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岁，已在“逃避上班”的道路上行走了八年。如今身处深圳，月赚 3000 元，却有着独特的活法。虽收入微薄，但他在这座繁华都市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清晨，他会漫步在街头巷尾，感受深圳的脉动。闲暇时，他会去图书馆充电，汲取知识的养分。虽不能享受奢华，但他能品味简单生活的美好。他用这 3000 元维持着基本的生活开销，偶尔和朋友相聚，分享生活的点滴。在深圳的喧嚣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活着，虽平凡却坚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

陶映32岁，今年是她不上班的第八年。

一个月前，陶映的表妹辞职来深圳散心，两人同住了半个月左右。陶映刚离开职场时，表妹曾极力劝说她找工作，姐妹俩相差一岁，表妹当时不认可她的选择，“年纪轻轻就不上班了，不可思议”。

如今表妹工作数年，经历了“职场性骚扰等乱七八糟的事情”后，再与陶映朝夕相处，她发现陶映的生活状态“也挺好”。当然，评价的变化更多源于心态变化，“好好生活也很重要”，表妹说。

这八年，陶映尝试过多种兼职，遛狗、上门做饭、画插画、做设计、抖音直播……她这些尝试的目的只有一个——“逃避上班”，保证自己在“不上班的情况下活下去”。

陶映试图在谋生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她将每个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两三千元，也不追求过高的收入，“一个月有三四千元就够了”。

这样，她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赚钱上，可以“用最少的钱体验最舒服的生活”。比如在同龄人赶早高峰的时间里，她可以晃晃悠悠在街边吃个早餐；或者工作日上午，她在只有一个人的影厅里看场电影；她还可以在安静的下午，睡个酣畅淋漓的觉，不用担心刺耳的闹铃声响起……

在社交账号上，陶映分享过她对“荒废”一词的理解——“有人觉得没存款且不上班是荒废，有人觉得朝九晚五但薪资不高、不够有钱是荒废……但我觉得整个人没有任何生命力，过着别人想要你过的生活，日子没盼头才叫荒废。”

除了这些，陶映还有一个“深二代”的身份。她父母养老金待遇丰厚，早年在深圳有一定积累。她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居住成本，在父母养老所需的经济支出上，她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陶映坦承，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她也无法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有一些评价，比如“还不是因为她是深二代”，在陶映社交账号的留言区里，也能看到类似的评论。但，这只是陶映生活拼图的其中一块。

毕竟，在“尊重自己”这一问题上，没有多少东亚人能交出高分答卷。一个人如何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被环境左右，不受社会规训支配，不被根植于脑海深处的社会评价干扰，独立地建构内在世界，这是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对，就是不喜欢上班”

“不上班”之前，陶映上过三年班。那三年，她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广告设计工作，公司福利待遇不错，同事关系也说得过去，工作也不算辛苦。不过，陶映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不上来原因，“可能单纯就是不喜欢上班”。

当然，那份工作里也有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细节。比如周末收到同事的微信“你设计稿哪个地方出错了”，她整个周末“人都不好了”。她害怕出错，一旦设计稿出现一点小错误，几千份印刷品都会报废。每次交设计稿前，她头皮发紧、神经绷直，生怕哪枚哑雷藏匿于细枝末节里，她要反复校对很多遍，才敢点下发送键。

如果没有工作上的困扰，陶映很享受上海的生活，她在这里读完大学，毕业后几乎不花什么力气，就在这个城市寻得一份体面工作。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周末跟朋友们在街上四处走走，喝喝咖啡，她也觉得日子有滋有味，当然，这仅限于工作顺利的时候。

陶映离开上海，是出于身体原因。当时她做了一个小手术，那个病是因久坐导致的，医生告诫她，以后都不能久坐，不然还有术后复发的可能。她身上还有其他职业病，肩周炎很严重，散光的度数也在那三年涨了100度左右。

她计划回深圳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新找工作。修养三四个月后，陶映入职了深圳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这家公司也还不错，待遇、福利“该有的都有”，同事相处也没太大问题。但她“内心还是抗拒”，在社交账号上她用“平替版坐牢”，来形容这一两个月的上班经历，“一踏进办公楼感觉就是入狱了”。工作不到两个月，她提出离职，此后再未进入职场。

