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亲后，我深知妈妈内心的痛苦与迷茫。为了帮助她走出阴霾，我毅然决定带她走进心理咨询室。那扇门缓缓推开，仿佛是通往心灵治愈的通道。在心理咨询师温暖的目光中，妈妈开始倾诉内心的委屈与不安。她讲述着那些被亲情伤害的过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心理咨询师耐心地倾听，给予她理解与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的表情逐渐放松，眼神中重新找回了一丝光亮。这次经历，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让我们看到了重新拥抱生活的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简墨，编辑：腾宇

离开老家到北京工作多年，杨佳欢仍不时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自己高考失利后想复读，却被母亲劝阻。母亲拿着成绩单满脸是泪：“家里已经没钱供你读书了，女孩子考上了本科，还有什么不满的？”

杨佳欢来不及回应，画面就转到她第一次做心理咨询时提到的场景：母亲逼她拿钱给弟弟买车，强迫她带弟弟看病。而那时候她因为抑郁情绪，已出现了轻微自残行为。

梦境最后，是对面的咨询师用缓慢而沉重的语气问：你觉得你妈妈爱你吗？

妈妈爱自己吗？杨佳欢曾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印象里散落着母爱的证据：初中她要到离家七公里的地方上学，母亲打着手电将她送到村口；高中生病住院，母亲在病床前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要替女儿承受所有痛苦；她毕业后刚开始工作，母亲拿了近一万元。

这些细碎的温暖很快被母亲不善良的举动覆盖：生病时母亲曾咒骂她“怎么还不去死”；大雨倾盆时等不来母亲手中的伞，她只能冒雨走了七公里，到家后却被母亲说“死心眼”；母亲还逼她拿出数万元给弟弟买车……

杨佳欢很难说清楚这种爱与利用交缠的情况从什么时候出现，但她愿意为自己和母亲提供一次表达，或者说互相理解的机会。

从2023年起，她邀请母亲和自己一起走进心理咨询室。

断亲，是不想多一个“被控制的人”

吴双记得10岁那年，母亲突然变了。

10岁之前，她与母亲的关系还好。但10岁那年，母亲再婚，母女关系便急转直下。母亲甚至将吴双看成了建立新家庭的牺牲品。

过去被称为母爱的东西，消失在新的现实面前。

家庭中的吴双似乎成为了透明人，母亲和继父、继子在客厅开怀大笑，她正情绪崩溃躲在屋里哭，但没人关心；自己被继父的儿子欺负，母亲总会先指责吴双。一次，吴双发现自己的东西被继父的儿子偷走，她想讨个说法，母亲却说：“拿你东西，为什么要告诉你？”

更明显的区别对待是钱，母亲对吴双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她不允许吴双买学习用品以外的东西，课外书也不允许，更不要说零食之类。

吴双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时和母亲一起逛街，经过一家蛋糕店时，母亲买了一些散称蛋糕给她自己。虽然总价不过几十元，但足以让吴双震惊——过去很多年，她一直认为母亲对自己极为抠搜，是家境困苦的不得已的事，但没想过是母亲不愿给自己花钱。

类似的事在吴双大学刚毕业时也经常发生。有一次，她得一次性支付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累计3200元。那时她刚毕业，尚没有拿到首份薪水，手里也几乎没钱。她向母亲求助，对方虽然转来了租金，却特意叮嘱吴双：“这个钱你不用还我了。”

在吴双眼里，这句话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一定记得还我这个钱。

换房时，吴双再次向母亲求助，母亲却以“银行卡有问题无法转账”为由拒绝。那时候，吴双并没有怀疑母亲话语的真实性，可是后来母亲没有送来一句问候，似乎毫不关心她该如何解决房租问题和后续住宿事宜。一切就在漠不关心中麻木地前进。

真正让吴双决定和母亲断亲的事，发生在2018年。

那时母亲交给吴双的丈夫一笔钱，请他代为投资。但后来这笔钱在股市里亏损了大概20%。不久后，母亲便告诉吴双夫妇，自己要取回这笔钱，还多次向吴双的丈夫说，她的继子生活不易，而这笔钱是继子买房的本金。

吴双的丈夫心生内疚，他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岳母的买房计划。他和吴双商量，两人补上亏损，再额外补给母亲10%的资金。

