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像个女人”，早就不该是贬义词。在传统观念中，这或许被曲解为柔弱、依赖等刻板印象。然而，新时代的女性特质代表着多元的美好。像个女人一样活着，意味着拥有细腻的情感，能敏锐地感知世界的喜怒哀乐并报以温柔回应。这也是一种坚韧，在生活的重重挑战面前，以独有的优雅与毅力化解困境。懂得关爱自己与他人，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一切。她们独立自主，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散发魅力，这种生活态度应被尊重、赞美，“活得像个女人”应是对积极、充满力量的生活状态的褒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桃子酱，编辑：Felicia

余秀华跳舞了！11月15日，余秀华参与演出的诗歌舞蹈剧场作品《万吨月色》在上海完成世界首演。她的好友、经纪人引用了诗人米沃什的一个说法来评价这件事——“但是不可能之事的确在发生”。

“跳舞？站都站不稳，跳什么舞啊！”2023年，当知名舞蹈制作人、导演法鲁克·乔杜里提出想找余秀华跳舞时，就连余秀华本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但她决定试试。第一阶段合练，经过反复练习，余秀华逐渐掌握其中的诀窍。“她的姿态谈不上优美，甚至有一些笨拙，让人时刻担心她会跌倒，但那跌跌撞撞的姿态反而生发出一种奇特的、只属于她本人的韵律与美感，不可抑制的生命力如同早春的新芽一般破土而出。”她的好友写道。

今年6月，余秀华接受《新周刊》系列访谈栏目《极限女性》的采访。此前，她刚刚在英国完成《万吨月色》选段的首次预演。记录那次预演的短片在社交平台播出，有人觉得震撼，也有人不以为然——“何必跳舞，毫无美感。人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

余秀华并不在意这些质疑的声音。尽管她不时有退出的念头，但她从未缺席任何一次排练。她说：“人要活得尽兴，我在台上努力让手臂伸得更远，是想在有限中尽力接近无限。”

《极限女性》的栏目简介写道：“当我们试图为‘极限女性’定义，却发现，答案不止一种。”像余秀华那样，身体残缺而灵魂自由，“尽力接近无限”，正是我们所理解的“极限女性”之一种。

始于极限

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一书中，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这两位作者针对“极限”进行了讨论。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日］上野千鹤子/［日］铃木凉美著，曹逸冰译

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2-9

先抛出话题的是铃木凉美：“极限，是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极限、打破极限……”她意识到，自己此前生活的世界位于边界之内，而今后所要做的，就是拥抱“极限之外”的世界。

上野千鹤子则这样理解“极限”：“人人都有极限，但在达到极限之前，你无法品尝到它的滋味。唯有拼到极限的人，才能真正从骨子里感受到它。”

对于像铃木凉美这样的“30+”女性，上野千鹤子指出：“30多岁的人失去了童年时无所不能的感觉，会渐渐感觉到能力与体力层面的极限。与此同时，这也是生出‘自立’的年纪。我们会扪心自问，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做到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

认识极限、探索极限，进而突破极限，正是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这部对谈集被命名为“始于极限”的原因。

身为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说，眼看着年轻女性将婚姻视为保障，研读“斩男妆”和“斩男穿搭”指南，为了通往婚姻的交往机会而眼红，她真心觉得可悲。“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

我的价值由我创造，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这样的女性，可以称为“极限女性”。

“极限女性”是多面向的：像上野千鹤子，40多年来持续为女性发声，并希望后来者接过自己的接力棒；像刘晓庆，有评论称，她的一份人生，活出了80份人生的体验密度（余秀华同理）；像全红婵，拿到奥运会金牌后，她并没有想着见好就收，而是再拼一拼，“去做到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运动员往往如此；像周轶君，转型做纪录片导演，她说是为了看见自己的“限”在哪里……

不止如此，跨越极限也是关于迈过自己眼前的山坡，因此被观者看见，得以汲取攀登的勇气。“极限女性”的头衔，不是某个圈层的专属。

从“新女性”到“精英女性”

关于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始于19世纪后半叶，到一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说是始于20世纪初。

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说法，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出现在近代形成期，主张“女性在作为女性之前，首先应该是人”。而这个“人”，是男性本位的“人”，那个年代对杰出女性的赞誉，包括女性对自我的要求，往往是“像个男人”。

