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换宿之后，我深深感受到了与欧洲文化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在那短暂的经历中，尽管我努力去适应和融入，试图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交流习惯，但始终感觉格格不入。欧洲的生活节奏、价值观念与我所熟悉的截然不同，无论我怎样努力去迎合，都像是在强行挤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圈子。那种孤独和无奈让我彻底放弃了融入的念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也更加坚定了回归本我、寻找属于自己归属的决心。

和比利时大姨生活的十天，生活规律得我喜迎生理期

去年五月，我从一位朋友那儿听说了打工换宿。她当时去法国的一个农村，在一位电磁波过敏的房东家里打了几天工。房东家里必须屏蔽一切信号，否则她会全身起疹子和瘙痒，唯一上网的方式就是用台式机连网线。

那次换宿是疗愈型的，朋友说她只用付机票的钱，用劳动换取食宿，还可以跟着房东一家做一些冥想之类的心灵疗愈。她帮她们做一部分家务，比如喂动物和除草等等。

我觉得挺有意思，当时就记住了这件事。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旅游方式，同时还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打工换宿在欧洲很常见，已经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也有很多有保障的平台为房东和换宿者提供选择和建立联系。它的本质就是用劳动换取食宿，如今也已经成为很多难民或无家可归者度过过渡期，寻求暂时庇护的方式。

打工换宿的网站之一

我花了一晚上时间，注册打工换宿的网站，填好自己的资料和简介，很顺利地联系上了房东——一位六十多岁，单身独居的大姨。照片里，她头发全白，整齐地梳成马尾扎在耳后，有些发胖，笑容灿烂，和很多欧洲阿姨一样，穿颜色鲜艳，印花丰富的衣服。

从我们有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开始，大姨就开始给我发消息。我了解到，大姨是比利时人，每年四月到十一月会住在西班牙，其余时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她在西班牙的住处是她父母留下来的房产之一，位于一个叫 Mequinenza 的地方，它在西班牙东北部，离巴塞罗那有两个小时车程。她离过两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有两只狗。大姨甚至还跟我分享了她女儿的结婚视频。她的热情让我甚至手足无措，同时也对这段经历充满期待。

六月的一天，我从阿姆斯特丹飞到了巴塞罗那，大姨来机场接我。我们穿越整个加泰罗尼亚大区，来到一处被光秃秃的山包围的，三条河交叉处的村落，汽车盘旋了很久。

她在一个水龙头处停车，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离她家有二十公里。她示意我一起下车，走到后备箱边上，把手放在把手上，对我说：“准备好了吗？”下一秒，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全部被展现在我面前，根本数不清有多少个。大瓶子装的水是用来喝的，塑料小瓶的水是用来煮饭的，透明瓶子的水是用来刷牙的，每一瓶都安排周全。 

打完水，我们回家了。热情的小狗 Kaya 一开门就扑到我身上舔来舔去，而 Buzz 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我，大姨说这是因为他有一些童年创伤，但是他非常善良。没过多久，Buzz 竟然向我敞开了心扉，舔舐我的皮肤，甚至还主动和我握手，大姨很惊喜，说 Buzz 一般要好几天才能适应一个陌生人的存在。她一边说，一边拍了好多照片一股脑全发给我。然后，我陪她一起看一部美国刑侦电视剧，她跟我分享剧情的时候，我偷偷在豆瓣搜了一下，发现她最觉得最可爱的角色 Tony 其实是大反派，我没告诉她。

夜幕降临之后，我发现这里真的是 the middle of no where，太阳落山之后村子里几乎没有光污染，也极少有人出门。大姨跟我说，当家里有小老鼠出没，她的两只狗会把它们用牙齿撕碎，她再把老鼠们的尸体扔出窗外，给山上的老鹰吃。还有一些时候，山火四起，老鹰的巢穴被烧毁，在寂静的夜里，能听到它们的哭声。我想，大姨在这里可能挺孤独的。

第二天，我的工作正式开始了，主要就是帮大姨修整她的院子和植物，还有赶集、买菜和做饭。虽然大姨每天都给我做一日三餐，我有时候也会主动提出做中餐。

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拔野草，有的草使劲一拔就能出来，但是有的就要铁锹、铲子和剪刀一起上。我经常会一边拔草，一边听播客，往往能进入心流状态。有一天下午，我听到主播提到，最被高估的品质是吃苦耐劳，在烈日下拔草的我不禁汗颜。我花了四个小时，才把大姨门前的一小片杂草清理干净。我突然想到，如果如今城市绿化的杂草是用除草机的话，那么那些长在花茎旁边的野草呢？用机器能除掉吗？如果都需要用人力拔掉，又是谁来干这些工作呢？