母亲拿到钱后没什么反应，感觉这一切像应得的。吴双从没想过，一向对自己锱铢必较的母亲，竟然愿意掏出50万元全款给继子买房。

怀疑不解和深深的刺痛感席卷了吴双。这件事之后，她开始有意和母亲断亲。她不希望丈夫步其后尘，成为下一个被母亲控制的人。

“她没有得到过，所以没办法给我”

与母亲单方面断亲后，吴双并没有彻底隔绝母亲的影响。她仍时常觉得不舒服。

网上有许多看似理性的回答，但不少人认为女儿之所以在母女关系中感到痛苦，是因为对母亲还有期待，只要没有期待、狠得下心，和母亲断绝联结，也就不会痛苦了。

但对处于这段关系中的人而言，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双曾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讲述母女关系的视频，博主提到，处理母女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承认“你母亲其实没有那么爱你，甚至她对你没有一点爱意”。吴双在视频下方回复，承认自己的妈妈不爱自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体验，就和人死了一次一样。这条评论收获了600多次点赞。

不时出现的消息，让吴双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承认母亲不爱自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很多人都在被动经历。

与心理咨询师刁庆红沟通时，吴双并没有想到要和母亲一起做咨询，她只是反复提到了10岁这一年龄段。她不明白，母亲为何会在自己10岁那年，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曾经看似和谐的生活，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才被收回的吗？

为了厘清母亲态度突然转变的缘由，刁庆红建议吴双带母亲一起做咨询：“厘清母亲态度的变化，是吴双疗愈课题中重要的一环，这涉及吴双对他人的信任感。如果无法弄清母亲从默默温情变得冷漠疏离，那吴双会失去对人的信任感的预判。”

和吴双的母亲面对面交流前，刁庆红的经验告诉她，母女同时在场进行心理咨询，会事半功倍：“这是因为大部分妈妈的内在都有爱，只是她们在年轻时因为人格不成熟、婚姻不幸福或婆媳关系不顺等诸多原因，而对女儿有很多情绪转嫁，使孩子产生了‘妈妈不关注我’这种感觉。邀请两人面对面交流，就是给了妈妈重新去表达爱的机会。”

但直到见到吴双的母亲，刁庆红才意识到这次咨询的特殊性：母亲不仅对女儿的爱很少，且患有述情障碍，甚至可能有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刁庆红在谈话中发现，无论提什么问题，吴双的母亲都表现得十分木讷，像极了课堂上听不懂老师问题的学生，既无法给出有效回答，也没有办法完整表述自己的感受或描述某一件事，全程处于一种木讷和麻木的状态里。

甚至在刁庆红询问她“是否能想起自己在女儿4至10岁之间，给予女儿照顾、呵护、关爱的事情”时，她似乎想不起两人相处的任何重要细节。

当吴双表示自己从小物质极度匮乏，遭到母亲的虐待时，母亲如梦初醒又无比坚定地表示否定。她不断辩解称，家里条件不错，没必要不给女儿钱。

母亲的否认让吴双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她在咨询结束后状态变得越来越差，甚至一度无法起床，时常有濒死感。为了从这种状态中脱离，吴双中止了和母亲一起做咨询的计划。

刁庆红对这样的结果并不吃惊：“母女共同咨询，实际上让吴双再次确信了自己的感觉，放下对母亲的所有幻想。只有放下幻想和期待，女儿的痛苦才可能真正减少。”

在刁庆红的帮助下，吴双仔细回顾了母亲的生长环境，看到了母亲的局限性——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也是被忽视的存在。母亲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多的爱，也没有办法给予女儿需要的关怀。

吴双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她没有得到的东西，没办法给我。”

令吴双感到意外的是，母亲虽然在咨询室里反应很少，却在咨询后告诉吴双，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哭，回家后也经常哭。在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时，她还特意向吴双道歉：“对不起，这么多年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

不仅如此，母亲还表现出了极强的补偿心理。她给了吴双一大笔钱，还特意找话题和吴双聊天，也不再过问吴双的隐私和选择。

吴双说：“从这点看，我的母亲变化也是很大的。”但她也表示，自己在得到补偿之外，其实更想听到母亲亲口承认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虐待行为，她打算带母亲继续做咨询。

“无力解开，也无从解开”

