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7月，深圳卫视推出了八集新闻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反映中国企业的出海历程。作为特邀嘉宾，我去了亚非欧多国采访。最近，深圳一家跨境新零售企业“沃客非凡”（WOOK）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他们主要在印尼做3C配件及小家电的零售，就是当年的一个采访对象。

十年来，我是中企出海的积极倡导者，但不是盲目倡导。我经常提醒，要加强风控、全面合规、坚持长期主义、充分本地化、践行ESG，等等。

本文写于马德里，切入点是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摩擦。目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博弈、压制与反制，尽管没有平息，但暂时可控、可预期。中欧的经贸关系，却越发紧张起来。

在西班牙这个人类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发源地，总结十年的出海观察，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

文章较长，分上下两部分，上篇着眼于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下篇是对贸易战的整体思考。

上篇：欧盟观察

欧盟的焦虑

欧盟有27个国家，又是一个整体，堪称史上最具想象力的地缘政经融合实验，对维护内部和平、实现经济深度整合、提升全球话语权，有着重要作用。

但由此形成的“超国家权力”（成员国必须让渡部分主权和国家事务决策权），以及这一权力自身的问题——决策机制复杂，效率低下，监管过度，也给不少成员国的自主发展选择带上了紧箍咒。

一位企业界的朋友曾在布鲁塞尔工作过几年，和欧盟方面经常沟通。他感觉欧盟主要的工作就是立法，用立法构筑一张自我保护网。

前些年，欧盟的心态比较从容。国防靠美国，能源靠俄罗斯，低端制造靠中国，高端制造捏在自己手里。现在发现，美国靠不住，俄罗斯更是对头，中国制造已越过高端化的万重山，欧盟擅长的很多产业（如汽车）则因竞争力弱化陷入危机。

所以欧盟比过去焦虑了很多，高度强调“战略自主”和“去风险”，即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风险。

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接近3600亿欧元，是2019年逆差（1650亿欧元）的两倍以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是“每天10亿欧元”。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描述说，中欧贸易是“一艘长400米、装载着2.4万个集装箱驶向欧洲、返程时却几乎空载的超级货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欧洲能否在不使用中国原料的情况下生产一支牙膏”。

高盛近期发布报告称，贸易逆差只是中欧贸易战的表象，比逆差更令欧洲焦虑的是中国制造在非洲、拉美、东盟等第三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全面挤压。

数据显示，2005年欧洲在全球资本品出口中的市场份额为54%，如今降至43%，同期中国的份额从7%升至24%。过去，德国的机械、法国的工业设备、意大利的装备制造是欧洲出口竞争力的核心，但近年来，中国在工业机械、汽车、轨道交通、电气设备、新能源装备等领域迅速升级，攻入了欧盟的战略产业腹地。

《华尔街日报》称，德国大量中型制造企业已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的全面竞争压力，部分企业被迫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中国。德国工业产出自2022年以来累计下降了约10%。“对欧洲来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向欧洲出口了多少商品，而是欧洲正在全球市场上失去多少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

高盛预计，欧盟将放弃对华较为宽松的贸易政策，转而采取更强硬和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但预计不太可能是“美式全面关税”政策，因为欧盟不愿危及从中国进口稀土等关键材料。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不会升级——欧盟正在准备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所谓的“中国2.0冲击”。

欧盟的工具

事实上，欧盟已经动手了。近年来欧盟出台的很多措施，中企都是明显的受者，包括但不限于：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如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调查；

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建立“绿色壁垒”；

小额包裹关税，从今年7月起对进口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件的关税；

《国际采购工具》，要求公共采购市场“对等开放”；

《外国补贴条例》，抬升中企赴欧投资的合规门槛；

供应链尽职调查与《强迫劳动产品禁令》，提高供应链合规要求；

《反胁迫工具》，号称是“威慑炸弹”，如暂停金融服务合作、禁止参与欧盟公共采购、对特定人员/企业实施制裁等。

目前，欧盟还有两部“杀伤力”极强的法律提案正在走流程，已进入倒计时。一部是欧盟网络安全法案2.0（修订草案），一部是欧洲工业加速法案（提案）。

前者由欧盟委员会于今年1月20日提出并启动公众反馈，目标是在2027年初达成政治协议，若正式通过，将在欧盟27国直接适用；

后者由欧盟委员会于今年3月4日发布，预计未来12至18个月内完成立法协商，有望获批通过。法案通过后，各项关键条款将分阶段实施，如新能源汽车原产地规则，将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内生效。

