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一些领域曾有卓越的创新表现，但如今在创新力方面似乎不如韩国。韩国在电子、半导体等领域迅速崛起，如三星电子在智能手机、存储芯片等方面引领全球潮流，其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较高，不断推动技术进步。而日本在传统产业如汽车等领域虽有深厚底蕴，但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投入和转型相对滞后，创新模式较为保守，且企业结构相对僵化，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不够迅速。相比之下，韩国以其灵活的市场机制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更能快速捕捉创新机遇，从而在创新力上展现出更强的活力和竞争力，逐渐超越日本。

韩国的创新能力，高于日本。

这句话不是笔者瞎编的，也不是韩国网友的自吹自擂，而是全球精英的共识。

2021年2月2日，美国彭博社发布了《彭博创新指数排名》，韩国排名世界第1，日本仅排在第12名。

2025年3月31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该报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等维度对全球各国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估。

韩国得分78.1，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日本得分为74.2，位居全球第六、亚洲第二。

2024年9月，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根据这份报告，韩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二；日本位居世界第十一，亚洲第四。

这三个图表，可能会颠覆一些朋友的认知。历史教科书告诉他们，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日本比韩国强得多。他们生活中用过的日本品牌远多于韩国品牌，总觉得“日本货”比“韩国货”更高级。

但这都是过去时了，格局早就变了，韩国的风头已经盖过了日本。最新数据，2024年韩国的人均GDP高达3.6万美元，超过了日本（3.3万美元）。

问题来了，韩国是如何超越日本的？

韩国的创新之路，对中国来说有哪些启示？

一、韩国人比日本人更重视教育

“科教立国”，是韩国社会最大的共识。

韩国人在学习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2024年韩国中小学（含高中）课外教育总支出达29.2万亿韩元，相当于1500亿元人民币。据《环球时报》报道，截至2023年5月，首尔25个行政区的补习班总数达到近2.43万家。

一年一度的高考，是韩国社会的头等大事。英语听力考试期间，韩国不仅会肃清考场内外所有杂音，还会暂停全国所有飞机的起降。

高中毕业后，韩国人没有第二条路，必须上大学。据统计，69.29%的韩国年轻人（25-34岁）拥有大学学历，高等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66％的比例位居第三。

重视教育的韩国，当然也舍得砸钱搞科研。2022年韩国对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方面投入的经费为112.646万亿韩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5.21%，日本的比重为3.42%。

人力物力财力一拥而上，自然能出成果。

以“QS世界大学百强榜”为例，2010年的时候韩国只有两所大学上了这个榜单，分别是首尔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如今，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浦项科技大学也进入了这个光荣榜。世界百强大学，韩国有5家。

与此同时，日本的优质高校却在走下坡路，百强大学数量从5家降为4家，综合排名也有所下降。根据QS排行榜，日本第一高校东京大学的最新排名为32，韩国首尔大学为31。

由此可见，韩国高等教育蒸蒸日上，日本大学原地踏步。就连日本人也承认，韩国的科研实力正在赶超日本。

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发现，韩国的“受关注论文”数量（即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次数排在前10%的论文）排名不断上升，于2019年超越日本。

在韩国，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高不可攀。首尔大学的教授要由总统亲自任命，教授出校从政可当长官、次官（相当于中国的部长、厅局长）。

二、韩国科技产业反超日本

韩国不仅重视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更在乎应用研究和产业创新。

应用研究主要是韩国科技公司在做。据统计，2023年韩国前1000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达到了72.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726亿元），同比增长了8.7%。

韩国政府有时也会给科技企业“补充弹药”。今年3月，韩国中央政府宣布设立一项规模高达50万亿韩元的“尖端战略产业基金”，旨在加强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动力电池、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进程。

当然日本政府也想资助企业搞研发，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的公共债务超过其GDP的2.5倍，财政收入要拿去还债。而韩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54%，可腾挪空间就大得多。