与吴双想和母亲彻底分离的诉求不同，田琳琳带母亲做心理咨询，是为了修复两人的母女关系。

她与母亲的问题始于2018年，当时她去国外念研究生，与母亲的联系越来越少。在此期间，两人关系变得微妙，虽然每周会打一次电话，却很少分享真正的生活动态和想法，许多次，田琳琳都沉默地、被动地聆听母亲的抱怨。

她没有察觉到母亲患上了重度焦虑症，而母亲也丝毫未察觉女儿的情绪早已崩溃。

“我们陷入了互相索取，但又无法给予的困境里。”在田琳琳的视角里，她唯一能感受到的是母亲无时无刻传递过来的压力，母亲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学业成绩、工作方向以及婚恋情况等，夹杂其中的还有频密的比较和打击。

一次通话时，母亲告诉田琳琳，奶奶不久前夸她的表妹自小机灵、爱说话，而田琳琳“沉默寡言，见人就往后躲”。母亲不无感慨地同田琳琳说：“你该向表妹学习”，全然忽视了成年后的田琳琳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其实都取得了超过表妹的成绩。

这句话瞬间让田琳琳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总爱用别人跟自己作比较，哪怕自己已经足够优秀了。小时候，她考了98分，全班第一，但母亲没有夸奖，甩出了经典的伤人句子：“你只考了98分，又不是100分。”

这种打击和比较，贯穿了田琳琳的生活。她留学回国后进入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工资高，但压力也大，加班到深夜一两点几乎成了常态。她多次和母亲表达想要换行业的想法，但两个人聊不到一块去，母亲在得知她想要回老家生活时反问：“我花了那么多钱供你出国读书，就是为了让你回老家生活吗？”

有时田琳琳会尝试向母亲展现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面。她曾哭着向母亲说，父亲不仅角色缺失，还会毫无理由地打骂自己。她没收到安慰，却激起了母亲的创伤：“你也知道我是丧偶式教育，我把你养这么大有多崩溃，你知道吗？有谁能来体谅我呢？”

在互相诉苦里，两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田琳琳想听母亲说一句“工作累了，就回家歇歇吧”，却始终没有等到；母亲想让田琳琳能有所依靠，却用错了方法。

无法排解情绪的日子里，田琳琳只能通过心理咨询寻求帮助。情绪得到缓解后，她立马也为母亲安排了心理咨询，由同一位咨询师分别为她和母亲做心理辅导，她希望两人的关系能由此得到修复。

最开始，母亲并没有过多反抗。但她在首次咨询结束后，就打电话告诉田琳琳：“以后不要再给我约咨询了，很尴尬，而且我也已经无话可说了。”

田琳琳劝母亲，只有完全打开自己，咨询才能产生效果。她反复问母亲，难道不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很明显的问题。一再追问下，母亲终于坦白，她认为两人之间的问题在于田琳琳“亲情淡漠，不会关心人”。

通过母亲的叙述，田琳琳看到了母亲的情感需求，以及另一个自己。

一次母亲因为身体不舒服要前往医院检查，但田琳琳很久没和同学见面，所以选择和同学一起外出小聚。回家后她没有察觉到母亲低落的情绪，反而兴奋地和母亲分享一天的见闻、与朋友相处的趣事。母亲觉得自己也被忽视了。

后来与心理咨询师聊天时，田琳琳还知道了母亲不愿做咨询的另一层原因，“原来母亲一直认为，我要她做咨询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她。”田琳琳先是错愕，后来想辩解，但最后感到羞愧。

过去7年里，她和母亲一直是拧巴的。母亲从未表现出对女儿的失望、伤心，她也从未和母亲敞开心扉，很多问题就像是打了死结的毛线球，两个人无力解开，也无从解开。

借助咨询师的协助，田琳琳得以看到了母亲视角下的世界，她开始尝试和母亲重新建立联结。在咨询师建议下，她们开始共同回忆属于两人的美好时光，并有意减少那些会引起争执的话题。

虽然关系尚未完全修复，但田琳琳和母亲似乎都少了些焦虑。

母女和解，不一定是“重归于好”

