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文特尔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的爱犬“达尔文”在一起。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据报道，当地时间4月29日，成功破译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科学家、“人造生命之父”约翰·克雷格·文特尔（John Craig Venter）因癌症治疗并发症去世，享年79岁。

这位科学家以近乎偏执的野心，把原本偏“手艺活”的遗传学，硬生生推进成一套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体系。

一生中，文特尔完成了许多壮举：他与政府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展开竞赛，争夺首次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桂冠，并因此登上全球媒体头条。

2000年6月，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与克雷格·文特尔（左）和弗朗西斯·柯林斯（右）共同出席，以纪念人类基因组首个粗略图谱的完成。

来源：Mark Wilson/Newsmakers via Getty Images

经过25年的发展，由文特尔主导并推动的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通过相位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性状遗传自哪一方父母，从而实现疾病和性状的真正谱系研究。

让文特尔载入史册的事迹，是那个极具争议却划时代的实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抽离细菌的基因组，再用人工合成的基因“重启”一个生命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造细胞”，文特尔也因此被称为“人造生命之父”。

2012年7月，克雷格·文特尔应邀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发表演讲，恰逢薛定谔首次发表《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70周年。

面对爱尔兰总统及包括詹姆斯·沃森在内的四百位听众，文特尔阐述了DNA作为生命"软件"驱动生物机器运行的本质，并展示了从数字化设计到化学合成DNA、最终创造人造细胞的技术路径。

文特尔回忆道：“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后，沃森走上讲台，握着我的手，大方地祝贺我发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演讲’。”

湛庐出版了文特尔的著作《生命的未来：从双螺旋到合成生命》，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他对圣三一学院演讲的完整论述和发展。

文特尔借此书向世界发出宣言：随着工业化时代接近尾声，我们有幸见证了“生物设计时代”的来临。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演化阶段。

他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只需要4.3分钟把“火星人”的基因序列发送回地球，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重造“火星人”！

除了实验室中的突破，文特尔还将个人兴趣转化为科学探索。他是一位热衷航海的探险者。自2004年起，他驾驶“魔法师2号”（Sorcerer II）航行超过10万公里，跨越四大洲，采集海洋样本，最终完成近1000种微生物基因组测序。这一项目大幅拓展了人类对海洋微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工作之外，他同样张扬：爱飙车、爱红酒，也因为锋芒太盛，没少和同行“结梁子”。进入晚年，文特尔依然保持着探索欲。他不仅持续推进科研，还学习飞行，不断尝试新的技能。

在2023年接受《自然》采访时，文特尔表示自己并没有放慢脚步的计划，并将继续领导他在J. Craig Venter研究所（JCVI）的团队。他说：“只要还没有耗尽有趣的想法，我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以下内容摘编自《生命的未来：从双螺旋到合成生命》前言、后记，作者：克雷格·文特尔

我的“薛定谔演讲”

2012年7月12日，我应圣三一学院的邀请到都柏林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时值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初次发表他的《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整整70年之后。主办者要求我再次论述薛定谔当初提出的伟大主题，并且希望我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就有关“生命的定义”这一深奥的问题提出新的洞见和答案。

显而易见，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有兴趣，个中原因可谓不言自明。我本人也不例外，不过我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我年轻时曾在越南当过医护兵，在那个时候，我无比惊异地发现，“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两者之间的区别竟是如此的微妙：一张小小的纸巾就能把活着的、有呼吸的人与死人区分出来；甚至在良好的医疗护理下，存活下去的可能性也仍然部分依赖于病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乐观开朗的心态。这就证明，高度的复杂性源于活细胞的组合。

在一个美好的星期四晚上，时间是下午4：30，得益于数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终于走上了薛定谔曾经站过的那个讲台。像他一样，我也是在爱尔兰总统面前发表演讲的。我注视着讲台下400位听众，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翘首以待的表情。

在演讲开始后的60分钟时间里，我向听众详细地解释了DNA是如何驱动生物机器运行并最终组成生命的。所有活的细胞都在运行着DNA这个“软件”，它指挥着成千上万个“蛋白质机器人”。自从我们人类第一次搞清楚如何通过对DNA进行排序来解读这个“生命的软件”以来，我们对生命进行数字化操作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我们可以从计算机数字代码出发，走到另一个方向，即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用化学的方法合成它的DNA，然后用它来“生产制造”出实实在在的生命有机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且能够将它们以光的速度发送到任何地方，并且最终能够重组DNA，再造生命。

坐在爱尔兰总统恩达·肯尼（Enda Kenny）旁边的是詹姆斯·沃森，沃森一直自称是我的老牌竞争对手。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后，沃森走上讲台，握着我的手，大方地祝贺我发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演讲”。

《生命的未来》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在圣三一学院演讲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的宗旨是，将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描述清楚。

自薛定谔发表《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到现在，才过了70多年，说起来这只不过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从薛定谔的“非周期性晶体”（aperiodic crystal）到对遗传密码的正确理解，再到第一个合成染色体的成功构造，又到制造出第一个人造细胞，从而最终证明DNA就是生命的“软件”，这些伟大成就是建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项巨大进展的基础之上的，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不断努力的共同成果。

