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炎/文　　

我出生在马祖，服务教育界33年后退休，回到祖籍地福州。冬日时节，我第二次来到马尾闽安村的闽安协台衙门，一心寻觅旧日记忆。承蒙一位村民的热心相助，我搭乘他的“摩的”，沿着蜿蜒小径一路前行，最终抵达虎头山腰，眼前赫然出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闽安戍台将士“义冢”（即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

这是一群远征台湾屏东牡丹社的将士墓冢——他们或战死沙场，或染疫身亡，遗体被火化后运回故里，合葬于此。我肃立墓前，深深地向英灵三鞠躬，心中满是感念，感恩他们为守卫台湾作出的伟大牺牲。

之后，我走进村里一家小吃店，点了一碗扁肉充饥。老板娘与我闲聊间，得知我特地来凭吊戍台将士墓冢，便娓娓讲述了一段往事：十多年前，这处义冢被杂草湮灭，当地人除草修剪、悉心打理后，专门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公祭仪式。当天原本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孰料祭典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义冢上方突然涌来乌云，一场阵雨骤然落下，仿佛天地也在为英烈垂泪，真可谓“天人同悲”。听罢这段往事，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久久难平。

离开村子返程时，恰巧遇上开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公交车，我便顺势登车前往参观。这也是我第二次走进这座馆藏丰富的博物馆，二楼展厅陈列着牡丹社事件的相关史料，涉台文物与图文介绍颇为详尽，此番重游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进一步梳理这段跨越闽台的血脉记忆，还原戍台将士的英勇事迹，随后数日，我又走进福建省图书馆，相继借阅了《戍台名将》《福州市志》《闽安镇志》等资料，在纸页间追溯那些历史细节。

位于马尾闽安村的闽安协台衙门。（作者供图）

从巡检司到协台衙门

闽安，扼闽江出海口之咽喉，军事与海防地位由来已久：自宋代开始，闽安建衙门，当时称监镇卫，时为福建四大古镇之一；元代称巡检司，明沿袭。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此招募水师；明朝军队也曾从此出兵，成功击退葡萄牙武装船队的挑衅，缴获佛郎机炮20余门。

清顺治十五年（1658），范承谟任闽安总兵，在巡检司原址扩建协署，环石城，改为闽安协署（闽安协台衙门），使其成为福建水师的军事指挥中心，统辖左营、右营及烽火营，常驻兵力达3000人至5000人。此外，福建“海坛镇总兵署”、“金门镇总兵署”、“东山镇总兵署”及广东“南澳总兵署”，均会定期派兵前来协助防务。

清政府对台湾实行“班兵”制度，在其统治台湾的212年间，前百余年皆从福建各地抽调兵源赴台驻防，实行三年一轮换制度，每府厅轮调多达70余次。仅康熙一朝，累计有13万余名官兵参与戍台防务，兵种包含战兵、守兵、骑兵等，归福建水师提督兼辖，由台湾镇总兵直接统领。

清初，台湾治安不稳，局势动荡，起义此起彼伏，民间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说法。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期间，闽浙总督常青皆从闽安调兵支援：先是令闽安烽火营300名官兵，听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调遣，由闽安出发，抵达淡水，分两路围攻林爽文；其后又增派省兵1500名，饬令闽安协副将徐鼎士携带充足军火器械，前往台湾协同守御。

戍台官兵的足迹遍布台湾各地，他们只身赴台，不得携带妻儿父母。为慰藉乡思、凝聚人心，同乡官兵会在驻扎地设立私馆，奉祀“天后”；鹿港新兴街的天后宫，便是由闽安籍官兵集资建成。

牡丹社事件始末

琉球王国原本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两者宗藩关系绵延500年之久，琉球定期向明朝进贡并接受册封。清朝建立后，延续这一宗藩关系，清廷亦派遣正使出使琉球，乾隆年间更赐予“琉球国王之印”。

1871年12月，琉球进贡船在回程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船上50多人被附近的牡丹社居民杀害。

1874年春，日本出兵3600多人在台湾登陆，设立台湾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分发日本国旗，吞并台湾的野心昭然若揭，史称“牡丹社事件”。

清廷获悉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后，立即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霨为帮办，前往台湾处理海防事务、部署军事防御，并负责与日方交涉。

沈葆桢受命后，坚决反对妥协，准备对日作战，征调船政轮船水师12艘舰船，迅速控制台湾各重要港口，把守台湾外海的咽喉澎湖；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增建炮台、运送兵员、物资等，士气民心为之大振，日军忌惮不已。当年台湾瘴毒肆虐，疫病流行，日军死亡众多，士气低落，又见沈葆桢布防周密、无懈可击，在军事上难以取胜，被迫撤军。

牺牲将士安葬在闽安

闽安协台衙门左右营将士跟随沈葆桢出征期间，因长途海上颠簸加上陆路行军，疲惫不堪，加之台湾南部瘴气盛行，战死或染疫死亡者达130多人。牺牲将士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入瓮中运回福州闽安，统一安葬在闽安协台衙门后侧约2公里处的虎头山麓。

这处义冢一面依山、三面临谷，墓埕以三合土夯筑平整，各竖立一块高约30至40厘米、宽约20厘米的花岗岩墓碑，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姓名与籍贯。历经百年风化侵蚀，部分碑文仍依稀可辨，诸如“闽邑王敬仕墓”“福清陈春元墓”“长乐陈学莲墓”“连江黄潮清墓”“同安王邦生墓”等。墓群前方竖有一块大碑，阴刻“义冢”二字，旁侧题款：“同治岁次甲戌冬十月吉日立”（即同治十三年，1874），与“牡丹社事件”发生的年份恰好对应。

“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深刻意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从消极治台转为积极经营。沈葆桢认为台湾军备建设刻不容缓，他以台南市府城为根基，主持修建“安平炮台”（亦称亿载金城），派兵驻防枋寮、东港等地，同时在旗津修建炮台。此外，鉴于台湾南部海难频发，又推动在恒春增设鹅銮鼻灯塔。

李鸿章亦批准调派淮军精锐铭军（刘铭传部）6000余人、洋枪队及粤勇8000余人相继赴台守备，并在台湾增设府县、推行“开山抚番”政策、废除渡台禁令，大力推动台湾的开发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