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的经济领域存在着一个奇怪现象：一边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2025年居民消费率仅有40.1%，而同期阿根廷63%、波兰53.6%、泰国48.5%。欧盟国家普遍在55%以上。另一边是2026年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45%，较世界平均水平30%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超过60%属于预防性储蓄。这意味着，国内居民宁愿把钱存银行，也不愿意拿出来进行消费。

而对消费率起不来的问题，经济学家刘元春提出了新的观点：消费率上不去，根子不在老百姓“抠门”或“没信心”，而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的“第一刀”就切偏了——在初次分配里，居民拿少了，企业拿多了。按照国际初次分配规律是居民拿走约66%的国民收入，企业拿占20%，政府占15%。而中国住户部门在国民收入里拿走60.6%，低于国际平均5.4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拿走24.7%，这比国际平均高4.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在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之后，要么这钱躺在银行账户里吃利息，要么用于投资变成了新的产能。但是由于国内居民收入普遍较低，消费能力有限，无法完全吸收掉新的产能。所以，就导致了多数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如果把国民收入的第一刀向居民倾斜，而不是扩大生产规模，那居民的消费能力会显著提升，企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也能够得到缓解。

除了第一次分配蛋糕切偏之外，第二次分配也存在问题。我国储蓄率之所达到45%，稳居世界第一，主要还是为了攒钱应对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不敢把钱拿出来进行消费。而发达国家居民敢花六七成收入，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此外，第二次分配可以通过税收、社保等拉近国内基尼系数，但中国第二次分配调节力度只有12%，拉低效果不明显。而欧盟国家就能把基尼系统数拉低约40%。

不仅如此，服务供给不到位，也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在中国居民消费里，服务型消费占比只有25%，发达经济体普遍超50%。这倒不是大家不想买服务，而是现在医疗、养老、教育、文旅等这些领域，公共部分供给不足，私营部门的价格偏高被劝退，无法提供优质服务以满足消费需求。比如，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群生活上的护理、患病康复、医疗保健等需求越来越大，但服务供给却没跟不上。

而为了促进消费率的回升，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措施。比如，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贴息这些工具，但它也只是在短期内刺激消费的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消费率上不去的问题，只要政策一结束，消费需求马上就回落。所以，从长期来看，要想刺激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要啃下两块“硬骨头”。

一个是政府应从“投资性”转向“服务型”，把财政收入更多砸向社保、医保、教育、保障房，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把存款拿出来用于消费，最终消费率才能逐步回升。另一个是，提高企业利润对居民收入的分享受比例，鼓励企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提高职工收入待遇，而不是拿去扩大新的产能。只要职工手里有了更多的钱，才会把钱用于消费，这样消费需求就起来了、

消费率为啥上不去？刘元春把话说透了：问题在蛋糕第一刀就切偏了。就是在第一次分配时，居民拿少了，企业拿多。居民拿少了之后，消费需求就会下降。而企业在拿多了之后，就开始增加生产规模，导致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商品买不出去，去库存压力大。此外，在第二次分配时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居民也不敢把钱拿出来进行消费。当然，现在很多服务供给不到位，也影响了消费需求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