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原材料（亦称大宗商品）问题，包括粮食、铁矿和稀土等具有代表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原材料，它们是中国建设工业化经济的基础。在我们具体地讨论各个品种的原材料市场之前，应当先用哲理和战略眼光思考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结构与定价权问题。经济学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大与小的差别是：前者参与价格设定，而后者是价格的接受者。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则显示，即便我们在生产规模（比如稀土）或者消费规模（比如铁矿石）上占有世界上的最大份额，假如国内市场结构是分散甚至是无序的，那么我们在国际上也仍然没有定价权，只能成为他人共谋剥削的对象。对中国国内市场秩序的整顿与整合，将在短时间内扭转中国在相关资源的进出口谈判中的地位，让价格出现有利于我们的明显变动。这样，相关行业的整体资本收益率将会大大提高。由国家主导的这种整顿和整合，必然是以限制内部竞争（不许自相杀价），提高市场准入（将中小民营企业排除在外），改变行业内企业间互动逻辑（变竞争为共谋）为基本指向的，其合理性在于“用国内的联合协作对付国际上跨国公司的联合垄断”，但是从长期来看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整个行业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在设计和操作这种政策转型与市场重构的时候，主事者有必要兼顾这两方面的考量。

由此而引发第二个问题，在全球资源市场上，资源的配置到底应当以价格为杠杆还是以权力为杠杆？一国政府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到底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在经济学教科书所设定的开放市场环境下，以价格为杠杆配置资源可以让经济效率和整体福利最大化；但现实情况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并非充分开放：能源、粮食等战略物资事关各国的国家安全，因此这些市场经常被主权国家的边界所分割。在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同时存在两大类资源配置手段，一类是价格，另一类是权力。面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中国的策略应当是“知其白，守其黑”，即用现实主义的手段确保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并用理想主义的胸怀去努力推动全球市场体系更加开放和自由。

第三个问题是资源能源同金融与货币问题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活跃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那么该国在争夺相关商品的全球性定价权时便获得了不可小视的技术性便利。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低法治程度，限制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效率与功能。此外，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的那样，人民币争夺全球主流地位的过程中，也许有必要采取“先挂钩，后脱钩”的政策，挂钩的对象则是我们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定价权的若干类商品，其中能源和原材料是重点。而一旦将货币和储备等金融手段同原材料和能源相联系起来，那么其价格形成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将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