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为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安排12个研究部（所）撰写了一组系列文章，聚焦《决定》提出的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重大改革问题，结合自身工作职责，从不同维度进行解读和阐释。

自9月9日起，中国经济时报开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研要论”栏目，连续刊发这组文章，敬请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以健全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一、充分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关于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陆续出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和深入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取得重要进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揭开了新篇章，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动态演进特征。

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科技创新始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历次的生产力跃迁中，能够成功实现引领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科技强国、产业强国，是重大科学发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前沿科技取得重大突破，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成为产业变革、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和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在经历了技术快速追赶阶段后，正在迎来从跟跑走向并跑乃至领跑的新的历史时期，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质”的跃升，实现这一跃升仅靠技术吸收和模仿创新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任务。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每一次突破都会推动生产关系调整，而生产关系的每一次优化又会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就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机制保障。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例如，与时俱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有效激励新技术创新、新业态涌现，日益完善的风险投资支持制度有助于更多先进科技成果尽早尽快实现商业化，这都是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现。新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或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亟待健全。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经过长期发展，我国传统产业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不断提高，但仍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核心技术竞争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近年来，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4年的7.6%上升至2023年的13%以上，特别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同质化竞争、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等问题依然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治理体系。

三是未来产业发展机制尚未建立。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但仍处于萌芽孕育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发展的不确定性较强、投资风险较大，经常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投入支持。而且，支撑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研究与后端的产业化衔接机制不畅，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也不健全。

四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缺乏有效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是重要的新兴产业增长点，数字化转型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数据生产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模式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乃至浪费资源的现象仍然存在，鼓励因地制宜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三、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点举措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以有力措施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尽快落地见效。

一是完善促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适时制修订技术、安全、能耗、排放等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发挥标准提升在引领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构建推动企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体系，特别是支持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业，以及高水平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商品质量保障体系，完善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形成有利于商品分级和优质优价的市场体系，增强传统产业升级的市场激励。

二是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我国在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与国际发展水平基本同步甚至有所领先，具有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条件。应进一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优化供给侧能力提升和需求端牵引相互配合的机制，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集群生态，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发挥技术引领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的“领头羊”作用；另一方面引导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供应链企业往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有序竞争、相互促进的共生共赢格局。

三是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建立国家科研计划和项目持续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发的保障机制，这也是各国发展未来产业的普遍做法。鼓励建立“投早、投小、投科技”的未来产业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以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机制吸引社会耐心资本投入，扶持未来产业初创企业的早期发展。在初创企业有了成熟产品、进入成规模商业化阶段后，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基金、商业银行信贷等各类资金加大投入，促进产品持续迭代、产业快速发展。

四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机制。坚持适度超前构建数据基础设施，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支撑。要健全数据治理制度体系，探索制定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等一系列配套规则，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力度，促进数据跨境安全便捷流动，让数据要素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赋能。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大模型与具体应用场景相结合，提升行业应用深度和水平。支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数据标准和接口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五是健全防止一哄而上、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高度重视集群发展，特别是做好产业集群错位分工与合理布局。加强新质生产力集群国家统筹和重大战略区域布局，避免各地违背比较优势和当地实际盲目进行重复建设。引导各地在服从国家战略方针前提下，找准自身优势，合理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和具体方向，培育各具特色的先进产业集群。建立重点领域投资信息监测预发布机制，以更加明确的市场信号引导企业优化投资布局。公开通报违反公平竞争的典型案例，建立防止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的底线护栏。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