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垮韩国电影的，不只是奈飞》

近年来，韩国电影似乎面临诸多挑战。奈飞的入局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凭借雄厚资本和全球影响力，抢占市场份额，改变观众观影习惯。一方面，奈飞制作的国际化内容吸引大量观众，使部分本土影片观影人数分流。但这并非唯一原因。韩国本土电影产业自身也存在问题，如过度商业化导致影片质量参差不齐，题材逐渐陷入套路化，缺乏创新。同时，韩国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新的流媒体平台不断涌现，观众的选择愈发多样化，多种因素交织，让韩国电影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

2024年，奈飞、Disney+等海外互联网电视（OTT）平台对韩国电影市场的冲击加剧，大量人才和资金涌向OTT平台，甚至有媒体发文称“韩国影视要被奈飞搞垮了”。

与此同时，韩国电影市场的观众流失也十分严重。2024年上半年的观影人数只有6290万人次，只恢复到了2019年的60%左右。

就在几年前，韩国电影还迎着高光时刻步入百年门槛——《寄生虫》在国际影坛大杀四方、1年内涌现5部“千万电影”、全年观影人次首次冲破2亿……如今它到底怎么了？（注：“千万电影”指韩国国内院线累计观影人数超过1000万的电影）

韩国电影，辉煌不再

在电影迷心中，韩国电影无疑是全球影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人口5100多万，“千万电影”中的本土电影就有30多部，其中“韩影史之最”《鸣梁海战》观影人数达1761万，打破了《阿凡达》（观影人数1330万）在韩保持5年之久的纪录；

《我的野蛮女友》《素媛》《国际市场》等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本土电影，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65%，力压海外大片；

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不俗，《寄生虫》“左拥金棕榈，右抱奥斯卡”，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并在全球获得超2.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97亿元）票房……

21世纪的前20年里，韩国电影风光无限，冲向世界。所以，当韩国电影大钟奖受困于债务问题的消息传来时，观众无不为之震惊。

韩国电影大钟奖始于1962年，与青龙电影奖和百想艺术大奖并称为“韩国三大电影奖”，见证了《我的野蛮女友》《杀人回忆》《假如爱有天意》等影片熠熠生辉的时代。2023年12月，大钟奖的主办方——韩国电影人总联合会被宣告破产。且不谈大钟奖因混乱运作引发的权威性争议，仅看主办方的债务积累和主办权的拍卖，就可窥见近些年韩国电影市场的兴衰起伏。

2020年，因新冠疫情蔓延，韩国电影市场遭受重创。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2020年韩国影院销售额出现2005年来最低值，其中院线观影人数不到6000万人次，同比锐减73.7%。2021年，韩国电影票房较2020年上升了14.5%，但本土电影上映量仅占整体上映量的30%左右，而在票房成绩排名前5的电影中，只有1部是本土电影。

本以为，当疫情消退、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韩国电影市场会重新焕发生机，但事实上，韩影从业者身上的压力并没有消减。

“愿意投资韩国本土电影的人，寥寥无几。”韩国导演尹济均感叹道。2023年，韩国本土电影拍摄量不足20部，还不到过去的10%。

不仅没人拍电影，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少，观众流失严重。2024年上半年，韩国观影人数为6290万人次，只有2019年同期的60%左右——这还是在两部“千万电影”《破墓》《犯罪都市4》加持下的数据。

片源积压，恶性循环

毋庸置疑，疫情给韩国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暂停营业、控制开放比例等公共防疫政策直接影响了影院上座率，但它带来的蝴蝶效应在后疫情时代才开始慢慢显现。

2023年，有100多部韩国本土电影上映。如此大的量，源自疫情期间的片源积压。可效果如何呢？100多部影片中，仅有6部没赔钱。

原因是多方面的，投资的转移是这场噩梦的开端。一位韩国电影人对韩媒《亚洲经济》表示：“过去，韩国几家大的电影投资发行公司的投资比率为20%～30%，小额投资企业的投资比率为70%～80%。但疫情期间，因为赚不到钱，大部分资本都退出了电影市场，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承受高风险、高回报而进行投资。”

