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你要孝顺”视为家庭关系中最沉重的负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孝顺本应是家庭关系中美好的情感表达。在传统的家庭观念里，孝顺是晚辈对长辈的敬重、关爱与赡养，这是基于亲情和道德伦理的积极传承。然而，当“你要孝顺”被扭曲成一种强制的、刻板的要求时，可能会产生沉重感。比如过度强调物质上的供养而忽视情感交流，或者用孝顺之名进行道德绑架，让子女在各种不合理要求下疲惫不堪，但真正健康的孝顺是家庭和谐、代际互敬互爱的积极力量。

快过年了，媒体广告已经提前预演了团圆的画面：满桌佳肴、欢声笑语，还有老少三代人共叙天伦。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回家的路上还背负着一份心理账单：“孝顺”。尤其在春节期间，这个词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亲友聚会时，常常会有类似的对话：“你陪我爸妈多聊聊天吧，他们孤单得很。”“我们都在忙，你过年就多待几天吧，爷爷奶奶需要人照顾。”看似温情的语气下，责任却悄然转移到另一半或孩子身上。

这类情节被网友们称为“孝心外包”，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

这在现实中并不是个别现象。脱口秀演员唐香玉吐槽过，“这年头，好不容易有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了，结果一看是孝心。”

为什么会出现“孝心外包”

《欲望的演化》一书提到，人类解决适应问题时，要么靠自己的劳动，要么依赖别人的劳动^[1]。在家庭关系中，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一些人会觉得，“我安排了人（伴侣或者孩子）照顾父母，这就等于完成了孝顺任务。”既可以在亲友面前展示自己是个好儿女，又能把责任悄悄转移，自己省心省力。

这样的行为，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害怕被说“不孝”，在春节这种强调团圆的场合，这种恐惧被不断放大了。

正如社会心理学中的“道德补偿”理论描述的，人们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时，会通过其他行为来弥补^[2]。不愿意亲自照顾父母的人，会努力找一个特别“贤惠”的伴侣代劳，在缓解愧疚感的同时，又能继续维持孝顺人设。甚至还可能冠冕堂皇地说：“我找到的另一半就是特别懂事。”

当然，这并不总是夫妻伴侣间的内部矛盾。

一些父母也会主动“转移”孝顺任务，比如要求自己的孩子在过年时必须去看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很忙，顾不上，你懂事点，多陪陪老人。”

听上去有道理，其实也是一种“责任转嫁”。大多数父母没有养成尊重边界的习惯，在他们的观念里，自己永远都是父母的身份。相比于个体，孩子对他们而言更像是附属品，而这便是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边界不清”。

春节期间，“孝心外包”的桥段几乎无处不在。餐桌上，ta让伴侣给爸妈夹菜；手机前，ta喊着孩子给爷爷奶奶拜年；甚至连给爸妈选礼物这种“小事”，也可以外包给电商客服。

而真正需要花时间的陪伴，却很少是ta本人在做。

▷《做饭的女人和吃饭的女人》里，女主逃出重男轻女的家里10年，父亲主动打电话联系的动机却是让她回来接替母亲照顾奶奶。

错位的角色期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根深蒂固，这让孝道责任往往转移到妻子或女性成员身上。这种模式被称为“代际性别责任转移”，影响着家庭中的权力结构。

李银河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指出：“家庭中，男性往往通过经济上的贡献来为自己规避情感劳动和照料责任，而女性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情感管理者。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长期处于次要甚至弱势的境地。”^[3]

这种“孝心呼叫转移”的操作，背后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律认知的碰撞：在法律上，儿媳与公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赡养义务，而是协助性质；但在现实中，很多人把协助理解成外包，把“孝心”演变成“他人的劳动”。

西方研究对此也有类似的观察。阿尔莉·霍克希尔德在其著作《管理心灵：情感劳动的商品化》中提到：

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和“照料劳动”（care work）通常被忽视，却对家庭运转至关重要。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不仅管理自己的情绪，还管理他人的情绪。这种劳动往往不被察觉，但它对于家庭生活和职场的顺利运转至关重要。^[4]

当丈夫的父母因为身体不适而需要特别照顾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由妻子来承担这些任务。而丈夫可能觉得，自己只需要参与某些关键时刻，比如每天抽空陪父母说说话，便已经尽了孝顺之责。

更进一步，这种不平衡分配往往被包装成一种美德——“贤妻良母”。在春节聚会上，常能听到亲戚这样评价：“某某家的媳妇真懂事，对公婆特别孝顺。”

