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坚信写作是为了对抗我们的无能。在他看来，生活中常常会有诸多无奈与无力感，而写作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武器。通过文字，他能够将内心的迷茫、挣扎与渴望倾泻而出，将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具象化。写作让他在混沌的世界中找到一丝清晰，用文字的力量去突破无能的束缚，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坚韧。他以笔为刃，在纸页间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仿佛在与无能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让读者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力量与勇气，也深刻领悟到写作的非凡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苏炜，编辑：朱人奉

春夜武汉，长长短短的街巷间，冒出大大小小的聚会来。宵夜摊上，酒菜交错，杯盘撞击，抑扬顿挫的汉腔一来一往，人们提前预演江城夏夜的热闹。

李修文偶尔站起，暂时从酒桌话题中抽身，绕过桌边举杯的人们，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接一通遥远的电话。他抱歉地向客人指指手机屏幕，做出口型：

“女儿。”

在大洋那头读书的女儿，时常会给作家父亲来电。这在很多时候，也成为李修文重要的文学时刻。“因为时差，有时接到电话是凌晨，她在那头写作业，我就在这头写作。”

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这很像是李修文当下的阅读状态和写作状态。“我总是出差。别人惊讶：‘你的行李箱怎么这么重？’其实里面都是书。”担任刀锋图书奖推委会主席的这一年里，他要读的书更多了。但他总能抓住忙碌生活的罅隙，阅读书籍、酝酿故事、组织文字。往往一趟行程下来，一些想读的书读完，一些想写已久的故事也写毕。

“于我而言，解郁第一。”李修文这样描述书写对自己的意义。

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担任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推委会主席。（图/聂一凡摄）

“我记下的故事太多”

四月份，李修文的新书《夜雨寄北》出版。这本小说集辑录了李修文近期写下的四个故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过往的许多文学追问——

《夜雨寄北》的书名，来自唐诗的名篇，很容易让读者想起李修文过去的散文作品。与诗歌的长久羁绊、现实与魔幻交织的叙事风格，也像是对他上一部作品《猛虎下山》的延续。作家、评论家李洱，曾经把这种风格类比美国作家霍桑，形容为在“幻想与现实接壤的地带”的书写。

那么眼下，李修文在这样一片文学地带里，又多走出几步。

中篇小说《夜雨寄北》，是新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一只名叫小丹东的猴子颇具灵性，不仅洞察人心，还能背诵诗词。猴子在一系列人世间的经历过后，不断异化，打磨演技又抛弃演技，入魔又入佛。一个复杂的猴子形象，也成为北漂主人公身心变异扭曲的写照。

2021年1月16日，广州动物园里，人们在看猴子，猴子也在看人。（图/Sam）

相比于《猛虎下山》中人变虎的“魔幻”，《夜雨寄北》里猴与人的互文，则更接近“奇幻”：现实的底色变得更加影影绰绰，关于现实的透视则朝着人心更深处去。人变虎的寓意，厚重扎实，牵连着下岗潮的时代剧变；人与猴的对视，则直抵人性的复杂，在当代生活中，具备了普遍的感染力。

《夜雨寄北》小说的缘起，是多年以前偶然在剧组遇到一个把猴子当宠物养的姑娘。这让李修文惊奇，也让李修文难忘。从那时起，这个画面就牢牢盘踞在他心中，生根发芽，长出藤蔓，逐渐有了一个故事本身的肌理：“能不能用人和猴的关系，在展现时代进程的同时，又展现人心的一体两面？”

类似这样的故事，李修文心里还装着许多许多。多年间行南走北，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养成了随时随地记录故事的习惯：一面热情地入世，融入世俗生活的热烈；一面冷眼旁观，观察人们的情态，留心人们的讲述。经年累月，各色故事如同石块，垒在心中，有棱角，有分量，而写作近乎一种释放。

“我记下的故事太多，总是没时间写出来。”有一些人物和情节，已经在李修文脑海中酝酿数年乃至十数年，被反复推敲，甚至自我生长，最终在合适的契机，倾吐而出。

李修文从来不是那种惜字如金、下笔千钧的写作者，当故事成熟了，自然而然瓜熟蒂落，所以他“琢磨得差不多就写”，以至于一位自大学毕业30余年来几乎每周都跟他一起聚会的同学，也感到纳闷：“我们不过一起喝了几顿酒，怎么隔了段时间，李修文就出了一本新书？”

《夜雨寄北》

李修文著

花城出版社，2025-4

让传统顺流而下

行走人间，搜集见闻，放在心中酿成好故事和好文字——李修文的写作方式，听上去与传说中蒲松龄的写作方法相仿。事实上，多年来《聊斋志异》都是李修文的案头书。他将这本精彩绝伦的短篇小说集，形容为“一本短篇小说写作指南”。

在李修文看来，当代中国的“魔幻现实”文学实践，与其说直接承继自卡夫卡、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六朝志怪、唐传奇、蒲松龄的传统。

“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蒲松龄是一个集大成者，事实上他处理了古代小说面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聊斋志异》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这种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令李修文着迷，也让他的小说兼具了两种意蕴。

