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历史上，荷兰、英国企业走向世界，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现代美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同样离不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要服务好中资企业的出海，我们也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刘晓春曾担任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浙商银行行长等职，兼具跨境金融实务和研究经验。就服务中资企业出海等议题，界面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刘晓春。

刘晓春认为，新一轮中资企业出海，既不同于早期中企的“走出去”，也区别于上世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本世纪初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形成了五个全新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刘晓春表示，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的国际化势在必行，只有走好这一步，方能有效服务日益壮大的出海企业群体。但刘晓春表示：“仅仅银行出海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后方”。

在刘晓春看来，这一“后方”的核心载体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应以强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着力点，并在上海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

中企出海的五个新特点

界面新闻：当前中资企业出海呈现哪些突出的特点？

刘晓春：中资企业出海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走出去”和“引进来”，但当时主要是“引进来”为主，“走出去”主要是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2001年入世后，出口激增、外汇储备高企，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企业海外投资再次增加，目的是适度消化外汇储备。

自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国企业掀起新一轮出海潮。这轮出海，既不同于早期中企的“走出去”，也区别于上世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本世纪初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形成了新的特征。

一是各行业全方位出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往外转移的主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是各行各业全方位出海，不仅有低端制造业，也有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高端行业，甚至还有餐饮、电商等服务业；既有港口、桥梁、电信、发电厂等传统基建项目，也有数据中心、5G网络等新基建项目。

二是出海企业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当年欧美的产业转移是有选择性的，并非哪里都去；日本企业在“失落的三十年”里虽然大举出海，海外产能甚至相当于“再造一个日本”，但它同样有重点、有取舍。而我们这一轮出海，目前已经覆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是全球覆盖。

三是企业出海规模庞大。出海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都大，这对大型经济体影响有限，但对不少中小经济体影响更加显著——既能快速拉升当地产业层次和基建水平，也对当地经济和社会构成不小压力。

四是产业链集群式出海。过去产业转移、跨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一般都是到当地组建产业链。比如苹果公司到中国，自己并没有变成产业链，是通过中国的企业组建苹果的产业链。中国企业刚开始也是单独跑出去，后来发现跑到外面无法组建高效的产业链，还不如跨境链接中国产业链方便。最后就变成整个产业链出海。

为什么？表面看是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门类全，但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产业链协同效率和能力太强了，别的国家产业链根本比不了。正是因为有这个优势，就算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员工成本和我们一样，他们也竞争不过我们。

最后一点，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身份，推动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以前的跨国企业都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高效的管理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出海，所在国政府、人民往往都带着敬畏、仰视的心理对待它们。我们当初引进外资时也说要尊重、适应人家的习惯。

现在中资企业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身份走向世界，一些国家在欢迎中国企业投资的同时，往往不会投以仰视的目光。这一定程度上会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说白了，出海企业遭遇的不是简单的法律、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摩擦，其背后有更复杂的心理和利益因素。这是出海企业乃至政府必须正视的现实。

跨境金融需求发生根本性变化

界面新闻：本轮中资企业加速出海的过程中，企业的金融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晓春：我从1988年开始筹备浙江农行国际业务部，后来做了30年的银行国际业务，也在香港工作过多年。这么多年下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面对出海企业，以前的一些业务方式和经验需要创新，包括美国的业务方式和经验也不适合我们出海企业的需求。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企业这轮出海，有五个全新的特点，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西方国家也没经历过。所以它带来的金融需求，真不是简单用“有变化”三个字就能概括的。企业自己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你问他需要什么，他很可能也讲不清楚；银行这边同样没有现成经验，西方国家也没什么可供借鉴的模板。

比如汇率风险。以前做进出口贸易，无非是面对美元、欧元、日元这些主流货币，波动再大也还在可预期范围内。现在企业跑到泰国、跑到尼日利亚，要面对的是泰铢、奈拉这些小币种，汇率波动幅度很大，风险管理的难度一下就上来了。再说跨境结算和资金管理，大多数国家外汇管制都很严格，跨境资金调拨远比想象中复杂。

所以总的来说，这轮出海带来的是一系列全新的金融需求，既涉及融资、汇率、结算这些传统领域，也牵扯到法律、会计等制度性配套服务。这些需求能不能及时满足，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界面新闻：中资企业境外融资面临哪些难题？商业银行如何创新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跨境融资的难题？

刘晓春：出海企业作为主体在当地贷款，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毕竟离市场近。但问题在于，当地银行对中国出海企业还不熟悉，信任需要一个过程，一下子借不到钱。那怎么办？就只能以境外主体身份回国内借款，这就是所谓的“跨境直贷”。

但跨境直贷也有新的问题，国内政策规定相对严格，银行放贷必须明确用途，还要监督资金支付。同时国内银行对境外主体同样不熟悉，所以大多采用境内母公司担保增信的方式来控制风险。

这个做法的逻辑是：我相信母公司的实力，母公司担保了，我就敢放款。但按照信贷管理的原则，第一还款来源其实还是没把握的，完全依赖母公司担保这个第二还款来源。母公司如果真有实力还好，但如果母公司只是个壳，真正的资产都在下面的子公司，那这个担保就没多大意义。