这几天和大姨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全方位地唤醒了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回忆：每天九点多自然醒来时她们已经坐在客厅看电视，有线电视就那几个节目，古早电视剧和电影轮流着播，那些记忆里已经很老的脸稚嫩地跃出，割裂又神奇。等我洗漱完，咖啡和蛋糕已经被用心地摆放在餐桌上（我奶奶一般是放豆浆和蜂蜜小蛋糕）。

野外劳作的疲惫程度类同于在小区的健身器材区上下翻滚，玩儿累了，热了，一定会有一杯好喝的端过来。大姨给我的是冰沙版chai latte，但我奶奶不爱让我喝凉的，所以一般都是温热的苹果水。她们做饭总是爱做特别多，吃不完的放回冰箱，为了不让这些食物放太久，我总是自觉地提出吃剩饭的请求。晚饭后她们会再给我倒一杯饮料，出于节俭的生活习惯，往往是用浓缩糖浆或是果珍粉冲。并且，她们会用冒着星星的眼睛期待地看着，好像掌握了制作特饮的秘诀，像老小孩儿一样。

这样的生活规律且稳定，换宿的最后一天，我非常不规律的月经竟然来了，特别惊喜。

大姨家一角（图片已得到受访者授权）

我们很快建立了互相的信任，生活之外，也有不少对话。那段时间，她正在为母亲的遗产问题焦头烂额，一团糟的姐弟关系更是让她压力爆棚。第七天，她跟我倾诉了很多心事，从她的婚姻、亲子关系、家庭，到个人创伤。她给我看了她弟弟的账单，我才知道她弟弟一直在啃老，他不仅抢到了父母留下的唯一一套有净化水系统的房子，还一直在花父母的钱，加起来至少有十万欧元。

我知道，自己无法给出什么建议和安慰，她也不需要我这么做，所以我只是陪着她，安静地倾听。我想，无论种族、国籍和文化，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全人类都会面临的。

然而，谈到难民问题时，我就难以共情了。生活在比利时荷语区的大姨认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被外来者侵占了，主要就是难民。二十年前，大姨刚生了孩子，同时经历离婚，生活比之前困难许多，于是去找政府领补贴金，却被通知，必须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才可以领。与此同时，难民一来到比利时就可以领一笔救助金，作为本地人的她在困苦的时候却无法得到任何补贴，她觉得这很不公平。

后来，她的孩子遵循传统，都信天主教，上教会学校。她觉得外来者也应该尊重她们的宗教，而不是在城里各处建造清真寺。她带孩子在社区广场上玩的时候，有移民面孔的人冒犯她们，让她们“滚回家”，大姨回骂：“你们才应该滚回家，你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其实，大姨的想法有点像一些国内一线城市的“土著”对外来人的看法，明明拥有特权，却把自己和外来人放在同一标准上比较，控诉自己的权益被侵占。

与此同时，大姨欢迎各地的人来她家打工换宿，也确实帮助过许多难民，我相信她对待那些人并不会比对我差。她曾经遭受过很严重的人身伤害，却仍旧选择相信别人。

最后一天，大姨送给我一张画，说是我的属相“蛇”和星座“羊”的结合体。她说她给每个换宿者都会画，有些人最后“忘记拿走了”。

大姨的生日聚会上，我看够了白人的假笑

六个月之后，大姨的 67 岁生日聚会上，我才明白大姨政治观念的来源。

在安特卫普的一家咖啡厅里，我感觉很魔幻，像看电影一样，她的家人、朋友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大姨同母异父的姐姐和她完全不同，一位 71 岁的“时尚女魔头”，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partner”和女儿，后者是比利时某一年的选美小姐。

大姨说，她在精子库里选择了一个荷兰男人的优质基因，生下一个金发碧眼、身材修长的小男孩之后仍旧不停地换男友。每一次男孩都以为那是他的爸爸，被告知不是之后充满困惑，得不到任何解释。

我被大姨安排在“英语桌”，同桌都是会说英语的人。座位旁边是一位年轻的白人男性，我们从彼此的工作和专业开始攀谈起来。知道我是语言学学生之后，他非常惊喜，说：“哦，我知道！那你是学哪个语言的语言学呀？”我只有在心里默默扶额的份儿。

后来，同桌的客人陆续落座。他们话里话外都谈到一些政治话题，认为比利时政府需要改革，中东和北非难民给她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威胁，光领体恤金，正事不干。他们经常提到某个政党以及对于它的支持，但大多都是口号式的比如“让比利时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我相信他们会带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等。

于是我向邻座询问他们党派的名字以及概况，他一边给我看谷歌搜索结果，一边跟我解释，这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党派，支持佛兰德斯（比利时荷兰语区）的独立。他说，他们党派所追求的，不过是对于比利时人权益的保障而已。而对于移民和难民群体，他们必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获得社会福利，“这样做没什么错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作为一个毕业之后还不确定是否能留在荷兰，并且为此焦虑的人而言，我怀疑自己是他们“要求”的目标，难道我需要证明自己是“好”移民？那又该怎么做呢？