没了投资，电影制作只能缩水再缩水，反映在产品端，就是电影质量的下降和积压片源的消耗。“以前还可以投资50亿～6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00万～3000万元）拍电影，但现在连做特效的钱都没有。在文化产业领域，好的作品才是竞争力，但现在根本做不出在技术层面达到高水平的电影。”有韩国电影人发出如上感叹。

积压三四年才上映的电影，还能否适应疫情后的市场需求，也是一大难题。近年来，韩国电影以再现现实社会、体现民族情绪等内容著称，并诞生了《鸣梁海战》《七号房间的礼物》等经典作品。但随着同类型影片的大量创作，出现了原创动力受阻、陷入同质化僵局、观众审美疲劳的问题。

“我对近期本土电影的整体制作水平比较失望，大量本土电影过时、重复、空洞，质量下降，最近只有《首尔之春》和《犯罪都市4》还能让我眼前一亮。”有韩国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没了好的内容，电影在商业市场上无疑失去了核心竞争力，随之而来的便是观影人数下降。位于产业链下游的电影院，能想到的应对措施便是涨价。

2021年上半年，韩国影院的平均票价还低于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元）。到2022年上半年，平均票价曾高达10077韩元，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韩元，2023年上半年更升至10410韩元；2024年9月，主要院线的周末2D放映厅票价高达1.5万韩元……急得政府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征收包含在电影票价中的500韩元税款。

因影院观众减少，靠电影票收入维持运营的韩国电影发展基金也逐渐见底。在202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期间，时任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朴起镛表示，预计到年末，韩国电影发展基金所剩无几，2024年影院收益预计将降至3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9亿元）左右，电影发展基金可能无法填充电影振兴委员会的预算，并影响地区电影节的预算。实际上，近些年电影振兴委员会的预算也一减再减。

头部公司垄断市场的问题，在韩国电影行业也同样存在。

2010年以后出现的“千万电影”，多来自韩国四大电影公司（CJ娱乐、Showbox影业、乐天娱乐、NEW影业）。其中，CJ娱乐更是采取了在投资和制作、发行和影院、媒体（有线电视、网络）等领域构建子公司的“垂直系列化”战略。这导致电影制作资金、银幕资源分布出现两极分化，韩国电影多样性发展受阻，市场活力越来越小。

可能有人会疑惑：既然国内市场已不断缩小、分割殆尽，为什么不趁着疫情后全球交流恢复的势头，继续带着韩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而是任由其在有限的国内市场展开份额竞争，进而导致电影发展基金枯竭和民间投资萎缩，出现恶性循环？

答案就藏在韩国电影的另一面里。

冲向世界的反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努力增强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电影作为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文化载体，在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向来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韩国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1998年，金大中政府正式确立“文化立国”发展方针，将文化产业列为21世纪国家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并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设文化产业局，对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管理和扶持。此后，尽管保守与进步势力轮流执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却是历届韩国政府的政策公约数——持续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出海”保驾护航。

韩国电影打开国际市场的秘籍，从《鸣梁海战》《寄生虫》两部“千万电影”的国内外票房差异中可见一二——《寄生虫》的全球票房远超《鸣梁海战》（2.6亿美元VS1.67亿美元），但《寄生虫》在韩国国内的观影人次远低于《鸣梁海战》（1030万VS1761万）。

《鸣梁海战》讲的是朝鲜时代名将李舜臣以少胜多、击败日军水师的故事，虽然获得了韩国观众的情感认同，但很难引起别国受众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共鸣。《寄生虫》虽然以常规的现实主义视角关照社会发展动态，却另辟蹊径，以住在首尔地下室的一家四口靠欺骗手段到富豪家工作的故事，直观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根深蒂固的阶级差距，从而把情感共鸣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可见，韩国观众喜爱的电影，并不必然会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带有国际性的社会问题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深度融合，将民族意识与世界精神相兼容，才是韩国电影迈向国际的关键因素。