未来随着业务的发展，跨境直贷业务中银行光靠母公司担保是不够的，相关的配套制度也得跟上，包括跨境尽调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甚至外事制度，都需要相应调整。

界面新闻：外贸企业、出海企业在跨境收付款上面临哪些困难，对此，有哪些解决方案？

刘晓春：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必须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不同国家的外汇管制方式差异很大，靠国内某一家银行单方面努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两边机构共同参与、协同配合。

具体来说，如果跨境收付用的是人民币，事情会相对好办一些。但如果涉及当地货币，那就需要考虑如何把外汇汇出来再换成人民币，这既要遵守当地法律，也要让当地机构和国内银行之间形成有效的协同。这背后，不仅需要机构之间的默契配合，有时还需要监管层面的沟通，甚至国家之间的协调。

就像《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一样，两边的机构互相讲好：我认你这个批，你认我那个批，两家互相信任，我有一笔钱放在你那里，你也有一笔钱放在我这里，跨境收付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

界面新闻：除金融服务外，中资金融机构还需要提供哪些非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出海？

刘晓春：不光是银行，保险、券商等机构也要在企业出海中积极发挥作用。西方保险业是从大航海时代起步的，在服务跨国运输和跨国贸易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产品也在不断创新。现在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对中国保险业来说正是一个走向世界、做大做强的绝佳时机，这个窗口期要抓住。

金融机构提供的核心服务还是金融服务，至于会计、法律这类配套服务，金融机构能做一部分，但更重要的还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还有像贸促会这样的机构，都应该跟企业同步走出去，为出海企业提供在地服务。

建议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

界面新闻：近年来多家大中型银行表示要加快国际化步伐。如何看待中资银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在国际化战略上，不同类型的银行应采取什么策略？

刘晓春：商业银行国际化需要做，但不是每家银行都适合做，主力仍是大中型银行。

目前在海外有布局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大型银行，网点集中在国际金融中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但如今中国企业出海已是遍地开花，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都有身影，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位。与此同时，大行也缺乏与中国企业出海相匹配的系统业务策略，境内与境外的业务协同更是欠缺。

面对产业链、集群式出海的趋势，大型银行不能再满足于“一企一策”的个案服务，而应针对不同产业集群，设计境内外联动的综合服务方案，把授信、结算、司库管理、零售服务等业务整合在一起，提供一揽子的支持。

小银行要不要国际化，关键看自身条件和客户基础。比如有的城商行外贸客户多、国际结算量大，但它不一定需要到境外设立网点；再如有的城商行，如果客户集群式出海到某地，又确实需要相关的银行服务，那么去当地设立网点也是可行的，但不能大范围铺开，毕竟城商行资本金和规模有限。

但是银行作为强监管行业，其国际化之路远比一般企业复杂。不仅国内强监管，海外市场对银行业也是强监管，尤其对外资银行，各国都有比较多的限制。因此，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绝非坦途，面对当地成熟的竞争者，中资银行在客户基础、产品灵活度等方面往往并不占优。

不管怎样，中资银行国际化是必要的，尤其是大行必须走好这一步，才能更好服务中资出海企业。但是仅仅银行出海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后方。

界面新闻：这个后方具体指什么？

刘晓春：历史上，荷兰、英国企业走向世界，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现代美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同样离不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要服务好中资企业的出海，我们也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有香港这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机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也快，但要完全满足中资企业出海过程中那些复杂而特殊的需求，光靠香港还不够。在支持中资企业出海这方面，还需要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也具备这个基础。它是人民币的融资中心、投资中心、交易中心、结算中心和定价中心——今后国际上人民币的进出，主要从上海走，人民币资产价格也主要在上海形成。

前段时间公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所谓“金融避风港”，就是出海企业把资金放在上海管理，可以规避一些海外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限制。

根据行动方案，上海现在已经在试点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财资中心资金运营等业务。接下来，这些试点会逐步扩展，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离岸金融体系。比如出海企业要融资，既可以在当地解决，也可以回到上海来融资，在上海筹集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做资产证券化，甚至发行股票，渠道更丰富，选择也更灵活。

同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能为出海企业提供可靠的法律、仲裁、咨询、司库、会计等服务。

界面新闻：面对中资企业出海的新趋势，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刘晓春：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中资企业的海外网络和产业链逐步成熟，人民币与外币的跨境流动规模会更大、更频繁。这就需要对宏观金融管理的思路和工具进行系统性重构，实现对境内外资金流动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既要保障境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又要兼顾海外企业及产业链的实际需求。

落到操作层面，我有两条建议：

一是借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离岸金融体系推进的契机，将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设立一个专门的离岸金融监管机构，让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二是要授予这个专业机构碎片化、即时决策的权限，即对于企业出海遇到的新情况、新需求，允许先干起来再说。只要企业有真实需求，银行或保险公司觉得方案合理、风险可控，就先试着做一笔，做成了就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以推广；做不成或出风险，再进一步研判是否继续或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