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鼓励妇女自立：“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她自己则希望与男子比肩：“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

从日本归国后，秋瑾一直穿男装。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她的男装照：穿着西式礼服，戴着帽子，拄着文明杖。她的同道者也一样。她们被称为“新女性”，希望摆脱传统女性的身份枷锁，从服装、行动到谈吐，无一不效法男性，以至于时人评论道：“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

直至新中国成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语境下，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层面被赋予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学者高寒凝发现，尽管中国女性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不亚于男性的成就，但仍陷入不“扮演男人”、不遵从男权社会的规则就无法证明自我价值的“花木兰式困境”；同时，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所付出的远超于配偶的心血和努力，也被遮蔽了。

彼时的她们被称为“铁姑娘”，后来则被称为“女强人”“女汉子”。后两个称呼，一方面肯定女性的独立、坚强，另一方面也有着埋头工作、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在大众认知中，她们的生理属性为女性，精神层面却被归为男性。

相应地，“像女人那样”（或者更贬义的“像娘儿们那样”）成为弱者的象征。上野千鹤子指出，精英女性普遍有一种“恐弱”心态，这种心态甚至会发展为“厌女”。她们身上不免有软弱的部分，也正因此，为了迎合男权社会的标准，她们会格外激烈地进行自我审查，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上野千鹤子坦承，自己也曾是这样的“精英女性”。

还有一种对于所谓“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即咬紧牙关、忍耐坚持的“阿信”（日本作家桥田寿贺子小说、同名改编剧集《阿信》中的主角，她坎坷而又辉煌的创业故事曾在日本家喻户晓）形象。上野千鹤子指出，不少人认为女性解放的终点是“自立”，于是往往简单粗暴地把“自立”等同于“经济独立”，并塑造了这样一个消极的女性形象：虽然实现了经济独立，却总是一个人寂寞地回到冷清的家里，拿出冷冻速食加热就当一顿饭……

上野千鹤子说，女性主义运动铸就的其实不是“自立”，而应该是“共立”，也就是个体间的相互支撑。就像刚刚完结的日剧《住宅区的两人》，女性朋友之间是可以依靠、可以撒娇的。“这不同于以往单方面对男性的依赖，也不同于男性之间不甘示弱的关系。女性主义已经跨越了‘个人’概念，继续向前迈进了。”上野千鹤子在《女性主义40年》一书中写道。

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交给后来者

“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

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铃木凉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此，上野千鹤子表示，已经结婚生子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会更加迫切——“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孩子们？”她表示：“尽管我没有孩子，但活到这个年纪也产生了类似的念头，想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而不是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们把世界搞成了这副样子’。”

至于该怎么做，上野千鹤子的建议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能督促我们成长。遭遇瓶颈与难题的时候，即便有最亲近的人守在身边，能够突破难关的人也只有你自己。被逼到极限后努力克服——这种经历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体会到。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品尝到成就感，建立自信。如果这种体验伴随着认可，那就赚到了。如果认可是以金钱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撞大运了。难道年轻女性没有机会品味这种成就感吗？”

传记电影《泳者之心》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女性成长、关于尊严和成就感的故事：1926年8月6日，21岁的美国姑娘特鲁迪·埃德尔花了破纪录的14小时31分钟（比此前的男子纪录快了将近2小时），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为完成此项挑战的首位女泳者。

100多年前，包括游泳在内的大多数运动被主流舆论认为“不适合女性”，女性被排斥在运动场外。1904年6月，在纽约曼哈顿东河发生了一起船难，有近千人罹难，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尽管那艘船离岸边只有30英尺（约9米），她们却不敢跳船逃生，理由只有一个——“她们都不会游泳”。这场沉重的事故，促使特鲁迪努力学习游泳。此后，她代表美国参加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并在渡海这个纯然男性叙事的领域，楔入自己的印记。

影片最感人的一幕，出现在特鲁迪在黑暗中游过最后5英里（约8公里），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人们在岸边燃起篝火，为她指引方向。火苗不仅照亮了特鲁迪前行的方向，也让很多女孩的眼睛闪亮起来：战胜本不可战胜之物，为自己乃至女性群体赢得尊严，她做到了，我也可以！

这就是打破极限的意义。正如《泳者之心》导演乔阿吉姆·罗恩尼所说，所谓极限，不一定非得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这类史诗般的挑战，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