后来我才知道，大姨的女婿从政，很多客人都是他政治上的盟友，比利时新弗拉芒联盟党的成员。

聚会进行到后半部分，一位中年女士风风火火地进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坐下之后，她对我说：“现在我们可以说英文了！”我了解到，她来自叙利亚，已经移民比利时九年，现在以唱歌为生。英语和弗拉芒语（比利时荷语区的官方语言）之外，她还会说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一门欧洲语言。当时从叙利亚跑出来之后，她去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留在比利时，这个“最民主和进步的国家”。

她的丈夫是比利时人，儿子是和前夫所生。她说，自己很感恩现在的生活，因为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社会声誉。为了建设这个国家，让它变得更好，她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加入新弗拉芒联盟党，她认同“愿意为这里贡献自己力量的人”移民，不欢迎“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

我想，她是那种“好移民”。我能感觉到在场的所有人都欣赏和敬佩她，一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得知最贵重的礼物来自她的时候，大姨觉得很惊喜，“不愧是她！”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她给大家唱了一首圣歌。她积极地融入这里，学习这里的语言和文化，参与政治活动，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诞。

假笑过多，我迈出酒吧的门透气，抽根烟。结果远处来了一个大小眼的黑色面孔找我要烟。他笑着，很友善地问我，你是哪里人啊？谢谢你的烟，我来自摩洛哥，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那个笑比一下午对着我侃侃而谈的几个人都真诚。

“融入”没必要，但我们仍然可以相爱

聚会之后，我和大姨回家。我提到现在自己每个月的房租是700欧，她对这个天文数字感到惊讶，于是她问我，明年你还能来西班牙找我吗？我说我需要先找到工作留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和她一起看《黑寡妇》，电影快结束时，她突然转头跟我说：“我昨天睡前搜索了安特卫普的招工网站，你如果想要留下的话，可以花钱报一个政府开的荷兰语课，等学好语言后，他们会给你安排点什么的。至于房子，如果来安特卫普，你就住在我家，不用付房租，每年我去西班牙的时候你只需要付水电费和网费就好。”我当然感恩这样的话，可同时感到无力的是，在他们眼中，住处、工作、语言，压倒外来者的三座大山，竟是可以如此轻易就解决的。

送我离开时，她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她，毕竟她的女婿从政，没准可以用人脉帮助我。一个右翼支持者能帮到我什么，我不敢想。但我确信在大姨眼中这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就像他们认为让有色人种在融入时“付出代价”，与怀着开放的态度接纳他们没什么矛盾；难民不该得到无条件的援助，和他们作为白人公民应该得到优先级对待之间没什么矛盾。

我依然把大姨当作我在欧洲的好朋友，把她送我的礼物妥善地安放，想着有时间再去找她和她的狗狗玩儿，和她分享生活近况。离开的时候阳光照在她和狗的身后，我还是很不舍。让故事发生并没有那么难，只是我早在不知不觉中放弃“融入”这件事了。一是这里远没有该有的那么多元，二是人与人本身就如此不同，尤其是在世界公民概念几乎消亡的今天。同样是谋得应有的权利和福利，我们需自证，而你们只需呼吸。

去年九月，荷兰政府宣布削减 10 亿欧元的高等教育经费，实施措施包括限制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减少英语授课项目，取消某些学科的项目等等。我所在的学院通知将裁掉60%的全职员工，我的毕业论文延迟了两个月才收到分数。非欧盟的学生想要留在这里，比以前难得多，对于我这种本来就不好找工作的文科生而言尤其。刚刚过去的冬天，焦虑诱发的躯体反应越来越严重，那几个月里我惊恐发作的次数比过去一整年还多，甚至一出门就会心悸和头晕。

我也想过回家，但以我现在的状态，很难适应国内的加班文化和高压工作。而且，北京的飞速变化让我很犹豫。去年回去，我发现家旁边的商场变成了抖音和火山视频的连廊，小时候我在这补习，看电影，吃人生中的第一杯DQ冰淇淋。我熟悉的生活痕迹逐渐被钢筋水泥抹掉了。而这样的变化还在不停发生着，秩序和效率逐渐成为至高的准则，生活的空间被一再压缩。

欧洲令人失望，北京也不再是最优备选。让我坚持留在欧洲的，是在这里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生活和同温层，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安全领域，给彼此不断带来坚定的支持。现在我觉得，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观察这一切，然后再和“自己人”一起，去创造属于我们独特的叙事才是更重要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作者：丽丽王，编辑：cai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