这两部法案的核心是什么？对中企有何影响？

网络安全法案2.0的核心是“安全”，其对安全的覆盖范围从传统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扩展到18个关键领域，即移动网络、固定网络、电力供应与储能系统、供水系统、联网和自动驾驶车辆、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系统、铁路信号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云服务、半导体制造与设计、医疗设备、监控设备、航天服务、边境安全系统、AI模型、关键软件组件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法案提出， 一旦某国被认定为“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高风险国家”），则自动推定来自该国的供应商是“高风险供应商”。它们会被强制排除在关键基础设施市场之外，会被 禁止参与公共采购和任何欧盟资助的项目。如其产品已在欧盟使用，则36个月内必须“存量拆除”。

由于世界不少国家习惯沿用欧盟标准，它们有可能在本国市场排斥欧盟认定的“高风险供应商”。对相关中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不仅欧盟的存量业务难保，增量业务渺茫，欧盟外的市场也可能被殃及。

再来看工业加速法案。其核心是强化欧洲本土供应链和“欧洲制造”，主要针对外资投资欧盟境内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行业。法案在公共采购、绿色补贴中引入了“欧洲制造”“本地含量”的标准，对外资设置了技术转让、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员工占比等诸多限制性条款。

法案规定，欧盟成员国的公共采购预算必须全面适用“欧盟原产”要求。与欧盟签有《自由贸易协定》，或属于WTO框架下《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等同于欧盟原产”。而中国与欧盟没有签署自贸协定，在WTO政府采购委员会中的身份是观察员而非缔约方，所以中国企业的产品不能被视作“欧盟原产”。

那么，中企能不能通过在欧盟投资建厂，获得原产资格呢？

可以。但法案要求，必须在欧盟进行“实质性加工”才行。之前欧盟法院有判例表明，将第三国生产的电池片在欧盟境内进行简单组装，不足以获得“欧盟原产”资格，必须进行“带来显著价值增值的实质性组装和加工”。法案在不同技术领域设定了1年到6年的窗口期，如果到窗口期结束仍不能实现“欧盟原产”，该业务必须终止。

对于外资在欧洲的并购，尤其是涉及半导体、关键原材料等并购，法案也有更严格的要求，并购可能会面临更长的审查周期和更高的被否风险。

一些在欧盟有业务的中企说，如果这两项法案最终就这么通过了，很多中企在欧盟的发展空间将被极大压缩，甚至难以生存。如果通过和本地企业合作，为其做代工，可以活下去，相当于“战略蛰伏”“留下火种”，但至少在今后若干年，不太可能有大的作为。

关于信任的拷问

对欧盟这两个法案，中方当然不会听之任之。

今年4月20日，中国商务部明确表示，如中国企业因相关规则遭受歧视性限制，中国将保留采取广泛反制、发起调查和诉讼等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法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修改《工业加速器法案》，取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

今年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双方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每年举行1～2次部长级会议；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WTO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

这一常态化的贸易投资交流机制的建立，非常及时和必要，相信也会有建设性成果。但总体而言，要看明白欧盟的对华政策已从包容趋于强硬，从技术治理转向兼具技术、法律与地缘政治属性的综合治理。

两个法案把原属各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定义权”收归布鲁塞尔，虽然没有明说中国就是“高风险国家”，但看其认定标准，几乎是为中国定制。这等于是在安全和敏感产业领域，为与中国“脱钩”做好法律工具准备。

因此，中方对欧盟既要尽最大努力促和，也要从底线思维出发，做好战的准备。

欧盟和中国的争端，最后的灵魂拷问，是信任问题。

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的一些官员，动辄拿“中企的设备有没有留后门”“万一有突发事件，中企会不会远程操控让我们断电断网”等说事，那美国设备当年被用于监听默克尔的电话，为何不阻断它们呢？

