此后几十年间常被引用的句子：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捷克人确实已经不需要谈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