决定和妈妈同行前，杨佳欢已经断断续续咨询了近一年，内容多围绕原生家庭创伤展开。

在咨询师帮助下，她最初构建的母亲画像大概是这样：情绪不稳且重男轻女，害怕对外沟通，喜欢抱怨唠叨。

与此相关的例子很多，比如第一次提议母亲和自己一起做咨询时，母亲竟然说：“如果要带我做心理咨询，不如先带你弟弟做心理咨询”。

别人侵占了自家田地时，母亲只会在家里大声斥责子女，而很少对外维护个人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杨佳欢都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她不明白母亲为何只肯抱怨但不肯改变，更不能接受母亲作为重男轻女观念的受害者，在多年后竟然成为了加害者。她总会想起母亲说自己刚出生，差点被外婆溺死在水缸里时痛苦的表情。

与母亲首次共同接受咨询时，杨佳欢就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创伤。令她意外的是，母亲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行为，只是辩称那时家庭条件不好，不仅要照顾子女，还要一人料理家里的农田，实在分身乏术。

当咨询师问母亲，为何要将情绪压力传导给女儿时，杨佳欢注意到了母亲神情的变化。她先是愣了一下：“他（杨佳欢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多。”

在杨佳欢的童年记忆中，父亲这个角色有些模糊，似乎总是在农忙天或过年时才会出现。多数时候，她和弟弟都围在母亲身边。母亲有时干农活，还要拴根绳子，将他们带在身边。

即使父亲在家，母亲的委屈也并没有减少。一次别人侵占了杨佳欢家中的田地，母亲让父亲出面争取，父亲缩在家里不想动，并劝说母亲：“反正只占了一点，没必要和别人起争执。”

来自母亲的视角，让杨佳欢看到了另一个母亲，一个在婚姻中得不到支持，所以只能对外宣泄的人。

她忽然意识到，将所有问题归因于母亲，其实是对母亲的一种隐形暴力。

“当疗愈到一个阶段，很多人会发现母亲本身不是一个‘坏人’。当你完全否定母亲时，某种程度上你也在否定自己的经历，否定过去自己对于母亲爱和情感的需求。这样更不利于哀伤的处理。”心理咨询师邱雨薇说道。

两年前，邱雨薇在个人有声频道里开设了一个名为《代际沟通》的栏目，围绕母女关系，她邀请母亲和自己进行深入对话。

在这一过程中，邱雨薇发现自己和母亲对很多词的定义都不同。比如在谈论独立时，邱雨薇的母亲认为独立是一个人结婚后，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而邱雨薇却表示，当今青年在谈论独立时，更多是说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与家庭性的关系不大。

这种语义上的分歧，在无形中加重了母女沟通的困难。邱雨薇称，她一开始与母亲沟通时，曾反复告诉母亲，她需要理解女儿，尊重女儿的选择。但后来她渐渐意识到，成年子女如果一味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母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控制”母亲。

邱雨薇和妈妈经常聊母女关系问题。（图/由被访者提供）

“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心理学领域中，以现有标准要求母亲的情况并不少见。”邱雨薇称，她在反思主流心理学理论的时候，有时会把一切问题归结于原生家庭，而忽视了来访者面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历史环境。其产生的结果是，咨询师会给母亲贴上一些行为标签，比如母亲是不容易改变的，而看不到行为模式背后复杂的成因。

这种标签，更有利于女儿形容母亲、发泄情绪，但一味指责妈妈，并不能有效帮助女儿建立边界，反而会让女儿更无力，她们会觉得是“坏人”迫害了自己，毁了自己的一生。这并不是在否定父母的行为给孩子造成的伤害，而是需要把创伤放在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看到母亲和自己的主体性。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人这一生都有修复自我的可能。让女儿看到妈妈为什么会成为当下的样子，可以帮助女儿理解母亲的行为，明白不是因为自己不可爱，母亲才会这样对待自己。”刁庆红说道。

那么，理解母亲，是否就意味着要原谅母亲？与母亲和解，是不是一定是要跟母亲重归于好，搭建一个其乐融融的场景？

邱雨薇表示，母女咨询的真正目的，不是寻找大团圆的美好结局，而是当女儿疗愈到一定程度时，能以第三方视角看待这段关系，能明白母亲的行为并不是为了伤害，而是母亲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或者表达的方式不同。

“只有那些具有人格障碍的母亲，才会表现出很强的虐待性和暴力性。在关系中，只有双方共同承担彼此的责任，才能建立良性的互动。在没有认清对方的能力和处境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期待去付出，母亲和女儿都会变得伤痕累累。”采访最后，邱雨薇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