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叶嘉莹:悼念叶嘉莹先生
创始人
2024-11-30 19: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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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叶嘉莹:悼念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先生宛如诗词星空中一颗璀璨而温暖的星。她一生与诗词相伴,那轻柔的吟诵声仿佛穿越千年的历史长廊,诉说着诗词的幽微之美。她将古老的诗词智慧,如涓涓细流般浇灌进每一个聆听者的心田。她站在讲台上,就是一幅诗意的画卷展开,从“春花秋月何时了”到“大江东去浪淘尽”,每一首诗词经她解读都有了鲜活的灵魂。她的离去,是文化界的巨大损失,但她留下的精神财富如同永不熄灭的灯火,继续照亮人们探索诗词与文化的道路,让我们永远缅怀悼念这位伟大的诗词传播者。


11月24日,星期日下午,海口天空阴暗,细雨霏霏,寒风吹拂,街市清旷。漫步中偶尔看一眼手机,就有叶嘉莹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全网铺天盖地,讣闻满屏。我写了四句悼词,发到网上:


此生有幸,忝列门墙。


德配仙祀,山高水长。


美的启蒙


回忆当年,我在南开读书,人生有幸,遇见叶先生。


那时候的学生们,一身土气,目光在茫然中透出求知的焦灼,说话于热烈中流露出天真的蒙昧。我们的校园,也是一片劫后余生的颓败残破,有些教工还住在唐山大地震时搭起的防震棚里。我们的老师呢,很多方面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不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被运动波及,说话的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先生来了,那时她是利用假期回国讲学。


在南开,我第一次见到她,用一句老话说,真是望去“俨然若神仙中人”。当时叶先生五十多岁,穿一袭长裙,配一条披肩,荷叶式黑发讲究而不刻意,白皙的面庞略施淡妆而了无痕迹,天然中透露出高贵,优雅从容中有一丝矜持,让你崇敬而不敢亲近,敬佩而不敢有所请益——毕竟我们太蒙昧了。


她在校园中款款而行时,不要说女教师,就是年轻的女学生们都有自惭形秽之感:叶先生竟这么优雅!而当她走上讲台,缓缓开口讲话时,我们都呆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嗓音……


此刻,我脑子里一直盘桓庄子的一句名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我觉得百岁高龄的叶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回到藐姑射山上去了。何以有如此联想?曾听叶先生讲,她在温哥华教书时,每天的日常是,早起去图书馆工作,带一个三明治作午餐,餐后即与学生会面讨论学习问题,晚饭后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皆是如此。回国后在南开依然如故,九十岁以前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她的生活素来俭朴,对服饰饮食要求极低。如此精力和精神,现今有几人具备?在亿万躺平者看来,她不是神仙又是什么?


1983年大学毕业后,没有机会再听叶先生的课。直到2000年,叶先生来我工作的海南师范学院讲学,才有机会再见。事后院长刘和忠先生要我为此写篇文章,我写了散文《聆听叶嘉莹》,先后发表在《海南日报》和《中华读书报》上。此文未涉及叶先生的学术成就,感觉有所欠缺,于是又写了学术评论《迦陵词心赋绝唱》。


2014年是叶先生九十大寿,5月10日开始,南开大学为她举办了隆重的祝寿仪式和多项活动。我应邀参加。此时距叶先生回国任教已经二十五年,这期间她的影响与日俱增,可以说名满天下了。仪式开始时,先由南开大学合唱团登台献歌,这些穿着紫色衣裙的青年男女,散发出温和纯净的气息,他们成了叶先生青春永在的生命背景板。然后由专程前来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校长、校董一干人给叶先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些白发苍苍、峨冠博带的老教授神情庄严,步履稳重,言词典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