追根溯源，欧盟的网络安全法案2.0，乃是美国推动的在敏感领域“去中国化”议程，在欧盟层面的法律化、制度化。美国是始作俑者，2020年便推动“清洁网络”计划，禁止华为、中兴等中企参与美国5G建设，并持续向欧盟施压，要欧盟效仿，建立安全标准同盟。

欧盟要出台这两部法案，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希望通过展示对华强硬姿态，推动美国在一些议题上对欧盟让步。

在欧盟成员国中，西班牙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较好，很多中企在西班牙投资。但即使在这里，对中企的不信任也经常弥漫。就在这几天，我看到当地主流报纸质疑一家中国车企在大西洋边上的费罗尔港附近投资建设生产基地。这个项目，费罗尔市政府、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都很支持，被当地视为“40年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报纸援引西班牙情报部门某匿名官员的说法，说该港口是西班牙核心军港及北约战略枢纽，中企选址在这里建基地，会利用费罗尔海军基地并监控北约军舰的动向。

这种炒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以今天，只读经济学、在商言商是不够的，还要读一下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

欧盟之困，困在哪里？

欧盟今天的困境，本质是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但欧盟更习惯把问题归咎于外，尤其是中国。

德国总理默茨前不久说，人民币被低估了约30%，中国依靠低估汇率与产业补贴形成过剩产能，冲击欧洲本土工厂，造成巨额贸易逆差。他建议欧盟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的模式，联合对外，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重新平衡双边贸易关系。

法国总理府下属的“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也建议，欧盟要么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30%关税，要么推动欧元对人民币贬值20%到30%。

从实操角度，这没有可执行性，中国也不会让它发生，但欧盟的认知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欧洲之困，真的是中国之过吗？表面看，中国商品是冲击了本地相关企业，但本质是什么？

我讲一个在马德里的真实体验。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到比亚迪在本地一家经销商Astara的门店调研，这里有700平方米的展示区，还有数千平方米的服务区，涵盖维修、机械保养、车身修复、喷漆等服务。比亚迪2023年进入西班牙市场，今年上半年在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市场已名列第一。

比亚迪西班牙国家经理Albero非常资深，服务过多个国际品牌并担任高管。他向我介绍了开拓市场的过程。最后我问，你觉得比亚迪和你服务过的别的公司比有什么特点？

他说，和这些公司比，BYD是独特的，是完全不同的。Stella（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主管海外业务）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清晰，她有坚强的意志，执行的速度非常快。她了解西班牙市场，知道产品怎样调整才能快速增长。“然后她回到中国，我们说这里的车需要大后备箱，两个月内BYD就做到了。我们说需要更多欧洲风格的悬挂，调教要更硬朗一些，下一代车型要更多欧洲风格，BYD也很快做到了。她行事非常商业，完全没有官僚做派。她喜欢交流。你绝对找不到哪个全球CEO或执行副总裁，会经常跑到经销商那里，直接和基层员工聊天。她真的想了解一线情况。

“我们在跟经销商开会时，Mr.Wang（王传福）和Stella会坐在同一个房间听，而且带着中国来的高管一起听。他们非常贴近市场，愿意沉到最基层，而且非常平易近人。我随时都能联系到Stella，她再忙也会回复。我不想拿小问题去打扰她，但真遇到麻烦，她总会在背后支持我。结果显而易见，上个月（6月）我们卖了5000台车，如今BYD是市场上最受瞩目的品牌，大家都在谈论它。”

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说的不就是企业家精神吗？中国今天的产业竞争力，不就是靠这种精神吗？欧盟很多产业被中国赶上、超越，不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精神吗？这种精神状态是打不垮的，你可以加征一些反补贴关税、惩罚性关税，但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还在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太明显了。

我相信当年欧洲很多企业的创业精神并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否则也不会有“莱茵河奇迹”。但随着成功和富有，这种精神慢慢消失了，中国恰好在这个时候崛起。问题的本质，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下篇：贸易战新思考

在西班牙，我既感受到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中企出海的限制与阻截，也看到市场说话、消费者选择这一基本逻辑并未失效。对贸易战，我也有了一些新认知。

过去，一打贸易战，我总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好像只有风平浪静、你好我好的贸易投资环境，才是对的状态。遇到贸易战，有时会想，假如中企能从合规到ESG到为本地创造更大价值，全面加强、改进，贸易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至少，会大大缓和吧。

