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北京天安门的游客大多都会在中南海高大的红墙外驻足留念。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居住场所。
作为国家的中枢,从这里发出的一个个指令,不仅关系着国计民生,也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由于中南海不对外开放,大家难免对这个神秘的地方产生好奇:领导人在中南海里面的生活细节是怎样的呢?
其实,他们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当然,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趣事。
毛主席吃辣椒
和古代帝王每天锦衣玉食,山珍海味不同,新中国领导人的生活非常朴素,与普通百姓并无太多区别。
在大家的印象中,毛主席不喜欢吃鲍参翅肚,对牛、羊肉和鸡肉也不感兴趣,但对红烧肉却是情有独钟,他认为适当吃些肥肉可以补脑,一般每星期都要吃上一顿解馋。
毛主席不喜欢往菜里放酱油,厨师想办法用糖上色,毛主席吃得很满意。
毛主席生活俭朴,要求不高,他的餐桌上平时是一荤两素,过年或者请客时,吃饭的人稍微要多一点,一般就准备三荤两素一个汤。
有一次年夜饭,家人齐聚一堂,厨师程汝明做了一道最奢侈的菜:罗汉大虾。后来菜不够吃,就把中午的剩菜加热后全端了上来。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主动带头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度时艰。
1962年春节,毛主席请溥仪来家里吃饭,同时还请了章士钊等四人作陪。当时桌子也只有苦瓜、辣椒和青菜。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上了一瓶葡萄酒烘托气氛。
除了吃红烧肉,毛主席最喜欢吃的菜是辣椒。红烧肉他可以不吃,但辣椒几乎是每餐必上的,如果没有辣椒,他的饭量就要大打折扣。他甚至还开玩笑地说:“人人都吃辣椒,人人都革命。”戏称这是“辣椒革命论”。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不能吃辣椒,毛主席打趣地对她说:“你辣椒都怕,更不敢打敌人了!”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见到毛主席将辣椒夹在馒头中间吃,当时大为惊讶。
毛主席也喜欢用辣椒来招待客人,在延安时,斯大林曾经给毛主席捎来一些礼物,毛主席回赠的礼品就是自己亲手种的辣椒。
1949年,苏联特使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他要与毛主席比喝酒,毛主席酒量一般,提出以辣椒代酒,结果让米高扬大醉而归。
上世纪60年代,秘鲁学者门德斯访华,毛主席请他在中南海的家中吃饭,其中有一道菜就是凉拌红辣椒。毛主席一口一个辣椒,边吃边说:“不吃点辣椒,吃饭没有味道。”
不能吃辣椒的门德斯瞠目结舌,敬佩地说道:“您是我所接触过的领导人当中最能吃辣椒的!”
毛主席自己无辣不欢,他也想影响到周围的人吃辣椒。刚进中南海时,毛主席和工作人员就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上了家乡的辣椒。他向护士长吴旭君传授吃辣椒的经验:“刚开始我也不敢吃辣椒,一点一点吃,慢慢地就不怕辣了。”
保健大夫王鹤滨的儿子王子冀就“有幸”地当了一次毛主席吃辣椒的学生。毛主席刚搬进中南海时,在香山门诊部任副主任的王鹤滨就被调往中央保健局,担任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当时王鹤滨年仅2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作为保健大夫,王鹤滨有时得陪毛主席一起吃饭,以便及时了解他的营养、饮食状况。
保健局还在菊香书屋对面安排了一间房子做他的办公、休息室。时间一长,王鹤滨也就不再拘束,把丰泽园当成了自己的家。
1953年,王鹤滨的妻子去外地培训,儿子王子冀幼儿园放学后没人照顾,王鹤滨就把他带到了菊香书屋。毛主席忙完公务后,见到活泼可爱的王子冀也比较开心,就习惯性地留王鹤滨父子俩一起吃饭。
上桌后,毛主席亲切地问王子冀的名字、年龄。四岁的王子冀倒也不怯场,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他:“你妈妈去哪里了?”王子冀回答道:“上学去了。”一来二去,王子冀对眼前这个年近花甲的老爷爷也就没有了陌生感。
工作人员将菜上来后,毛主席不停地给王子冀夹菜。王鹤滨有些过意不去,就让王子冀自己夹菜。毛主席不以为意,还在问:“小朋友,你还想吃什么菜呀?”
王子冀看见毛主席跟前有一小盘菜,红绿相间,十分漂亮。于是指着盘子说:“我要吃这个!”这是厨师专门为毛主席下饭准备的青、红辣椒。
毛主席一听王子冀想吃辣椒,不由得童心上来了,他夹起一小段红辣椒递到了王子冀面前。
王鹤滨的老家是河北白洋淀的,从不吃辣椒,何况王子冀还是小孩子,更是不知辣的滋味。
王子冀不知深浅,张开了小嘴,凑上去就准备接这块辣椒。王鹤滨见状,连忙将儿子往后一拉,对毛主席说:“主席,不能给他吃辣椒!”