在叶先生致词后,有多名代表发言。此时我遭遇尴尬。按原本安排,代表大陆老学生发言的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时任国家外文局副局长的方正辉,但他没有接到通知,根本没到天津。陈洪师紧急命我上台替补。我毫无准备,且仪容不整,衣衫凌乱,与整个会场格调氛围极不协调。精神因此紧张,前言不搭后语,效果可想而知。按惯例,我发言结束,应该走到叶先生座前致意、行礼,然后退下。但慌乱中,我不敢前趋,只是远远鞠躬,然后逃之夭夭。还好陈洪师没有任何责怪。


参加庆典活动的嘉宾学者除了国内,来自北美港台的多是叶先生三四十年前的老学生,他们大多已经白发苍苍。尤其美、加的洋学生,他们用纯熟的汉语,回忆当年听叶老师讲课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这些老学生大多数我都不知道,只有来自台湾的作家白先勇、诗人席慕蓉、历史学家汪荣祖,算是比较熟悉。


白先勇先生发言时谈到,当年叶先生在台湾讲诗,所到之处,场场爆满。诗人痖弦为叶先生的风采所倾倒,文学界一帮朋友鼓动他前去追求。痖弦连连摇头说,你们不懂,叶嘉莹看着温婉亲切,其实内心冷静孤寂,根本没戏。众人细想说,果然,信然!叶先生后来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她终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她把自己嫁给了诗歌。我想起《论语》里的话,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以为叶先生则是,望之俨然,即之也静,听其言也美。


言为心声。叶先生之言有多美?我曾这样描述:


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我们眼前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我们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鹏、黄莺,我们好像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她说话的声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钻石,晶莹剔透,温婉圆润,光明华丽;她的声音即使最苍凉时也有一种童音般的清脆,最欢快时也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她在春天的词里吟咏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诗里赞颂人生的悲壮;她能从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读出英雄豪杰的家国之思;从酒徒贰臣的狎妓纵酒,体会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怀。她说话时手臂随语调变化而摆动如水波,手指自然弯曲宛若京剧演员那样的兰花指,优美雅致。她写在黑板上的字就是书法,行云流水,深得王右军之潇洒风神而有苏轼的从容沉着。她从来没有讲稿,要讲的所有诗词都烂熟于心,脱口而出毫无滞碍。这一切好像都体现着诗的生命的自由流畅。诗是有生命的,而且生生不已。她一再说,当你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诗中时,你体会到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字面的东西。字面下的精神,就是中国诗歌的精华所在,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秘密所存。(《聆听叶嘉莹》)


祝寿活动中还有一个展览,展出的是叶先生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照片、课堂笔记、手稿、录音、录像、各种票据等,几乎无所不包。让人惊叹她对一切文字材料的珍惜。经她的手,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图像声音,变成一种极为常见而又特殊的生命存在。


次日晚上,陈洪师选一家蒙古风味的餐厅,设宴请叶先生和席慕蓉,陪客除陈洪师夫人孙老师,尚有陶慕宁和王立新两位教授,其余五六位都是叶先生的学生。


叶先生和席慕蓉都是蒙古族。陈洪师夫人孙老师在内蒙古插队做知青多年,能歌善舞,是乌兰牧骑队员,她几乎就是半个蒙古人。陶慕宁是正宗蒙古族,王公贵族后裔。王立新虽是汉族,却在内蒙出生长大,能豪饮,尤善酒酣耳热之际大唱蒙古长调。陈洪师如此精心安排,让大家恍然以为是在大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纵酒狂欢。


叶先生始终温和微笑,听大家唱歌,很少说话。席间席慕蓉说,她特别羡慕我们有幸成为叶老师的在籍学生。她只听课不算正牌。为弥补这个缺憾,她乐于把叶老师当明星来追,叶老师到哪里讲课,她就追到哪里。先是在台湾各地追,后来到大陆来追,大陆地域辽阔,她也紧追不舍。如此执着,实为罕见。


席慕蓉和叶先生都属叶赫那拉氏,先祖土默特部的原乡在吉林的叶赫水,但这个地方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叶先生对席慕蓉说,你要找到叶赫水我就回去看看。席慕蓉果然去找,一番周折,居然真就找到了。她把叶先生带到了叶赫水。


