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受到举国上下极大关注。有人提议，大数据可以有效分析武汉人的行踪，为疫情监控提供帮助。笔者认为，在新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好这个工具。

例如，从某软件统计的航空信息可以看出，自2019年底疫情初起到今年1月20日疫情升级，从武汉天河机场到北京的人数最多，到广州的其次，而且有具体人数。再如有数据公司通过大数据，找出了很多11月去过武汉海鲜市场的人，画出了这些人后来去哪里的分布图。也有人认为，通过移动支付的交易大数据，也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

“用大数据帮助疫情防治”的想法能够产生，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前要大规模跟踪人群的流动是不可想象的，它需耗费很多资源。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类APP日益渗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在电子世界产生了印迹，大数据追踪从技术上确实有可能。实际上，基于大数据的应用是未来科技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果有人根据掌握的大数据，对疫情进行提醒，例如提示何处出现了异常人流，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有关部门利用大数据的便利，综合海量数据信息，作出重大决策判断，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在疫情紧急的情况下，也许大数据能发挥关键作用，可迅速为形成决策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要知道疫情防治是极为特殊的事，要与大数据的一般应用场景区分开来。大数据主要是基于统计原理，对于人群的动向能够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即使存在一些数据误差，对海量人群的分析结论影响不大。而疫情防治不同于一般任务，对于数据精准程度要求更高。在疫情升级后，各地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对每一例病例都做到精确跟踪汇报。这种精度的要求，一般的大数据挖掘算法难以实现。也许在疫情的早期或者后期，大数据分析能够为发现疫情、跟踪疫情提供一些帮助，但有些核心工作还是离不开人的努力。

中国从2003年非典开始，付出极大心血建立疫情监控防治体系，对于各地有明确的信息收集汇报的要求，理论上能够有效获取精准的信息。而大数据能够在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方面提供巨大帮助。所以，利用好大数据从侧面帮助确认，就已经不容易了。

还需注意的是，疫情防治是有明确法规的，因为其敏感性比一般的法规要求还要严一些。例如，只有国家部门才有权发布疫情，以免对社会情绪造成冲击。

而大数据本身，其实也很敏感，涉及了许多用户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如何使用，社会还在摸索之中。相对欧美来说，中国民众更愿意提供数据授权给数据公司。但是，公众日益重视自身的数据信息隐私，也是一个明确的趋势。如果疫情防治需要使用公众的隐私数据，最好应事先说明，并依据相关的法规行事。应注意避免以“疫情防治”的名义，而忽视公众的隐私权。笔者认为，政府在内部决策时以法规为依据利用大数据，在公众舆论层面则充分尊重用户隐私保护，应是正确的做法。(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