有人评论，李修文曾经的散文和他当下的小说风格截然不同：前者挥洒恣肆，诗意性情，有冲向世界拥抱芸芸众生的热烈；后者则怪诞、诡谲、精巧，现实世界的荒诞和无奈，被压缩在短小篇幅内，投射于人物的变异上。其实，如果细读就能发现，李修文对现实的关切和悲悯，在散文和小说这两种不同文体间流动，而始终如一。

恰如他对于蒲松龄的理解：“在蒲松龄的心目当中，那些妖狐鬼怪以及在人间受了不幸的人，总得有一个去处。一个慈悲的作者就应该给他的读者、给他故事的主人公找到一座避风港——如果白天里没有，他们就要去夜晚里；如果人世间没有，他们就要去阴曹地府；如果繁华都市里没有，他们就要去荒郊野外。所以在此意义上，蒲松龄是一个特别有同情心、同理心，特别公正而慈悲的作家。”

怀着这样的愿望，在更多时候，写作在李修文这里并不完全是一件乐事、轻松事，而是“一种极限运动”，需要时时刻刻“对抗自己的无能”。但与此同时，书写的过程也是信念感不断累积的过程：“写作和我，是一种重要的彼此认定，一如此刻，世界越是在不断起伏，它们就越是值得被写下来。”

行走人间，搜集见闻，李修文将《聊斋志异》作为“一本短篇小说写作指南”。（图/聂一凡摄）

于是，李修文继续感慨着“才华就是世界的创造力”，他喜欢班宇、陈春成、穆萨等等年轻作家的作品，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列得很长，他为他看到的每一篇精彩小说醉心，甚至帮助一些年轻作家成了自己的同事；于是，李修文继续轻快而郑重地记录、思考、书写，左冲右突，拓展文学和生命的边界。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热爱写作，它让我觉得我生活在有趣和创造力之中。”作家认真地说。

“我并不觉得文学的公共性变弱了”

《新周刊》：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首次超过电影票房。很多人说，这标志着影视格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已经到来。过去，人们总是焦虑于文学与影视的结合。作为有过文学创作经验也有过影视创作经验的作家，在你看来，在微短剧时代，这种焦虑会不会被放大？

李修文：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文学性。

我并不认为微短剧完全没有文学性。过去像《故事会》那样的内容，就有着建立在大众基础上的文学性。文学性并不是完全精英化的。

现在的短剧很擅长洞察人性，激活了一些传统的关系、传统的叙事。比如“豪门狂少归来”等桥段，延续了大仲马式的、金庸式的“被放逐者归来”的结构。这种故事结构在历史上的戏曲、话本、小说里比比皆是。

所以在我看来，短视频、短剧等媒介的变化，绝不意味着一个新的视频的时代到来，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大踏步的后退——退向古老的叙事传统，它们被新媒体、新材质激活。当然，文学性往往并不是一部影视作品所必需的，一个剧本如果文学性太强，反而要警惕，因为观众毕竟不是去电影院观看一部演出来的文学作品。恰恰要打碎文学性，把它变成电影性的一部分——电影有它自身的主体性，是奇观，是视效，等等。

李修文认为，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可能使我们退向到古老的叙事传统。（图/聂一凡摄）

《新周刊》：如评论者所说，你的散文和小说蕴含许多古典意味。对此你也有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传统顺流而下”。当下，很多文学创作者和读者都呼喊“回到传统”，我们真正可以回溯和继承的文学传统是什么？

李修文：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格外重要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写下的作品，其实是一块块的“堕泪碑”——羊祜镇守襄阳时，曾登岘山而泪下，后人为此而立碑纪念。他哭的是天地广阔而吾生有涯，生而为人，我们永远无法战胜岘山、夕阳和无穷无尽的时间，而此种感叹和观止，也许就是我们抒情传统的起源，更是我们命运的渊薮。我觉得，无论我们走向哪里，在我们的国土上，这个传统还会在各种媒介形式里发挥作用，比如前两年很受好评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不就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吗？

2025年2月27日，四川成都。当代艺术家徐冰大型个展“徐冰：有问题就有__”在成都市美术馆展出，图为其代表作之一《析世鉴——天书》。（图/王磊/中新社）

《新周刊》：今天，随着文学传播力、影响力的相对减弱，许多作者也更多地将笔触对准自我、剖析内心，文学写作会不会逐渐从公共性书写转向一种私人的、个体化的书写？

李修文：我并不觉得文学的公共性变弱了，它对于世界的关切始终都在。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拿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文学的勃兴来对照当下，其实那更像是一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在西方世界，现代小说诞生之后，“卡夫卡”“博尔赫斯”们在大众那里也许从来就没有热闹过。

当然，今天的文学、今天的小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叙事危机，随着社会的互联网化，生活节奏无限加快，一个故事化的社会形成了。我们其实是和许多电影、游戏里的人物，和科学怪人、小城畸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因此，小说家也要面临一个处境：读者常常比它们更早一步到达事情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时刻，新的文体可能就要诞生。生活和生命只要往前进步，相应的文体一定会被发明。但是，所谓写法，其实是命运，我们还得寄希望于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