这个想法，现在看，有些天真。少了一些政治眼光。

然而，我们是不是就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一种纯粹的“政治正确”，一打贸易战就认为对方是“反华”，是欺压我们抹黑我们，一下子就上火，把家国之痛都调动起来，哪怕撕破脸不玩了也毫不在乎。

这样的态度，也很不成熟和理智。

我梳理了自己的想法，有以下四点：

一、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贸易战是一种常态。

全球经济秩序、全球供应链正在深刻重构。全球三大经济体，中美、中欧、美欧彼此都在较量、争斗。去年中美打了一年关税战、贸易战，打打谈谈，到10月30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才暂时企稳。

欧盟和美国也一直在打，历经多轮拉锯谈判，今年6月25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落实去年《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算是阶段性“休战”。

战果是：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关税全面清零，美国对欧盟的海产品、部分非敏感农产品下调进口关税，并专门增设对应品类的关税配额，在配额范围内给予欧盟产品更低的关税优惠。

表面看，欧盟让步更大，但协议专门设有“贸易保障与暂停机制”。当美国工业品进口激增、对欧盟本土企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潜在风险时，欧盟委员会可以快速启动保障措施，临时调整关税政策、限制进口规模。可见，欧盟也留了后手。

如果仔细研究，我估计，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和谁都没有发生过贸易战。经贸是一种合作，合作收益孰高孰低是一种计算，谁算不过来就会挑起争端。经贸合作越多，彼此嵌入程度越深，争端也会越多。这种博弈很正常，比殖民时代由枪炮护卫的贸易，比热战、冷战要好不知道多少，文明太多了。

这些年，中国遭遇了各种形式、各种量级、各种对手的贸易战。只是我们很少这么提，多以贸易摩擦、冲突、争端等说法代之。其实，我们要学会适应贸易战。尽量阻战，但不怕战，边战边学，越战越善战。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只是跟美国在打贸易战。在原来的全球化共识已经支离破碎，经济主权意识、本土意识和安全意识普遍高涨的背景下，贸易战也常态化了。

我们和发达经济体会有贸易战，和新兴经济体如印尼、印度等也会有贸易战。完全没有贸易战、脱离贸易战，反而不正常，因为那意味着你的全球化程度低，对别人没啥影响。

二、在全球贸易战中，中国是一个主角。

中国是贸易战的主角，假如过去谁这么说，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但有了对贸易战的新的理解，我对中国是贸易战的主角，也很释然。

本质上，这不就是因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在各个市场的影响力足够大，所以成了主角了吗？主角不就是最重要、出场频率最高的角色吗？当年我们在全球贸易中无足轻重的时候，封闭的时候，谁会跟你打贸易战？现在，我们出口顺差那么多，别人可能觉得这就是在打贸易战。他们阻截，很正常，我们总不能为了不打贸易战，就死守在国内市场吧。

不久前，我在第三届全球出海峰会上提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雁阵模式，产业一波波向外转移。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接住了这波转移，不断深化，今天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轴心、中轴。当中国为轴，那些成本比中国高、性价比比中国低的发达经济体，必然要“向下迁移”，向中国这个中轴看齐，他们的工作时间必须更长，效率必须更高，否则市场必丢无疑。如果就是不愿下移，那你要么学美国，靠创新“上行”，甚至上行到马斯克所探索的太空；要么，你要在制造业之外具有独特的禀赋或价值，也可以不受中国制造的冲击。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讲全球经贸再平衡，大部分含义就是中国要多消费，少储蓄，多发展内需，让对外贸易更平衡。我对此不持异议，但我认为，全球再平衡的本质，是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因为中国产业力量的崛起，必须改变也只能改变。有些国家会发现中国是机遇，也有一些国家觉得中国是挑战，中国又不可能停止自己的发展，复归到原来的格局。这些力量错综复杂，最终要达成一个平衡，一个稳态，还需要很长时间。