但近些年，《从邪恶中拯救我》《犯罪都市2》《交涉》等进军海外的韩国电影，虽以泰国、越南、阿富汗等地为叙事空间，却多为简单地掺入他国文化因素，以迎合国际电影市场，市场反映不及预期。

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路没那么好走，本土电影又乏善可陈，这给了海外电影强势回归韩国的窗口期。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在以往电影需求旺季的2月，韩国本土电影占有率达历年同期最低值，销售额占有率为19.5%，观众占有率为19.8%，票房前3位的电影均为进口片。

韩国电影行业也在尝试寻找新的出路。近些年，韩国电影开始以“美国电影”的形式出现，采取迂回战术向国际电影市场迈进，塑造人物以韩裔美国人为主，聚焦韩裔的个体选择与生存状态。2024年上半年，韩国影院总票房为610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同比增加0.4%；本土电影票房358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增加了68.8%，占有率达58.7%，略高于进口影片。

不过，留给韩国电影喘息的时间并不多。特朗普的当选给刚有起色的韩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几年前，他曾以“糟糕”来形容韩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风生水起，称应让《乱世佳人》《日落大道》这样的美国经典电影回归。如今，当“美国优先”卷土重来，韩国电影能否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冲劲，还是个未知数。

被改变的消费方式

另一方面，奈飞、Disney+等海外互联网电视（OTT）平台在韩国OTT市场的强势入局，进一步挤压了韩国电影的生存空间，并给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思考。

2017年，韩国导演奉俊昊与奈飞合作的电影《玉子》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而后便直接在奈飞发行，这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发行主体的争论。

通常情况下，韩国电影从院线走向互联网平台之前，都会留出半年到一年的窗口期。不走院线上映的电影，还能称之为商业电影吗？但业界的质疑没有阻挡奈飞借《玉子》撬开韩国市场大门的步伐。经此一役，奈飞韩国订阅用户从9万增长至20万。

几年后，一场疫情中断了业界对OTT平台的质疑。毕竟，影院不开门，影片想走向市场，只能依靠线上方式。2020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韩国通过各种终端使用奈飞的用户已超200万。

相较于疲软的国内制作公司，制作资金充足、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不受社交距离限制的OTT平台当然更具吸引力。《狩猎的时间》《徐福》《紧急宣言》……大量积压的影片为尽早获得收益、减少线下损失，纷纷转向线上渠道；多家本土电影公司开始与包括奈飞在内的OTT平台谈项目合作。

存量和增量纷纷向OTT平台伸出橄榄枝，电影产业链中的优秀人才随之外流。奉俊昊、朴赞郁……越来越多的韩国本土导演和演员倾向于跟OTT平台合作，进一步压缩本土市场。

OTT平台的入局动摇了传统电影的制作发行体系，也影响了票房和传统电视网的授权收入。但它对韩国电影行业更深远的影响，还体现在重塑人们的消费和观影模式上。

OTT平台对影院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

有韩国业界人士表示，“在这几年间，入驻OTT平台的韩国会员通过网络看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内容。我们之前积压的那些影片，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观影需求量，所以观众不再买单。”

“观众很有目标性，有的片子肯定要去影院看，有的片子在家里看就够了。所以，什么样的电影值得观众去影院看，是现在韩国电影开发项目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给从业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电视走进千家万户时，为影院而悲叹的声音也不在少数。如今从大屏走向小屏，究竟是如往常一样的峰谷波动，还是一次产业变革的前哨，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韩国电影面临的种种危机，新冠疫情和OTT平台不过是撬动其一角的要素。板结化的市场架构、盘不活的资金流通、打不通的民族叙事、愈发严峻的国际市场……想再现昔日辉煌，韩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资料：

1.张颖、周涌，《韩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发展历程》|《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

2.强月新、许欢欢，《“韩流坞”：21世纪韩国电影的革命性逆袭崛起》|《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3.周健蔚，《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2010—2019）》|《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