这些话背后隐藏着对女性劳动的不对等期待。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是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这意味着家庭中的责任分配并非平等，而是按照亲疏远近逐级分摊^[5]。在这种结构中，女性往往被视为外人，但却被要求承担内部家庭的主要劳动责任。

这种错位的角色期待，加剧了伴侣被逼着“尽孝”的现象。‍‍‍

孝心接力棒：为什么压力总传到最小的肩膀上

在家庭中，赡养老人、履行孝道往往成为一项时间、经济和情感上的高压力任务。而当压力超过了承担者的能力范围时，“踢猫效应”（Kick the Cat Effect）便会出现。

踢猫效应是指个体在面对上级或外部压力时，将这种压力转移到更弱势或更方便的对象身上^[6]。具体到“孝心外包”中，这种转移的路径往往非常清晰：当丈夫觉得赡养父母的责任过于沉重，他可能会将这一负担推给妻子；如果妻子无法承受，则可能转嫁给孩子。最终，家庭中最年轻、最弱势的一方——子女，成为了无形的责任承接者。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代际支持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

根据这一模型，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支持可以分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支持三种。在多子女或多代家庭中，这种支持的分配往往存在不平衡：经济支持由父母承担，而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的责任则被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中国的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即子女在成年后有责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养父母被视为一种义务^[5]。

一些家庭中，父母为了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会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孝顺长辈，甚至提前分摊责任：“以后长大了要多照顾爷爷奶奶。”

看似无害的提醒，却可能让孩子从小背负与年龄不符的心理压力。

▷《天道》

与家人建立真实的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孝心外包”可能会造成家庭关系的裂痕。孩子在成年后可能因为年幼时的压力，对长辈感到疏离甚至反感；妻子因为长期被迫承担赡养任务，可能对丈夫和家庭产生不满。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明确责任的边界

德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在其“责任伦理学”（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理论中提出，责任需要有明确的主体界定^[7]。他认为：“责任不仅仅是可以转移的负担；它是一种伦理义务，要求对主体及其界限进行明确的界定。在现代背景下，责任的转移尤其可能导致问责性的削弱以及道德义务的不均衡分配。”

有时候，我们遇到被伴侣或者家人逼着尽孝的情况，虽然心里感觉不舒服，但碍于情面却很难直接拒绝。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及时划清边界。明确告诉对方哪些责任属于自己范围，哪些责任应该由对方承担。

▷《做饭的女人和吃饭的女人》

比如，当家庭中有人试图将孝道责任转嫁时，可以温和但坚定地表达：“我可以帮忙，但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分担。”

适当的帮忙是可以的，但绝不是无限制的付出。这样既可以减少自身的心理内耗，又能维护公平的关系。

2. 建立平等的关系

博主papi酱曾在一档节目里坦言，自己和老公过年“各回各家”。她回家陪伴父母，老公也回家陪伴公婆，确保“两碗水端平”。这一“分居式结婚”的生活方式一度引发网络热议，让人们重新思考家庭责任的分配：是否每个人都在关系中找到了平衡？

《欲望的演化》中有一个观点提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亲密关系中越来越追求平等。当夫妻双方被赋予差不多的权利，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从“一方制衡”变成了“双方平衡”^[1]。

你对我父母好，我也对你父母好；我可以照顾老人，但你也得出力。平等和合作，才能实现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正如大卫·巴斯在《欲望的演化》中所言：

在现代关系中，互惠利他主义——伴侣双方在彼此福祉中投入同等的精力和资源——已成为长期伴侣关系的重要基石。这种资源与支持的相互交换不仅确保了关系的稳定性，还能使参与的双方获得最大利益。

必须承认，“孝顺”在现实中意味着沉重且复杂的期待，这份期待重到像是一种由血缘关系催生出的新型权力关系。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更重要的课题在于，学会如何与家人建立真实的情感链接。

李安在拍摄完《喜宴》说过这样一段话：

“与父母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够了，不必要制造一个阶级观念，非要让小的服从大的。我觉得‘孝顺’是一个过时的观念。在我的思想里，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这个东西了，只要ta感受到我的爱，同时也爱我，那就够了。”

参考文献

[1]Buss，D.M.(1994).The evolution of desire: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Basic Books.

[2]Baumeister，R.F.，&Heatherton，T.F.(1996).Self-regulation failure:An overview.Psychological Inquiry，7(1)，1-15.

[3]李银河（2021）.《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上海三联书店

[4]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983).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费孝通(2012).《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6]Wikipedia contributors.(n.d.).Kick the cat.In Wikipedia.

[7]Jonas，H.(1984).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四月，责编：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