王鹤滨知道,如果儿子吃了这口辣椒,准得被辣哭,小孩子一旦哭闹起来,毛主席这顿饭肯定是吃不好了。毛主席听后,将筷子收了回来,顺手将辣椒塞进了自己的口中。
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对面的王子冀。王子冀一看,心中认为这道菜肯定很好吃,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馋相。毛主席又夹了一截青辣椒送了过去,一边还说道:“可好吃啦!吃吧,别听你爸的!”
王鹤滨再次起身“阻拦”,直接说道:“主席,他从没吃过辣椒,会被辣哭的。”
机灵的王子冀从爸爸的两次劝阻中,知道这道菜是不适合他吃的,于是连忙摆了摆手,说道:“我还是不要吃这个了。”
毛主席见王鹤滨面露难色,只得再次自己享用了这段辣椒。他有些遗憾地对王子冀说:“那你就错过了好东西哟!”
吃完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王鹤滨说:“我做一回坏人,让孩子吃辣椒。孩子上当后,就明白了世界的复杂性,有助于他以后的成长啊!”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你将来会感激我的。”
王鹤滨若有所思,他意识到,毛主席是在有意培养儿子的防范意识。他的阻拦让儿子错失了一堂人生教育课。不久,王鹤滨去苏联学习,离开了丰泽园,再也没能回到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这次劝小孩吃辣椒没有成功,但却在他吃辣椒的历史上增加了一段佳话。
到了晚年,医生开始控制毛主席吃辣椒。工作人员从中南海打来胖头鱼,用鱼头炖豆腐,毛主席也很爱吃。
但他还是会让厨师弄一点点辣椒,用嘴舔一舔,感受那种“辣到脚尖”的味道。他作为湖南人嗜好辣椒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了。
周总理吃螃蟹
与毛主席爱吃口味重的辣椒不同,周总理出生于江苏淮安,更喜欢吃清淡的淮扬菜。但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共性,都是非常俭朴。
周总理最喜欢吃的菜是红烧狮子头,据老厨师王诗书回忆,每逢春节,周总理和邓颖超会亲自下厨,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一顿“团圆饭”,周总理每回都要做红烧狮子头这道菜。
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一家也坚持不吃肉、蛋、鱼等荤菜,红烧狮子头自然也就不会做了。
1961年的春节,周总理照例请工作人员和在北京的亲属来西花厅吃年夜饭。饭桌上只有包子和小米粥。大年初一,大家吃的是窝窝头。
周总理和宋庆龄两家的关系不错,每到晚秋时节,宋庆龄总要送一些螃蟹过来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尝鲜。在宋庆龄留下的书信中,有不少周总理收到螃蟹后写来的感谢信。
这种改善生活的好机会,周总理和邓大姐自然不会独享,经常会约上其他人过来一起品尝。
有一次,收到宋庆龄送来的阳澄湖大闸蟹之后,周总理让司机去西四报子胡同接来了程砚秋夫妇,同时请来了贺龙夫妇作陪。
程砚秋是京剧名家,但性格有些孤傲、清高。邓颖超招呼着客人吃螃蟹,周总理就和程砚秋聊到了思想进步的问题。并诚恳地希望他团结新同志,尽快融入新社会。一顿螃蟹宴下来,程砚秋深有感触,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介绍下入了党。
与白杨、秦怡、舒绣文并称为“四大名旦”的著名演员张瑞芳也有幸来过西花厅吃螃蟹。
1962年,张瑞芳主演了喜剧电影《李双双》,电影描述了性格爽直、火辣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帮助自私落后的丈夫喜旺思想进步的故事。张瑞芳的表演十分精彩,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周总理夫妇也很喜欢这部电影。正好家里有螃蟹,于是,邓颖超就约请张瑞芳来家吃晚饭。当肥美的螃蟹端上来后,周总理对有些拘谨的张瑞芳说:“因为你拍了一部好戏,我和大姐今天请你吃螃蟹!”
