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剑，方显峥嵘

贸易战的硝烟弥漫了近十年，芯片禁令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然而，当账本被摊开，出人意料的是，美国的优势并没有如预期般扩大，反而呈现出萎缩的迹象。直到2026年年中，一批研究者才恍然大悟，中美博弈的重心并非始终聚焦于关税税率或是某一款光刻机，真正被忽略的战场，却是在法律与规则的角力之中。这场隐形的博弈，正在悄然重塑着全球格局。

治世神话褪色，霸权底色初显。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华裔学者长文，如同当头棒喝，直指中国法律实力的崛起。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正通过塑造国际规范、搭建替代性的多边机制、密集出台涉外立法等途径，稳步跻身全球法律强国之列。这份报告让华盛顿感受到了阵阵不适，昔日赖以生存的制度红利正在迅速褪色，而中国司法管辖影响力的上升，则在蚕食着美国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霸权地位。

二战后冷战落幕的漫长岁月里，华盛顿习惯了操控两套规则：一方面，以国内法为标杆，肆意向外延伸；另一方面，牢牢把控着多边条约的话语权。这种模式在学术界被冠以Pax Americana之名，实则对中小经济体而言，即便身陷制裁、资产冻结，也难以寻得对等反击的空间，只能忍受谈判的屈辱。真正打破这种虚假的温情面纱的，是2025年初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他上任伊始，便将美国优先的口号写入了执行文件。到了2026年1月，白宫官方新闻发布证实，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悍然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机构，其范围之广，远超他第一任期的所有行动。

此前，美国已陆续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手续，并冻结了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支持。2025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项决定的生效日期定于2026年12月31日。紧随其后，2026年7月13日，国务卿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并配发国务院声明，公然亮出了要系统性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计划，他本人在文章中用词毫不含糊，称要一砖一瓦地把它拆下去，如果必须的话。

与此同时，国务院放话，将动用签证吊销、旅行禁令、金融制裁等一系列手段，向那些仍然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施压。这场行动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25年2月6日，特朗普便签署了第14203号行政令，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实施定向制裁，同年6月5日又将四名法官列入名单。这严厉的制裁，源于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对美军在阿富汗行动可能构成的战争罪展开调查，无情触碰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到2026年8月11日，人权观察等多家国际组织在美国联邦法院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相关制裁严重妨碍了对国际罪行的追诉。

一个国家一边渴望扮演全球裁判的角色，另一边却拒绝任何国际法庭对其国民行使管辖权，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展。加拿大总理卡尼、德国总理默茨都在不同场合坦诚承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黄金期已然落幕。就连特朗普阵营内部的支持者也开始哀叹美国治世的终结，他们抱怨这套体系让美国承担了过高的成本，主张痛下决心，彻底转向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

工具箱环环相扣，反制稳步落子。从2020年开始，中国的涉外法律工具箱便开始逐步完善，虽然节奏并不急促，但每一步都精准地瞄准了美国惯用的手段。首先是2020年9月19日，商务部颁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明确将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主体纳入监管范围，一旦列入清单，相关实体在华的经贸活动和人员入境都会受到限制。同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体系化的出口管制基本法，将军品、军民两用物项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高技术产品全部纳入国家授权管理。

2021年1月9日，商务部又颁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直接针对美国长期依赖的长臂管辖，规定境内企业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报告，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外国不当的涉外制裁与单边禁令。当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部被外界公认为中国反制西方单边制裁核心依据的法律，赋予政府部门了冻结资产、限制交易、拒发签证等对等措施的权力。紧接着是2025年12月27日《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通过，修订版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核心目标写入条文，充实了对贸易限制行为的反制授权，明确了外贸领域国家安全审查的启动机制，新修订版本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35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这份仅有20条的行政法规于2026年4月7日公布并施行，4月1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条例的法律依据涵盖2015年《国家安全法》、2023年《对外关系法》以及2021年《反外国制裁法》，将此前分散在部门规章层面的识别、阻断、反制机制打通，形成一份国务院层级的整合方案。条例第七条明确授权中国政府对外国不当域外措施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并在外交、出入境、贸易、投资、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等广泛领域内依法采取反制与限制。条例首次引入了反执行禁令、恶意实体清单以及法定民事救济，将过去只能靠个案回应的做法，升级成一张覆盖行政、司法两条通道的防御网。

2026年5月15日，中国依据这份新条例首次出手，阻断欧盟在对同方威视子公司发起的补贴调查中提出的跨境数据索取要求，这一举动向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相关制度已经成熟，随时可以启动。2024年11月19日，南京海事法院就中国首例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的私人诉讼作出了民事调解书。一家中国海洋工程公司此前被第三国列入制裁清单，其海外客户以执行相关制裁为由拒付合同款项。

南京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并主持调解，被告最终向法院支付了约9974万元人民币的反担保金，原告依法维护了自己的合同权益。这个案件的意义不在于金额本身，而在于中国的反制立法从行政部门推动，正式走向了民事司法可执行的场景。2025年以来，中国围绕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陆续升级出口许可，将域外效力条款嵌入具体的许可程序当中，这种路径与美国长期依赖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在结构上高度对称。

美国相关产业界深知，一旦相关许可趋紧，涉及新能源、精密制造、国防承包的多条供应链都会承受压力。新战场攻守易形，博弈重心也随之迁移。法律工具的现实威慑力，从来不完全取决于条文的措辞，而是与强大的国家实力、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广阔的市场纵深紧密相连。即便小国颁布再多类似立法，也难以在国际经贸秩序中形成真正的震慑力。只有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才能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执行的反制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对等。

美国国会立法工作近些年愈发工具化、政治化，为特定单一事件量身定制的专门法案层出不穷，法律应有的普遍性与稳定性因此被稀释。国际条约方面更是随意，符合本国利益时便援引之，条约束缚自身行动时则废弃之，同时又拒绝任何国际法庭凌驾于美国主权之上。这种自相矛盾的姿态，让华盛顿在与中国正面竞逐规则话语权时，越来越难拿出让盟友信服的说辞。

华盛顿一开始并未将法律领域列入需要严防死守的方向，自认为规则制定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结果这份自信如今却开始反噬。中国这几年的操作节奏并不张扬，条文一部一部推出，机制一层一层夯实，等美方战略界回过味来，工具箱已经从最初的几项部门规章升级为一份行政法规体系，并且完成了民事诉讼层面的可操作性验证。可以预见的是，围绕规则、条约以及司法管辖的这条战线，将会长期存在，并且极有可能成为决定未来若干年中美博弈走向的关键落点。 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授权发布，新华社，2026年4月13日。Marco Rubio，Why We’re Dismantl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6年7月14日；美国国务院官方声明，2026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