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平/文

今年是左宗棠奏议创办福建船政160周年。1866年6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请清廷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开启兴海强国的“福建行动”。

左宗棠于1863年升任闽浙总督。他长年征战在浙江、福建，任内管辖着浙江、福建和台湾的事务，闽浙总督府就设在福州。1866年末，左宗棠赴陕甘任职，征战10多年，最终平定陕甘、收复新疆。1884年9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12月抵达福州。这是他奏议创办福建船政、离闽18年后，再次回到福州。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74岁。

左宗棠一生两度驻节福州，虽然时间不长，却留迹于榕，建功台海，亲自推动践行开放图强的洋务运动，创办福建船政、处理台海军务。他重文兴教、创办工厂、关心茶事，为福州留下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内，AI智能体“左宗棠”的亮相，将游客带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石美祥摄

一、践行洋务、创办船政，福建船政文化遗产见证兴海强国历史肇始

中国学习西方始于洋务运动。在创办船政之前，清代闽湘精英已开始尝试兴办洋务，发展近代工业。其中，曾国藩在1861年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设立洋炮局。而左宗棠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大臣、两江总督等要职，被誉为“同光中兴名臣”。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其时，清政府也感受到了加强海防的紧迫，同意此议。得到清政府批准后，左宗棠、沈葆桢接力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推行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以及派幼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

船政文化代表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技，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具体实践，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励志进取、博采众长的文化精神。

左宗棠是福建船政的第一创办人，他亲自选定在福州马尾兴建近代化造船厂。在船政文化的推进中，左宗棠、沈葆桢一脉相承，接续践行，是创建福建船政的最大功臣。而沈葆桢则把左宗棠开启的加强海权、力御外侮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因而有船政文化“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

福建船政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正是左宗棠力举，才使得福州拥有这一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左宗棠奏议中有：“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地也。”

船政文化是船政创办过程中，船政历史人物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是根植于船政的历史事件中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福建船政的核心遗存，如一号船坞、轮机厂、铁胁厂钢架厂房、绘事院、钟楼、官厅池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开辟为中国船政文化城，是福州重要的文旅体验研学基地。更重要的是，船政文化遗产承载的船政文化精神具有开放而深刻的内涵，留下了爱国图强、直击时弊的担当精神，开放自立、重于实践的自强精神，创新致用、变革求新的创变精神，经略海洋、强海固防的开拓精神，崇尚科教、尊重人才的包容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兴海富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船政文化是福州独特的文化标识，也是闽湘精英经世致用，强国御侮，兴海图强，在历史变局中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

二、护海守台、强固海防，闽台海防文化遗产见证同心御敌的历史事功

在守护台湾、保卫国土、共御外侮中，闽湘将领作出重要贡献。1885年，清廷正式采纳左宗棠的意见，在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

在护台斗争中，左宗棠也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在任闽浙总督时，他亲自督办保台军务，与台湾结下深厚渊源。1883年至1885年，法国武力侵略中越边境，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在陆上把战火点燃在中越边境，之后又从海上扩大到台湾。自此，中国近代史上在台湾展开了一场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激烈的两岸军民携手，反抗殖民统治的战争。这也是一场湖南、福建、台湾三省军民共同奋斗、共御外敌、共除外患的壮举。

1884年10月初，法军攻陷台湾基隆，威胁到台北府，清政府急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派湘籍老将杨岳斌会办。杨岳斌带领在湖南招募的八个营将士驻扎闽南。左宗棠援台军用兵船抵达台湾后，及时稳定军心，后又将大量兵力、物资运至台湾，对扭转整个台湾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十分关注台海防务，超前谋划兵炮海防布局，整顿台湾戍军，恢复大陆兵员轮换驻守台湾的“班兵制”，保持守台的有生兵力，充实台湾防务。离闽赴陕甘前，左宗棠强调“销患未萌”，奏准派亲信整顿台政，治理台务，形成早期治台的有力部署。

福建是涉台文物大省，福州是涉台文物重地。福州、台湾有众多左宗棠重视海防的历史遗迹。其中，位于马尾闽安的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建于马尾闽安的协防衙门，是清代闽安水师指挥机构，也是左宗棠经略闽台海防时的重要军政协防点，现为省级文保单位。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左宗棠纪念馆等地，陈列着其任职闽浙总督期间的奏稿、手札以及马江海防布防图等文物。

这些闽台海防文化遗产，承载着经略海防、爱国守台的精神内核，更见证了两岸同心御敌的历史。

三、重文兴教、创办书局，福州书院文化遗产见证“续闽学之绪”历史弦歌

正谊书院。叶诚摄

福建、湖南都是书院大省，特别是宋代以后，南方逐步成为文化经济地区，因有大量文人墨客和士大夫南迁，也激发了闽湘的文化基因。

据《闽人智慧》丛书记载，宋代时，福建有书院66所，清代有470多所。而据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记载，两宋时期，湖南有书院70所。清代时，福州书院文化后来居上，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是当时福州最有名的四大书院。其中，正谊书院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其前身是左宗棠创立的“正谊书局”。“正谊”两字取自《汉书·董仲舒传》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正谊书院的兴盛有左宗棠的功劳。