叶先生在旷野里迎风伫立,良久无语,此时无声胜有声,令人感动。这情景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有所表现。


九十岁以后的叶先生,成了声誉隆盛的文化明星,所获荣誉多不胜数。原先她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大学校园内,现在迅速外溢,急剧扩展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在聚光灯下、摄像机前、鲜花丛里、赞美声中度过的。了解叶先生苦难一生的人会说,今天这一切,是她老人家应得的,苦尽甘来,难道有错?!更何况,这位穿裙子的士,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了出去,毫无保留。


名高谤至,誉隆毁来,人心如此,也无足怪。贬损叶先生最常见的说辞是,她老人家也就是个讲解朗诵诗词的高手,对诗学并无高精深邃的研究,理论发明更是乏善可陈。是耶?非耶?以下只就几个小问题,略陈管见。


学术贡献


讨论叶嘉莹先生的学术贡献,不能不约略提及现代中国的学术潮流。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是受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整理国故”的号召下,文学研究几成考据的同义语。一是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文学研究成了说明阶级斗争、论证社会发展史的工具。对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自身的研究基本阙如,词学尤其如此。词的消极低沉情感,词的绮靡浮艳风格,词的女性阴柔气质,常常受到指责批评,其价值被严重贬低。


正因此,叶先生在1979年回大陆讲词,专注于词的审美感性的艺术生命本身,就使学界耳目为之一新。具体说来,叶先生词学研究的贡献,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凸显了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


在传统文学史和诗学著作中,对词与诗的区别,主要着眼于其音乐形式的变化推进和句式的变化,而对于词与诗内在品质上的差异重视不够。王国维先生为提升词的艺术地位,特别推崇李后主,认为词自他以后,感慨遂深,境界始大。换言之,词在情感的广度和力度、在视野的广度和宽度上,完全可与诗媲美。他在《人间词话》中已经意识到词所独具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之美,而且从多方面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化。


叶先生较静安先生更进了一步。她指出,词不但在音韵体制上有别于诗,而且在情感类型和精神内涵上亦有别于诗。具体说来,诗是言儒家之志、抒士大夫之情的,其功能如《毛诗序》所说,在厚教化、美人伦、观风俗之盛衰,察政教之得失,而且如孔子所说,有训练言谈交际、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实际作用。但词则不同,词是空言,戏言,是闲情,是“伪”情,其作用在游戏,在消遣,既无明道载道之使命,亦少抒情言志之命意。在这个意义上,词其实最具备康德所说的审美的无利害(唐诗所抒之情,常与诗人自己的情感有过于直接的关联)和无功利性(唐诗常有干谒、考试及因诗名世而再得实利的种种实际效用),因而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之一。


叶先生更进而把整个词的形态依历史发展顺序,概括为唐末宋初的歌辞之词、北宋中叶逐渐形成的诗化之词和南宋后期出现的赋化之词,此三类彼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其中的佳作,“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


虽然词与诗的区别,自宋代以降,一直有人言说,而且推崇婉约词者亦代不乏人;但现代以来,婉约词实际上一直受到贬抑,未获公允评价。叶先生一反此种“进步”偏见,推崇婉约词,确有重新为词正名、恢复其本来面目、给予公正评价的积极作用。


而且,叶先生如王静安一样,始终把讨论词的重点放在温、韦、冯、李等花间派词人和宋代晏、秦、柳、姜等婉约词人身上,其用心亦在此。她说,词非但不逊于诗,而且具有一种“既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幽之本质,且足以引发读者意识中丰富之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特质”。实际上这种“歌辞之词”,也是叶先生最为欣赏的,因为它能给读者提供最大的审美再创造空间。因此,评词就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儒家言志缘情的诗学标准。词既自成一体,理当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二,明确了词作为独特文体的美学品格。