在社交账号上，她列举了自己抗拒上班的理由：“讨厌时间不被自己拥有，讨厌明明前一晚没睡好很疲惫还要爬起来上班，讨厌明明当天没什么活却一定要坐在电脑前的身不由己，讨厌无意义的开会，讨厌做无用功……”

“我发现对于不喜欢的事情，我没有驱动力，我也就迈不开第一步。不知道这叫尊重自己，还是说太胆小了。”工作日的下午，我俩坐在咖啡馆里，陶映再一次解释她的抗拒。

去年陶映接到一份长期兼职，是上门做饭。这份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固定时间出发，差不多时间回到家，来回通勤两个多小时。一整年的时间做同一件事，到最后她感到厌倦，也有点崩溃，“真的整出了上班的感觉”。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通过精细的规训（如考勤、绩效）将人驯化为“自我规训的主体”，这种持续性的微观控制，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现代社会如同一所监狱，人们在享受短暂舒适的同时，逐渐丧失了自由和个性的发展。

如何花好3000元

八年来，陶映做过很多种兼职，长期持续下来的有插画、上门做饭和遛狗。这三个兼职，都符合她的个人兴趣，也给她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

最开始的几年，陶映的收入主要依靠插画和设计。在被AI替代之前，她能接到不少人像插画和宠物插画的订单，这些订单每月能给她带来好几千块收入，前同事们也会断断续续给她介绍一些设计兼职。疫情期间，这两项兼职的收入日渐稀少。最近两年，上门做饭、遛狗喂猫成为她的主要兼职。

陶映做的家常菜（陶映供图）

逃离了社会时钟，不再追求过高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映可以完全放松下来。如果这个月收入达不到她预期的三四千，“只有2000块的话，我就觉得完蛋了，下个月就吃不起饭了。”

陶映不愿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她之前关注过一个博主，在东北阜新花了3万元买下一套房子，开始了穷Fire生活，这位博主一个月只花三四百钱，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其他花销。她觉得有意思，但无法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我有社交的需求，我有想出门逛逛走走，喝喝奶茶，我觉得很开心。”回想起2022年下半年，因兼职收入微薄，只能将每月开支控制在1000元以内，朋友约饭也不得不以“太远了”回绝的生活，她觉得“一点都不舒服”。

在月收入三四千的经济状态下，她常跟朋友约饭，这个月还要去听演唱会；她喜欢喝奶茶，一杯奶茶能给她极大的满足感；懒得做家务时，她也会请保洁上门打扫卫生；八年里，她去过不少地方旅游，除了港澳、深圳周边等短途游，也去过江浙、泰国等地……

这些开销都需要她用自己赚的钱来负担。因此，如何精打细算地享受生活，“把每一分钱物尽其用”，陶映得花心思细细研究。

过去十年，陶映雷打不动地每日记账。此外，每逢一个月、一个季度、半年、一整年，她还要做一次收支盘点。最近一年多的每日消费，她大都会事无巨细地分享到社交平台，账单精确到几毛钱。

我们碰面这天，她一共花费27.2元，其中一杯奶茶只花了6.8元，因为她用银行卡积分兑换了20元的抵扣券。坐地铁、下馆子前，顺手搜索一番优惠券，力所能及地薅一点羊毛，是陶映的习惯。她还找到了外出就餐不花钱的门道——做探店达人，这两年为她省下不小餐费。

在她社交账号分享的每日消费中，既有27.2元的低支出，也有数百元的高支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2024年她的年支出预算是2.4万，最终的实际开销超过3.5万元。

一旦花出去的钱超过预期，陶映难免心疼肉疼，这时候精神胜利法可谓一剂抚慰——比如今天买了演唱会的门票，花了大几百，但演唱会下个月才开始，那这笔帐就得记在演唱会当天，“万一临时有事去不了，我把票买了，那这笔钱不就没花出去嘛”。既然账单归于未来，那今天就不必再肉疼了。

自由与社会压力的拉锯战

陶映有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有好几年没有上班。朋友家境殷实，“家里蹲”这几年，她没有做任何赚钱的事情，父母也接受了她的生活状态。

陶映无法接受这一生活方式，“就算经济条件允许，我也不想依赖父母”。她给自己划的底线是“不伸手”，这样就“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安排”，伸手要钱就意味着要看人脸色，即便是父母的脸色也不好看，“肯定天天被问，今天出去干吗了，这个月开销怎么这么大，这个滋味不好”，她要保住这点自主性。