张瑞芳的紧张心情顿时烟消云散,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大餐。
和毛主席喜欢教人吃辣椒一样,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教会了不少人吃螃蟹。周总理是美食家,从小在江苏长大,对吃螃蟹很有心得。邓颖超在他的熏陶下,也成了一个吃螃蟹的行家里手。
有一次,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来周总理家里做客。周总理发现卓琳不吃螃蟹,于是问她:“是否不喜欢吃螃蟹?”卓琳说道:“我不会吃。”周总理听后,耐心地教会了卓琳怎样吃螃蟹。
卓琳回去后,教会了孩子们吃螃蟹,因此,可以说周总理是邓小平一家吃螃蟹的“老师”。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马苏高也是在西花厅学会了吃螃蟹。有一次他来西花厅为总理检查身体,正巧赶上吃螃蟹,于是就留下来吃饭。
马苏高是山西运城人,原来也没有吃过螃蟹。周总理向马苏高演示了掀后盖、分离蟹肉等吃螃蟹的工序,马苏高很快就学会了吃螃蟹的方法。
邓颖超大姐也收了不少吃螃蟹的“徒弟”。事隔多年以后,她身边的护士谢淑华仍对此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大姐收到了朋友送来的一箱螃蟹。螃蟹做好后,邓大姐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分了一只。当时的螃蟹还是稀罕的高档食物,新来的护士小白拿着螃蟹一片茫然,不知道怎么吃。
邓大姐把不会吃螃蟹的工作人员叫到身边,仔细地教大家吃螃蟹,告诉大家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要给它摘出来。
邓大姐和蔼可亲的教学,让大家的情绪顿时放松开来,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吃完了手中的螃蟹。
谢淑华还记得,她回辽宁绥中县老家探亲时,临行前,邓大姐专门送来两只大苹果,并告诉她:“这是金日成主席送来的苹果,希望你们全家平平安安。”护士小白外出参加培训时,邓大姐担心她饿肚子,送给她一些巧克力补充体力。
从这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从日常的点滴小事中,反映出她们的交往充满了温情和爱护。
生活也要花钱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生活细节其实也是其他中南海领导人生活的缩影,这里面发生的趣事也就数不胜数。
中南海水域宽广,里面自然少不了鱼类。加之环境清静,水边就成了领导人钓鱼、休闲的好地方。工作之余,他们可以在此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刘少奇、朱德、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都是垂钓的常客。
钓鱼水平最高的要算贺龙,不过,他经常把鱼钓上来之后,又原地放掉,享受纯粹的“钓鱼”的乐趣。
陈毅钓鱼的水平就逊色多了,下竿了十几分钟,仍一无所获。他干脆把渔竿交给别人,自己找人下棋去了。
鲜为人知的是,领导人在中南海的生活也是要花钱的。一张1968年元月家庭生活收支清单上,记载了毛主席当月的收支情况:工资收入404.8元。
党费支出40元,日用品和水、电、液化气费用支出102.56元,伙食开支659.13元(包含请客的费用),房租费125.02元。这样算下来,帐目赤字巨大,生活管理员只得向毛主席申请动用稿费平帐。
毛主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子女多的领导人更是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刘少奇一家十几口人,加上还要接济亲戚,每月的工资总是入不敷出。他们家基本上都是粗茶淡饭,孩子们经常吃剩饭。
中南海有公共的大食堂和“小灶”,大食堂的菜比较便宜,一小碟咸菜、花生米只要几分钱。大家大多都去大食堂吃大锅菜或者自己在家开火。对精致美味的“小灶”望而却步。
许多领导人喜欢喝茶,每逢开会,茶叶的消耗量巨大。周总理就立下了一条规矩:如果谁想在开会时喝茶,会后要交两毛钱的茶水费。
陈云有一次开会时要了一杯茶,结果身上忘记带钱,只得找别人借了两毛钱才缓解了尴尬。因此,大多数老干部开会时只喝白开水。
中南海领导人的集体业余生活中,春耦斋舞会最为大家所熟知。每到周六的晚上,舞曲响起时,领导们先后来到舞厅,在音乐声中活动一下身体。
毛主席一般十点以后才过来,他喜欢民乐。乐队会专门为他演奏《浏阳河》、《步步高》等曲子。
毛主席的舞步娴熟,融合了大秧歌的特色,气势很足,跳起舞来全然不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朱德跳舞时喜欢穿一双黑色布鞋,舞风稳健、和蔼慈祥。
领导们跳完舞休息时,大家都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没有任何架子。
对于那些不喜欢跳舞的领导人来说,看电影就是很好的休闲方式了。看电影也是生活在中南海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娱乐生活。每逢周末,中南海的一个小礼堂就会放电影,电影票是两毛钱一张,如果是两部影片连放,票价就涨至三毛钱一张。
电影票上面不写座位,讲究先来后到。周总理等人如果来晚了,也是猫着腰,悄悄地在后面找个座位坐下来。
说了这么多的生活细节。其实领导人在中南海中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就是工作。他们每天不分日夜地忙碌,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领导们的日常工作极其繁重,甚至超出了常人的想像。
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我每天晚上起床上厕所时,都能看到伯父办公室的灯仍然亮着。”
有一年的除夕,到了晚上十点钟,中南海会议室里面仍然灯火通明。叶剑英举手向周总理问道:“今天是春节,能不能给大家放半天假?”周总理这才满怀歉意地结束了会议。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中南海的红墙碧瓦经历了沧海桑田。
如今,它依然庄严地肃立着,见证着一代代领导人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了伟大的业绩。他们带领着新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齐夫,《毛泽东“辣椒革命”论》,中新网,2010年4月29日;
《毛泽东是如何诱引小孩吃辣椒的》,新华网,2007年9月4日;
王凡,《红墙童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