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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月2日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以及对中国、欧洲、越南、印度和韩国等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

历史上，美国曾经两次对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

• 1890 年《麦金莱关税法案》将进口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保护了美国工业，但同时也推高了消费价格并引发了政治反弹；

• 1930 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产业，这一关税导致 1929 年至 1934 年间世界贸易总体下滑约 66%，并且普遍认为，该政策严重加剧了当时的大萧条并恶化了全球贸易状况。

特朗普新关税政策公布后，Meta 和 Nvidia 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5% 左右，而苹果和亚马逊的股价则下跌了 6% 左右。许多经济学家警告称，白宫已启动了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最大的转变之一，其结果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和通胀加剧。分析人士称，最新一轮关税举措对科技投资者来说“比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于3月28日发布了《打贸易战可能意味着输掉科技战》的文章。《互联网法律评论》将这篇文章做简要编译，以供读者了解新关税与科技竞争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影响，以及中国机遇的可能性。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其执政初期雄心勃勃地试图迅速调整美国经济关系，其重点是对对手和盟友广泛使用关税，尽管这很混乱。新一轮互惠关税将于4月2日生效，一些高级官员称之为“解放日”。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讨论都忽视了这些措施的最大风险：多线贸易战将削弱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力，而这些技术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目标至关重要。

一、技术领先才能塑造未来经济秩序

事实上，“美国优先”贸易政策要面临的持久考验，并非其对商品贸易逆差或邻国拦截芬太尼的短期影响，而是其对美国创新和扩大关键及新兴技术能力的影响。而中国已准备好抓住美国的战略失误，以锁定决定性的技术优势。美国面临的风险从未如此之高。

在这些技术领域建立并保持优势的国家将塑造未来的经济秩序。它们将有能力在全球市场制定技术标准，掌控技术供应链和关键节点，并能够塑造未来的工作和就业形态。而且它们更有可能在技术驱动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争夺中占据先发优势。那些无法做到这些的国家将会落后。

二、中国技术已经崛起并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根据大多数评估，美国目前在许多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例如人工智能、尖端半导体设计、生物技术、制药、超级计算和量子计算，不过须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况且，在其他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加密货币、小型无人机、电子商务、电动汽车、面部识别、移动设备制造、高速铁路、高超音速、太阳能和风能以及电信。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技术崛起仅仅是因为重商主义和政府行为，那么就是大错特错。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具备的优势：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大量的 STEM 人才、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能力、在加工关键矿物方面的主导地位、扩大商业生产规模的能力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很好地融入了大多数主要技术价值链（technology value chains）。

三、提高关税影响的是美国科技公司

关键点是：“技术价值链”是全球性的。它们包括复杂的研究、贸易、商业和投资关系，纵横交错于世界各地，从亚洲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到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再到非洲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

为了参与竞争，美国公司，无论大小，都需要可靠地获取关键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投入，与这些投入的供应商建立稳定的联系，以及强有力的保护，以防止知识产权被盗和工业间谍活动。

此外，他们还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市场准入。然而，关税和报复的波动至少会削弱稳定的技术环境。多线贸易战很可能会对寻求在先进技术上竞争的美国工业、大学和工人构成重大障碍。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该行业包括全球的芯片设计商、代工厂、设备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在先进芯片设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们依赖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芯片制造商，依赖日本和荷兰的设备供应商，以及中国的加工材料。

对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以及对其他国家征收的互惠关税，给美国芯片制造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和成本。它们可能会改变投资者的预期，并引发类似于中国针锋相对的关税和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的报复措施。 

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特朗普宣布中国台湾和阿联酋大规模投资，为吸引美国芯片制造业投资到亚利桑那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其他州所做的努力值得称赞。关税威胁可能会促成这些举措，但真正的投资能否实现落地主要取决于其他因素，而不是关税，如税收优惠、人才和法规。

相反，对芯片投入征收关税会使美国芯片制造在短期内变得更加昂贵，同时保护美国本土公司免受市场压力，而这些压力对于其长期竞争力和创新至关重要。这对人工智能革命不利，因为人工智能革命将依赖于获得尖端芯片的机会。 

Tips:半导体投资建厂取决于什么因素？

根据ITIF再2024年底发布的一项研究《评估印度是否准备好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制造半导体工厂的设计和运营非常微妙和复杂，在评估数十亿美元的晶圆厂投资地点时，半导体制造商可能会考虑多达 500 个独立因素 - 从国家和州的人才、税收、贸易和技术政策到劳动力价格以及法律和海关政策，甚至需要考虑到月球引力对装配线的影响等细微的细节。

为了赢得半导体投资，各国不仅需要正确处理 500 个因素，而且它们在这 500 个因素上的“得分”强度需要比其他寻求相同投资的国家更高。

类似的问题将在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重新上演，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中部和南部。该行业依靠国际合作蓬勃发展，从包括中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那里采购原材料、专业设备和活性药物成分。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会增加研究和生产成本，扼杀药物开发和医疗技术的创新。 

美国伊利诺伊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州的新兴量子产业也不例外。量子网络依赖于 15 多个硬件组件，例如随机数生成器、探测器、量子芯片和偏振设备，这些组件分别由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英国的公司供应。如果关税提高这些投入的成本，或者报复措施限制美国公司获得关键组件，美国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关键技术的先发优势。 

四、美国“单打独斗”赢不了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 2 月份“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提出的技术领导愿景，值得美国政府内部考虑。尽管万斯肯定了美国确保“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黄金标准”的意图，但他仍旧强调说，“仅仅因为我们是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或需要单打独斗。”

为此，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贸易和技术政策，重点关注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即使与某些国家形成了双边商品逆差，美国仍应寻求获得技术产品和服务低成本投入的可靠途径、深度和安全的研发伙伴关系、在重点出口和投资控制方面加强协调，以及取消对美国出口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和技术协议中，都应确保美国不间断地获得加工的关键矿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nternet Law Review，作者：纳文•吉里尚卡 (Navin Girishankar，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安全与技术部主任），编译：互联网法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