过去八年，陶映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她只向别人借过一次钱，有一年家里的狗生了重病，她不确定最终的医疗花费，提前向朋友借了一笔钱。她从未问父母借钱或要钱。

不过，要说陶映完全实现了经济独立，倒也不够准确。毕竟她住在家里，最近两三年的居民灵活就业社保，也是父亲主动帮她交的。父女俩默契地完成了这场交接，不上班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会偷偷检查她的社保缴纳状态，随着社保费用上涨，有段时间她嫌负担重断缴了社保，父亲发现后默默帮她缴上了费用。此后，二人心照不宣地将这一状态持续了下去。

这八年来，父母给到陶映的压力是不一样的。父亲希望她出门上班，只要出门，就是去摇奶茶也行，哪怕月赚3000块，他还可以再补贴女儿两千。母亲希望她更加节俭，碰见陶映出门吃饭、喝下午茶，母亲就要唠叨她，“你收入没有上班族高，应该更加节省。”

好在，母亲接受陶映的生活状态，相比工作她更看重女儿的身体，上不上班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只要能负担自己的开销就行”。母亲信佛，诸事随缘，“人生苦短，婚姻不要强求”，在孩子的婚姻问题上，她很看得开。

但父亲不同，父亲始终无法接受陶映“不上班”的选择。8年前，陶映搬离上海回到深圳，父亲去机场接她，俩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在回家的地铁上，父亲忍不住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去找工作”。

在“上不上班”这一问题上，父女都不愿妥协。父亲是典型的“90年代弄潮儿”，30多岁已经做到了公司高管，他享受到了时代红利，信奉“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即便退休了，父亲还在为各种事业忙碌不休，碰到陶映躺在沙发上喊累，他也无法理解，“你又不上班，你到底在累什么”。

最近两年，两人的冲突少了，这得益于物理距离。60岁依然在打拼的父亲，长期在外地奔波，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俩人吵架的机会渐少。她也试着去理解父亲，“他那么卷，生出我这么个咸鱼来，应该也很痛苦”。

父亲的催促里，大概也有外在压力的成分，一家人生活在盐田一个老小区里。邻居大多是父亲的老同事，陶映在邻居们的眼皮下长大，最近八年她的生活状态，自然躲不开大家的视线。

在小区里坐电梯，对陶映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同楼的阿姨常在电梯里问她“在哪里上班”，住在楼上的伯伯，退休前是单位的领导，每次陶映在电梯里遇见伯伯，对方必定要给她一番人生指导。

“别人家孩子要么出国，要么考公，只有我天天牵着狗到处散步，我爸也会觉得颜面无存吧”。

即便没有这些压力，陶映还是跟多数上班族一样，无法打消失业焦虑。这种焦虑可能不够强烈，但始终存在。

这八年当中，陶映经历过半年入不敷出的日子。2022年下半年，插画、设计的兼职机会日渐稀少，她还未发掘出遛狗和上门做饭这两项职业。那半年她的收入寥寥无几，只能依赖过往存下的小金库过活，“感觉可能要坐吃山空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又不想去上班，特别焦虑。”

父母经常念叨，“遛狗、做饭这些事情，50岁以后你还有没有力气去干。”陶映深以为然，社交媒体上“20岁做保洁”已不是新鲜事，一旦轻体力活卷起来，自己怎么抢得过更年轻的同行。

陶映觉得自己缺乏一技之长，或者说更长久的生存技能，“我得学一门技术，不能被AI替代那种。”陶映有个发小，平时做产后修复瑜伽老师，时薪极高，也是发小的兴趣所在，还不必担心被AI取代，完美符合陶映向往的自由职业特性。

“除了上班，其他只要我不抗拒又能赚钱的事情，我都可以去试试。”前一段时间，有个阿姨邀请陶映一起做保险销售，她计划下半年先跟着对方试一试。

况且，陶映的危机感不止于未来，眼下的自由职业也逃离不了内卷。这几年就业形势严峻，大大小小的兼职“卷到飞起”，就拿上门遛狗来说，有人定价40元一次，就有人压价到30元一次，很快市场价又被压到25元一次。像春节国庆这些热门时段，遛狗喂猫兼职者们更是将价格战打得火热。好在，陶映有一个专门的社交账号，推广自己的做饭和遛狗业务，大多数客户看到账户后主动联系上她，这至少让她在寻找客户上省力不少。