现在，作为数字化信息的DNA不仅能够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实现不断的积累，而且能够通过生物传送器以一种电磁波的形式以光速或者接近光速进行传输，从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重新创造出蛋白质、病毒和活的细胞，或许这将永远地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随着这个对生命的全新理解以及我们驾驭生命的能力的逐步扩展，我们有力地敲开了一扇全新的蕴含着无限可能性的大门。这是极其激动人心的。

随着工业化时代接近尾声，我们有幸见证了“生物设计时代”的来临。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演化阶段。

只需4.3分钟传回基因信息

我们就能重造“火星人”

假设火星上的生命与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基于DNA的，假设火星有生命或者曾经有过生命，假设火星上有一个基因测序设备，可以读取任何有可能存在于那里的“火星人”的DNA序列，那么，只需要4.3分钟把“火星人”的基因序列发送回地球，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重造“火星人”！

我的一个根本假设，即生命在宇宙中无处不在。仍然有很多人相信（通常是宗教人士），从某种程度上说，地球上的生命是特殊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但是，我不在这些人之列。

许多科学家坚信，火星将被证明是有生命的或者是曾经有过生命的。1989年，由英国米尔顿的凯恩斯开放大学研究人员科林·皮林格（Colin Pillinger）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另一块火星陨石EETA 79001中也发现了一种有机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典型的活生物遗体的特征。不过，他们最后决定不对外宣布他们发现了火星上的生命。另一些人在重新评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海盗”号登陆器所收集到的数据后，也看出了一些模糊的生命迹象。

至于我本人，相信在火星上的生命曾经非常“繁荣兴旺”过，也许今天在火星的地表下仍存在生命。许多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火星的表面上曾经有液态水流动过，甚至可能存在过海洋。马杰维克丘（Matijevic Hill）周围的黏土表明，曾经存在于火星上的水非常干净，足以达到可以饮用的程度。在2012年年底，“好奇”号又发现了一个古老河床的遗迹，在那里曾经河流湍急。然而在今天，它似乎处于冰冻的状态，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极地冰盖和永久冻土的形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火星上存在着大量被冻结的地下水；而且根据推测，在火星的更深处存在着液态水。通过计算，人们估计，在火星的4 000米深处能够发现海水，在8 000米深处能够发现纯净的液态水。在火星的地表下还蕴藏着大量的甲烷，它的来源很有可能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它的来源有可能是地质学意义上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尽管目前还没有科学的数据来支持这种担忧，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需要保持谨慎。我想，这部分原因是基于对未知的恐惧。在科幻小说家中，现代的玛丽·雪莱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克莱顿都给出了最好的例证。玛丽·雪莱这个由医学博士“摇身一变”成为科幻小说作家的人非常擅长讲故事，读她的书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像《弗兰肯斯坦》一样，她的小说中也包含了强烈的反科学主题，并结合了幻想、暴力以及那种能够在格林兄弟的警示性童话中看到的因果报应思想（“灰姑娘”“小红帽”“长发公主”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从而让公众陷入深深的恐惧当中。

在1971年的经典科幻电影《天外来菌》（The Andromeda Strain）中，一颗军用卫星坠毁在沙漠中，在它被修复之前，附近一个小镇的居民因一种致命的瘟疫而大量死亡，而致病的菌株原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的东西。

不过，幸运的是，现代科学能够解决大部分来自从遥远天体带回来的样本所带来的潜在问题。

尽管有关样本的采集、DNA提取以及DNA测序的准备工作，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克服，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不久之后，当我们在执行探测任务时，将有能力发送一个能够控制基因测序单元的机器人到其他星球上，以读取任何有可能存在于那里的外星微生物生命的DNA序列，无论它是正在活着的生命，还是被保存下来的遗体。

我相信，无论是对美国航空航天局来说，还是对私人研究团队来说，获得一个能够钻探得足够深以到达液态水水位上的合适钻头，都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好消息是，一个即将执行的任务能够向地下钻入几米，这很可能足以检测到被冰冻的生命痕迹。

如果火星微生物是基于DNA的，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火星上微生物的基因序列，并且把它发送回地球，那么我们就能够重构基因组了。

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跳跃。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合成的火星生命基因组来重新创造火星生命，而不必费心去解决带回一个完好无缺的样本时所要面临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物流难题了。

以光的形式发送DNA软件的能力将会衍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完成了对我自己的基因组的测序之后，我本人的DNA软件就已经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宇宙“广播”了。因为这些电磁波会送入太空，所以它们已经携带着我的遗传信息，到达了远远超出地球范围的宇宙深处。在这些电磁波的帮助下，我的生命现在正以光的速度运动着。尽管在外太空是否存在着能够搞清楚我的基因组中包括的指令的任何生命形式，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它或许超出了薛定谔在半个世纪或更早之前提出来的那个“小小的问题”的范围了。

在那个温暖的都柏林晚上，我在我的“薛定谔演讲”的结论部分告诉听众，自从薛定谔在他的那个里程碑式的演讲中提出了“生命的本质”这一问题之后，科学已经带领我们走过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在这7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前行，从对我们的遗传物质一无所知，到知道遗传信息的载体就是DNA，再到破解遗传密码、测序基因组，到现在我们甚至能够写出基因组来创造新的生命了。我已经提到过，合成生物学中可以证明“DNA是生命的软件”的证据，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知识和力量，它为我们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我们仍然站立在薛定谔的演讲所引发的汹涌浪潮上。

很难想象，在接下来的70年里，这股浪潮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无论这个生物学的新时代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个航程都将会是非常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