超高的研发投入，养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据统计，韩国每1000名经济活动人口中有17.4名研究人员，每1000名人口中有9.5名研究人员，在全球居首。

韩国工程师的职业素质非常高，信奉“以厂为家”理念，勤奋刻苦，战斗力强。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韩国人均每年工作1901小时，位居发达国家第一位，远高于日本（1607小时）。

正是有了韩国企业和工程师的“拼命三郎”精神，才造就了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尤其是造船业、芯片半导体、动力电池、消费电子等）。

造船业方面，韩国虽然起步比日本晚，但技术进步速度飞快，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于21世纪初超越日本，登上了世界造船业的头把交椅。

芯片产业方面，韩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芯片生产基地。2024年，韩国芯片出口额为1419亿美元，日本为407亿美元。

动力电池方面，韩国LG新能源、SK on和三星SDI的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为20%，日本企业市占率为6%。

消费电子方面，韩国三星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手机品牌，三星回音壁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电视产品。2024年全球OLED面板市场，Samsung Display以42.2%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LG Display则以23.9%排名第二，日本企业则沦为“the others”。

除了先进制造业，韩国的数字经济也做得很好。美国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所(HAI)，曾对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活力进行评估衡量。结果显示，韩国人工智能活力位居全球第七，日本则位居第九。

另外，根据胡润发布的《2024年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韩国上榜企业是日本两倍。这说明，韩国科技产业的未来潜力，大于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日本人曾经是韩国人的“老师”，韩国早期的工业技术都是从日本抄过来的，一些韩国企业也是靠模仿索尼松下起家的。

但经过几代韩国人的拼搏奋斗，韩国逐渐掌握了核心技术，把一些关键产业提了上去，实现了对日本的反超。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20年发表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方面，韩国位居世界第三位，超过了位居第五的日本。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为世界第二，韩国只位列第17名。

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缺、曾做过殖民地的国家，韩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真的很不容易。

三、韩国的经验和教训

韩国的逆袭故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教育是创新的源泉和土壤。我们应该提高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家长不要动不动就投诉老师，学校不要动不动就给老师摊派行政任务，有关部门要保证在编老师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尊师”才能“重教”。

基础教育阶段，我们要体系化推进科学教育。为培养科技人才，韩国在中学阶段建设了英才学校、科学高中、科学重点学校等多种类型的科学教育学校。

高等教育阶段，我们要把文科做精，理工科做大做强。早在2016年，韩国就实施了“工科教育补贴计划”，扩大工科专业的招生名额，减少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专业的招生名额。今年，我国的几个高校也开始朝这个方向推进。

只有高质量的理工科教育，才能培养高水平的理工类人才。而这类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嘴上说人才没用，关键要舍得给钱。根据韩国经济人总协会数据，2022年韩国大企业员工的平均年薪（不包括加班费）为8.7130万美元（相当于63万元人民币），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五。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韩国发展模式的两大缺陷，“以大欺小”和“内卷化”。

第一，韩国财阀势力过强，大企业熔断了社会关键资源，初创企业很难做大做强。

根据经济学家朴尚仁的专著《财阀共和国》，五大企业集团的总销售额一直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2012年更是超过了70%。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很难产生DeepSeek这样的“商业奇迹”。

由于社会资源掌握在少数大企业手中，所以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里挤。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太快，上班族的心理负担太重。2020年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统计发现，韩国每100人中就有5人患上抑郁症。

重度抑郁症患者，可能会走上自杀之路。2024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4439人，平均每天有近40人（39.5人）选择结束生命。

悲哀的是，我们正在步韩国的后尘，韩国有“加班文化”，我们有所谓的“996福报”。中国上班族实在太累了，下班还要打开手机随时待命。

这方面我们得向欧洲学习，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欧洲人不但反对欧洲企业欺压员工，还对所有想进入欧洲市场的企业提出了“不准强迫员工劳动”的硬性要求（大疆、海尔最近的反对加班消息，就跟欧洲有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欧洲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当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