和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时候比，我觉得中国的对手会更多。因为美国有很多产业不做了（当然这也是他们的教训），而中国的产业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高高低低都出击，竞争者必然很多。美国是全世界货币的锚，中国是全世界商品的锚，美元降低了全世界的交易成本，中国商品降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美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绝大部分国家也喜欢，因为它是能降低交易成本的 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商品给全世界带来了普惠的福祉，但所到之处，因为和当地商品是竞争替代关系，必然就有很多矛盾。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自己的路。所以，要平静接受。

三、如何将贸易战引向新秩序，中国责任重大。

全球贸易战的终局会是什么？我认为，最终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实力演化和相处之道。世界上很多事，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的影响。等中美真正互相接受、相处好了，全球很多问题包括经贸格局就会有一个新平衡。

那么中美产业竞争会如何演变？我对中国产业屹立不倒深具信心，源自“中国努力－中国能力－为世界带来更多福祉”的基本逻辑。我是“能力为王”的信奉者。同时我也认为，美国会依靠创新继续保持强大。两国都会具备全球性领导力，而不像以前都是独霸状态。

也因为对中国有信心，我不认为，仗剑护商，或者搞“中国圈子”，是好的选择。这不能让别国心悦诚服，和中华文明的底色与特质也不兼容。我还认为，经贸世界是立体世界，是分层的，有和国家安全离得近的层面，也有不那么敏感的商品和服务的层面。经常的情况是，两国在打贸易战，但只是对某些层面有影响，其他层面还在畅顺合作，商贸活动并未断流，只是更灵活更有韧性了。

就像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宁德时代与斯特兰蒂斯集团合资建设的阿拉贡电池工厂已经奠基，这相当于中国企业和欧盟企业结合在一起，在欧盟境内扎根。斯特兰蒂斯投资了中国的零跑，大众投资了小鹏，也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人舞还在跳，中国和欧盟的双向投资还在进行。欧盟要保护自己的市场少受冲击，不少欧洲企业则在加大对中国投资，要抓住中国机遇。这就是商业的力量，柔而不折、源远流长的力量。

由于中国在商品端的主导性，中国有更大的责任，将贸易战引向新秩序，即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欧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多听听，将心比心，顾及对方关切，这不是退让，是全球第一商品大国应有的责任和胸襟，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做到的兼顾。

此外，在加速本地化生产布局、实现“实质性加工”方面，在建立更完善的合规体系、更好应对碳与ESG挑战方面，在加快构建市场多元化、供应链多元化方面，中国企业都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当然，中方也要积极备战，如强化法律工具箱建设，构建反制性的阻断机制；实施精准、对等的贸易反制与交叉制衡；开展多层次的外交斡旋；诉诸WTO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备战，是为了心中有底，手里有牌，遇战不慌，以战应战，以战止战，最终实现不战而各方心服。

这或许有些理想化，但我认为，不应该放弃理想，听任丛林法则时代的降临。

四、中国要打好一张大牌，就是把自己的市场做大。

做大做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振国内有效需求，这是中国的一张大牌，握在自己手里。但我们打得一直不够好。这是导致贸易失衡、广受外部诟病的一个要因。

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总会提高，也应该提高。我们不能满足于不怕辛苦、能忍别人所不能忍的那种状态，不能把996、007当成成绩。这不符合“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无法赢得别人的真正尊重。我们也要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土市场这张大牌打好了，中国和美国、欧盟以及很多经济体的贸易紧张关系，都会得到缓解。

行文至此，让我用三句话来总结对贸易战的看法：

1.贸易战不可怕，贸易战是常态，怕战或热衷于战才麻烦；

2.贸易战意味着更多风雨，但经受住考验的海燕，能飞得更高；

3.我们不怕战，但最终是为了止战、不战。这就要求我们，要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提升到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把自身发展和全球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在西班牙的几天，我经常想到伟大斗争这四个字。贸易战就是一种斗争，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是斗争，但不是任何斗争都堪称伟大。伟大是有更高远、更长远、更深远的思考，一定不狭隘、不极端。要进行伟大斗争，不仅考验勇气，更考验智慧、远见和方法。

基于十年实地调研，上述思考在我脑海里的演绎，都是活生生的。因能力有限，我对很多问题的考虑并不周全，但相信大方向应该就是这样的。

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哪怕不完善，这种思考的乐趣也会驱动我继续前行。

就像无数勇敢的出海者一样，一直往前，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