王静安已提出词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如同中国传统诗学的其他范畴一样,人们对这个“要眇宜修”很难作出清晰的说明和严格的界定。


叶先生从这个词的缘起,仔细考察了其含义的演变,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作了简明而又准确的解释:从形式方面说,词的“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个主要因素;从内容方面看,早期小词专写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以及作者写作时不经意流露的“内心所潜蕴的一种幽深隐微的本质”,这两点正是内容上的“要眇宜修”所以存在的根据。形式方面比较好理解,内容上的这两点需要略加申说。前者,是说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常常是一种轻微含蓄,无法直言、明言,又不能不言的感情乃至感觉,妙在若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轻灵朦胧;后者则是说,作者言志的严肃用心,虽然更多是通过诗文等其他艺术形式来表达,但在词这种“诗余”的消遣游戏的笔墨中,又不可能不流露那种严肃的心志。


张惠言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把作者不经意的自然流露勉强解释为刻意所为,这就走向了谬误。更重要的是,从读者来说,该如何把握理解的分寸?读者发现作者用心或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这两者的界限何在?


为解决上述问题,叶先生又进而从审美动力的角度,提出了“感发”这个概念。所谓“感发”,即是能激发读者想像感情的力量。“感发”源于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兴”,而“兴”即是“兴发感动”之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首词的文本中,这个感发的作用究竟是如何存在、如何发生的?传统诗学至此,即语焉不详了。叶先生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等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


首先,从根本上说,词之具备“感发”力量,是因为词作为艺术作品,是一个潜在的审美对象,其中就隐含有激发读者审美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所谓意向性结构,是说作品在未被欣赏之前,还是一个简单的、留有大量空白有待填充的“略图”“框架”,只有进入欣赏过程后,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完形”心理功能,填充这个“略图”“框架”,从而成为完成了的审美对象。由此可以认定,感发力量并不是作品中某种纯然客观的特质,而是具有诱发读者想象情感作用的艺术结构。


其次,叶先生特别强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历时性结构的观点对解释词之“感发”力量的重要性。任何一个词语,其意义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或者说一个词的丰富含义是长期历史沉积的结果,叶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词的意义生成之关键所在。自《论语》问世后,松柏就有了人格象征的意义;自屈原以后,诗歌中的香草、美人就再也不是纯粹自然的香草、美人。所谓作者未必如此想,而读者未尝不可如此想。


第三,叶先生更进而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观点,为这种审美再创造的可能性作了充分论证。按这两种理论,任何文本的现实意义都是被解释出来的,不存在超然于读者解释之上的客观意义;而且,同一文本因为时代、文化和解释者个人条件的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解释意义。一言以蔽之,无论文本有何种意义功能,最终文学价值的实现,靠的是读者的解释。


以上三点,正好从主客体关系、作品(语言)本身的多层意义结构和读者作用这三方面,论证了“感发”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从而使一个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模糊范畴,具有了理论清晰性和说服力。


三,从更广义的文化角度看诗词的功能。


文史学界对诗的文化作用,有两种相反意见。一种是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即,由诗的意义推想诗人的心理乃至推究诗人的行为经历,或以诗为史料,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佐证。一种是钱钟书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诗既是想象的情感的产物,因而大多不足征信,情感心灵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他甚至认为,一般传记都难免有向壁虚构的嫌疑。陈先生相信诗近于史,而钱先生则怀疑史伪似诗。叶先生对词的态度,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她认为,有的词人,比如韦庄、冯延巳、李煜,所作之词与他们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解释时,不可完全脱离诗人身世行事,凿空妄语。相反,还应以“本事”为解释的基本依据;但是有的词人,比如温庭筠及北宋前期、南宋晚期的一些词人,他们的一些词作确实是消遣游戏的“空言”假语,由这些词去推想词人的身世和情感经历,显然不妥。相反,正因为这些词不具备“传记性”历史价值,因而最符合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专注于文本本身,而不必考虑作者的因素。这样的作品,才最能给解释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自由驰骋而不必顾虑作者是否确有“寄托”之命意。