左宗棠崇文兴教，大力弘扬闽学，在给浙江布政使杨昌濬写信时，明确提到在福建主要做两件大事，一是“疏请造轮船、制福炮”“开蚕棉之馆”，二是“设正谊书局，以续闽学之绪”。

离开福州赴陕甘任职前，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给正谊书局:“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上下联均出自古诗。

左宗棠有“续闽学之绪”的意愿，不仅推动重订校刻《正谊堂全书》，还专门撰写了《正谊书局章程》，明确规定了书局的聘用程序，并对举贡的“膏火”（原指照明用的油脂与火苗，后引申为夜间求学的灯火费用，亦指书院、学堂中的教育津贴）作出明文规定。

后来，正谊书局由沈葆桢改名为正谊书院，成为福州闽学的重要文化地标，更是传播理学、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左宗棠在福州留下的兴文重教文教遗产，体现了闽湘共扬理学，振兴文风，传承道统的执着追求，是开创近代新式教育、创立强海造船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制度样式。

四、创办实业、振兴商贸，福州近代工业遗产见证实业救国历史发轫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之一，而福州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践行地。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是国家主导的综合性重工业基地，也是造船、军工、飞机、机械工程等港口工业集聚群。这里打造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第一条造船工业链，形成了包括铁厂、船厂、轮机厂、锅炉厂等十余个专业生产环节，更诞生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第一艘钢质军舰、第一架水上飞机等数十个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

左宗棠在福州时十分重视经贸发展，他在南公园内设立桑棉局，同时大力培养人才，成立蚕业学堂、蚕织女学堂，开设出洋游学科等，欲中兴曾经在宋元明时期兴盛的福州纺织业。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致力闽湘商贸互动，十分关心两地商会建设。清时，福州湖南会馆设在福州鼓楼区保定巷，今福州十八中校内，左宗棠撰写对联“瓯浙越梅循，海国仍持使者节；陇秦指疏勒，榕垣还作故乡看”给予鼓励。其中，瓯指温州，浙指浙江，梅指广东梅州，循指广东惠州、河源一带；海国指沿海地区，此指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持使者节代表肩负使命任务。陇秦指甘肃、陕西，疏勒指新疆喀什一带，榕垣指福州。

左宗棠的这副对联，是一副共勉式对联，既记述了左宗棠的历史足迹，又鼓励在外乡亲要坚守气节，在外创业要保持初心、记住乡愁，彰显家乡的个性特点和文化精神；要把异地当作家乡，融入当地文化，真心诚意对待异地事业和当地人民。

左宗棠留给福州的近代工业遗产和商贸会馆遗产，见证了洋务运动兴办实业、振兴商贸的历史，体现了一代精英发展近代工业，振兴实业的开局探索，创造了中国近代以来自主造船、自主育才、自立自强的民族工业先锋榜样。

五、关注民生、整顿茶贸，福州“世界茶港”遗迹见证闽都经贸历史繁兴

作为我国传统饮品，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了清朝，茶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

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出口逐步热络。福建是茶叶的主产区，也是茶叶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其时，平定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当时，《南京条约》签订已经20多年，福州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左宗棠十分关注民生，曾考察过茶叶经济发展。当时，福州市区有20多家洋行，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茶叶市场。对此，左宗棠敏锐地觉察到了洋商垄断定价、压价收购行为，并专门奏疏《闽省征收起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其中提到:“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广以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因此吃尽苦头，至此“利柄操之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所致”。为了保护国人利益，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切断茶商贸易提出奏折，并主张朝廷对华商征收茶税不设定额，反对茶税“一刀切定额”，主张按年据实征收、尽征尽解，以维护华商生计。

“五口通商”时，福建被迫开放了福州、厦门两个港口，茶叶为主要出口商品。在舟楫时代，海洋运输有力地促进了茶市贸易，成箱的武夷茶从崇安码头装船出发，顺闽江而下，直抵福州港，之后由往来不绝的船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抵世界各地。

1866年后，福州港茶叶出口量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其后的20年间，福州茶叶出口量始终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茶港”。

如今，福州存有众多茶叶贸易遗存，不仅有大量文献档案存于省、市档案馆，南台岛茶埠遗址、上下杭茶埠遗址等，都见证了当时福州茶港兴盛和左公关心茶事的历史事功。

左宗棠留给福州的茶政文化遗产，是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制度革新的见证，是维护华商利益、抑制洋商垄断的有力探索，是实事求是推进茶税改革、整顿茶贸、维护闽茶品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