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周岩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工作人员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市长们都愁城市建设缺乏资金，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如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五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椿介绍，此次拍卖的三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两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李义椿

原福州市土地管理局 局长

拍卖会报名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是由三家外商公司联合以458万元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第一座楼国际大厦这块地。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槌”，也被誉为“八闽土地第一槌”。这一槌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苍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苍霞旧城改造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从2000年7月正式启动拆迁，仅用一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苍霞完成了从“纸褙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在苏州下辖六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徐锁发

原昆山市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科 副科长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对外不做宣传，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

“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