叶先生从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学派纷争以及学者个人学术渊源等方面,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作了非常细致到位、令人信服的分析,否定其简单独断、毫无根据地认定词人必有寄托的错误判断,又肯定其合理内涵,认为“重视由语言及意象所引发之联想的所谓兴于微言之批评方式,则实在与西方现代派诗论更为接近”。


四,对王静安的研究,在她的整个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用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解释中国传统经典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它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传统学术研究判然有别。但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却是一部有创建的古典著作,“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会”。但总体说来,此书整体上仍然属于传统的诗话、词话范畴,所用概念未得到明确界定,理论言说仍然采用片言只语的随感方式,“于是使得一些极精辟的见解都成为了零星琐屑的谈话”,全文虽隐含有较为统一的思想关联,但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结构。叶先生的贡献可以说是把王静安在《红楼梦评论》中获得成功的方法,移用于《人间词话》的研究,使我们对《人间词话》各基本概念的含义,有了清晰的了解,使该书的内在思想逻辑得以彰显。


经过几十年逐渐深化的努力,叶先生对词的体式、词的内涵、词的类别、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以及直到王静安的词学研究,都达到了真正融会贯通的理解,而这体现在她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要眇宜修”是词所独具的审美范畴,“境界”是这一审美范畴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感发”则是“要眇宜修”之审美活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对“要眇宜修”和“境界”都有深刻精彩的论述,但两者之间没有真正打通。叶先生的贡献,就是在静安的基础上,独创“感发”(审美精神活动)这个概念,使作为审美对象的词和审美主体的词人、读者,通过不同层次的“感发”,完成从创作到鉴赏批评的整个过程。


说到底,“境界”“要眇宜修”“感发”这三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而这种统一,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基本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象、主体和活动的三位一体。明白了这一点,王静安所谓的有我、无我、三种境界等等著名的模糊说法,都会豁然开朗、一派澄明。


叶先生依凭她对古典文化通达无碍的理解,引用西方理论解释了王静安,而我们则通过叶先生的解释,理解了词、王静安和叶先生自己的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极重传承,视之为文化延续发展的根本。叶先生所持论,就其大者观之,甚少与传统见解对立,其说初看似无新奇,细读比较,方能见其发展演进痕迹。


叶先生之学术渊源,由大到小,可从三个层面观之。一为先秦儒家诗教。叶先生说,她最喜欢的书就是《论语》。这无需多说;二是唐宋以降的诗词及其评论(诗话、词话),尤其是顾随先生不受理性思维约束,自由放达的诗学,对叶先生影响甚大;三是王国维的诗学。第一个层面是学术的人文传统基础,后两个层面则是学术传统本身。脱离了这两者的人文学术,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真价值。


叶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基础上,再加上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她终生所从事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工作,使她对整个中国诗词都烂熟于心,其体会的细致微妙、幽深悠远,似已经达到无须语言、亦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极致境界。她长期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欧美学生讲授诗词,要求她从一种陌生的立场,用对方所能理解的方法解释作品。这样反复讲解,使她的词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风格,抉幽发微而又丝丝入扣,诗意盎然而又清晰明了。


1948年春,叶先生将南下金陵成婚。恩师顾随先生赋诗相送,其中有句云:“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苦水先生把传承他学说的希望寄托在叶先生身上。叶先生不负恩师厚望,先“南渡”,把中华诗词传到台湾,然后是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又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还”,古老的唐诗宋词在游历欧美后重返神州大地。经过五十年的努力,现在几乎凡有手机电视处,即有人观看、聆听叶先生讲诗说词。


奇妙之处在于,这一切并非叶先生刻意为之。她没有开选题论证会,没有游说资本赞助。她只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向更多的人传讲诗词。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能喜欢欣赏诗词者毕竟是少数,但“事情就这样成了”。叶先生以这样的“成”,为我们诠释了她的“弱德之美”及其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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