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产业链外迁，绝不是一件能简单看待的事。看似只是产业的转移，实则蕴含着诸多复杂因素。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销售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外迁意味着要重新构建这些环节在新地区的运作体系，包括与当地供应商的磨合、劳动力素质的匹配以及新市场规则的适应等。而且，这还会对本土的就业、经济结构以及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产生深远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外迁带来的成本降低等表面好处，更要深入思考其背后隐藏的各种挑战和代价，因为服装产业链外迁，真的没那么简单。

从筚路蓝缕，到全球第一大轻工业国，中国纺织产业功不可没。其中，中国沿海服装制造业，堪称中流砥柱。

和平盛世之下，长期以来，以服装制造为中枢的纺织业，多被冠以“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直到乾坤颠倒、周期下行之后，人们才骤然发现，那些漠视服装纺织业的国家，是如何陷入通胀烈火的灼烧之中。

实际上，服装纺织产业始终是一国经济的最可靠安全垫——经济周期上升时体感不强，一旦周期紊乱则价值凸显：无论物价稳定，抑或就业保障，甚至国家安全，它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就在2025年开年之际，我们注意到，打着轻工业、制造业回流的幌子，特朗普再度挥动关税大棒，我国服装纺织业一时乌云密布。不堪其扰的部分跨境电商、OEM企业，正产生一种应激反应——试图将产业链整体外移至越南等第三方国家，以规避潜在的贸易摩擦。

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无论从产业逻辑角度，还是经济规律维度看，我们都须意识到，服装纺织产业链外迁均系一个重大命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亟需产业内外审慎、再审慎的对待。

一、三重战略意义

一，产业价值维度，它是我国创造外汇与容纳就业的中流砥柱产业。

2024全年，我国纺织业出口额达到3011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8.6%，同时实现了148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占贸易顺差总值的19.4%。

虽然绝对产值占比较低，但纺织业仍是目前我国出口贡献最大的产业之一，也是赚取外汇的主要渠道之一。

从就业岗位的角度来讲，尽管过去数十年我国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适龄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最高学历没有超过高中，全国的本科人口占比不过5%左右，有大量的非专业性人才需要制造业的就业岗位。

图：中国分年龄段人数学历分布，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

纺织业提供了大量低门槛就业岗位，这一点毋庸置疑：2024年纺织业占就业人数占工业整体的7.7%，占制造业的8.4%。

因此，无论是从出口贸易的角度，还是以人口就业的角度来讲，以服装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仍是现阶段实际国情下的中流砥柱式产业。

服装纺织产业链不仅对中国重要，最近再度发酵的“美国小额包裹关税政策”事件，所折射的其实正是美国对其“50万美国纺织业岗位”的重度关切：早在2024年4月，美国即已对利用“小额免税”政策进入美国的包裹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审查。在当时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告中，除了强调打击非法进口活动外，也在标题里直白地表示此次“增强执法行动”意在支持“50万美国纺织业岗位”（见下图）。

来源：美国国土安全部

当前，美国小额包裹关税政策的再度反复，依然是相同逻辑的再度演进。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目前，美国仅剩约100家纺织厂，美纺织业“几近消亡”。另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1994年以来，美国服装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65%。

可见，围绕服装纺织产业的关税博弈，正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构成。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正视的是，从现实的产业分工协同维度来看，纺织产业链不仅难以复制，且一旦裂隙出现将势必引发连锁反应。

纵观历史，所有产业部门，均难以脱离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盘独立发展，服装纺织业也不例外。

图：工业、制造业体系全景图谱，来源：康波官网

即便是在产业链内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也至关重要。

以我国服装纺织行业近年来盛行的快时尚“小单快反”模式为例，不仅仅要求C端对消费者偏好精准掌握，还要求上游面料、辅料供应稳定、多样；中游制造端的产线排布、人员分配规划合理，提升看图打版的效率；下游供应商工厂才能贴合需求，快速成衣做货。

那么想要复制“小单快反”的模式，高附加值的原材料供应商、信息化供应商要不要迁？这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工业体系跨领域的技术演进，还是相同产业内部上下游协同发展，工业体系就像蜘蛛网，丝丝入扣紧密相连，一旦裂隙出现，必将引发连锁反应。

二，经济规律维度，产业链外移具有不可逆性，关乎国力的变迁。

作为依靠两次工业革命实现腾飞的国家，近50年间，英国以消费和金融叙事的大背景下，去工业化的速度惊人，产业工人逐渐向海峡对岸的德国和“长臂管辖”的东亚地区迁移。

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英国政府同样如此，因此推出了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政策。2011年，约1/7的英国生产商选择将生产业务迁回本土。

但长期的制造业空心让英国“再工业化”举步维艰，迁回本土的企业绝大多数依旧高度依赖金融业，而全球资本对需要长周期扶持的工业化基建偏好很低。

同时，对于工业-制造业体系的人才教育也相当缺乏，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存在明显短板，无法培养有掌握生产经验的能手。

受限于种种制约，英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增反降，1990年其对GDP的贡献率还维持在17.1%，但到2022年已萎缩至9.4%。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产业外迁的实例中，即便用成倍的代价，也几乎没有彻底外迁的产业能够实现回流。英国的钢铁、美国的汽车和轻工制造、日本的半导体无一不是，只能自吞苦果。

制造业和工业体系需要长时间积累和完善，产业外迁这条路，几乎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毕竟覆水难收。

三，时代潮流维度，持续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是中国叙事的应有之义。

科技和制造业就是当今世界两个主战场，大国博弈所争夺的核心。其中制造业不仅仅关乎制造业本身，还意味着就业、科技发展、军事能力等等。

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完善的制造业体系是最强大的竞争力，制造业的中枢价值明显提升，关税政策的目的就是弱化我们拥有的这种能力。

如果在特朗普的任期内，通过关税政策迫使中国部分关键产业链外迁，削弱中国制造业根基，将是其梦寐以求的政绩。就像彼得蒂尔早前在一场播客中分析的那样，特朗普要的不是美国胜，他也清楚关税壁垒会将产品成本转移到本国消费市场，而他要的是政治资本，即便是双输。

这种围绕聚光灯和选民，脱离实际的竞争叙事，实际是西方惯用的手段，单论纺织行业就发生了不止一次，每逢大选年，美国政客都会从所谓的制造业中造话题、找政绩。

比如曾经的MFA协定、中国入世签署的ATC协定，以及中欧中美签署的达成的服装贸易协定，都是大选年发难，尘埃落定后又转变政策风险，大肆渲染功绩。二十年过去了，依旧如此。

关税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谁也保不准，即便外迁至越南后，特朗普需要新的政绩时，不会再拿越南开刀。

了解对手的实际意图后，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制造业产业链的中枢价值，而不是一味进入美方的关税叙事而过度迎合。毕竟博弈是动态的，其间政策变化难以预料，产业迁移却要付出实打实的高昂代价，失去定力往往只会得不偿失。

二、一些引申思考

当然，只谈宏观原理，不谈企业利益也是“耍流氓”。

对于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纺织业跨境企业而言，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的确挤压了利润空间。

那么当宏观和微观利益出现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考量与抉择？

以史为鉴，德国日本的汽车产业，东亚的半导体产业，都遭受过不平等的贸易霸权。它们的共同特性是，通过不断地研发和深耕产业，形成较大的比较优势：德式汽车的制造工艺、日本汽车的能耗工艺、东亚半导体产业的制程优势都形成了技术代际的领先，最终突破贸易壁垒的封锁。

所有外部压力，实际都是产业内生压力的延续，欧洲的钢铁制造之所以会被美国超越，是因为其本身产能设备老化，代际劣势明显。日本的半导体制造之所以被毁灭，是因为其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而关税只是其中的次要矛盾。

回到以服装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虽然生产技术迭代路径较慢，但设计包装、商业模式和渠道革新，也在不停地从外部赋能产业。

过去30余年间，从最早的品牌溢价，到电商渠道革新，再到“小单快返”的AI电商，中国的服装产业都是遵循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双螺旋式演进，以提高周转和资本利用效率的产业成长路径，最终成为全球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轻工业国家。

这一进程中，筚路蓝缕，惯见了风雨，在曲折中不断向上。

我们之所以感觉这一轮面临挑战较大，表面上是关税压迫，实际本质上仍然是经济周期使然——我们正在经历上一轮技术与商业模式红利的尾声，服装类跨境电商的代际优势正逐渐消失。

所有的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正比如移动互联网的夕阳下，AI大模型时代正冉冉升起。此时此刻，面对外部的风雨飘摇，我们更应执著于对服装纺织产业“DeepSeek时刻”的深度探索，唯有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周期方能在根本上对冲外部纷扰。

尤其是我们要心里有数的是，纺织业存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人类不可替代的需求，这个生意一直有的做，它永远不会因为关税、贸易壁垒或者一系列非市场因素而衰落。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产业界看来，“关税可能引发通胀问题，将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可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自残’之举”；这种“打击中国供应链-推高美国通胀-倒逼美联储政策调整”的传导链条，可能迫使美国政府在未来6-9个月内重新评估关税政策。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

对于中国服装纺织业而言，大可不必过度恐慌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风险对冲的手段，也不是只有一条跟随着消费市场国的霸权要求而墙头草般随风而动。唯有从行业本质出发，探寻新一轮的技术与模式代际领先，将纺织工艺普惠到所有潜在市场，才能击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以致基业长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锦缎，作者：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