陶映时常关注网上零零散散的兼职机会，最近两年，很多时候她在社交媒体上刚刷到一个兼职机会，一点开评论区已有四五十条留言，远远超过兼职所需人数。前段时间她申请成为核磁共振试验的志愿者，那个机会也是她靠手速抢到的，“再晚一会儿就没了”。

当“不上班”成为选择

在社交账号上，陶映分享过一段颇具黑色幽默的对话，发生在她与父亲之间：“在我爸眼里，我天天不上班，跟野人没有什么区别。我爸质问我，这么堕落下去，如何承担社会的责任？我一脸茫然，啥责任啊？我爸说结婚生子，还有买房。”她形容听到“买房”二字的感受——“简直五雷轰顶”。

大学毕业前，陶映未想到自己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那时她的想法跟多数人一样，计划成为齿轮上的一环，“毕业了找个班上，做个设计师，拿个万把块工资，看看能不能往上爬爬。”

步入社会前，陶映一直是个好学生，读书从未让父母操过心，大学里拿过数次奖学金，还经常跑到其他专业的课堂上旁听。她享受学业带来的成就感，“就觉得努力的过程挺爽的，人就应该要努力，倒不是想得到别人的评价。”

即便如今过上了“半躺平”生活（陶映对过去八年生活的定义），她依然向往成就感。

过去八年，她对生活状态最满意的阶段，是靠定制插画赚钱那几年。“画画需要审美，需要绘画技术，对方收到你的画时，很满意的反馈，带来的满足感是很大的”。

陶映记录自己生活日常的插画：与朋友去面包房吃早餐

在陶映的评价标准里，插画与遛狗、做饭不同，“遛狗嘛，只要你不讨厌狗，就能做，做饭嘛，你把菜放进锅里，煮一煮，尝尝味道可以，就行了”。相比插画，后两者缺乏挑战性，“是个人都能做”，也就很难带来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但画画不一样，“我可以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边听歌边画画，沉浸在那种创造的过程里，我很享受，能从中获得力量”。

“最近这两年还会画插画吗？”我问陶映。

“没有，我画画一定要让它变现，能变现我才有动力。”她说。

在陶映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比较”。有时候这些比较是务实的，她重视“产出”，阅读、健身在她眼里都不算“产出”，“光看书不能带给我满足感”，自己下笔写出点什么，这才是“有创造”。有时候这些比较又富有生活哲思，坐在咖啡馆，或者海边、山林中发一下午呆，她认为要好过刷一下午短视频，在一个令人精神放松的地方发呆，是一种享受，这意味着她没有虚度时光。

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生活，对陶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产出”。她在社交账号上的分享很频繁，也很用心，有时候脑子里闪现出有意思的标题，害怕忘记，她会马上记下来。“既然做了，我就得好好做，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让我很有掌控感。”

“我觉得没有产出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很虚无。如果我不赚钱，在家做全职儿女，精神上一定会很空虚。焦虑和空虚感，更多是来自无事可做，所以一定要有产出。”

对于生活里的许多细节，陶映都有着细致的记录，这个票夹里装着过去十几年看过的展览和演唱会门票。

在“产出”这一生活目标的牵引下，陶映将个人生活安排得丰盈有致。与表妹同住那半个月，表妹叹服于陶映的自律和忙碌，“每天早上7点闹钟一响，我就从床上弹起来，她问我你那么早要干什么，我说有好多事情要做。”那十几天里，她忙着探店，忙着给香港妈妈做地陪，还忙着做核磁共振试验的志愿者……

海风、遛狗和3000块的生活

7点起床是陶映的习惯，她的入睡时间也很规律，每晚12点左右。就连刷手机这样的消遣，她也是自律的，每次刷一会儿手机，大脑里的雷达响起——“别刷了，要自律”，这时她可以迅速放下手机。其实她和多数同龄人一样，对手机“也是有瘾的”，但她不喜欢长时间刷手机后的状态，“刷久了会有一种非常空虚的感觉”。

这样的自律，也得益于自由职业带来的放松状态。陶映有个朋友，经常凌晨一两点才入睡，她问朋友为什么熬那么晚，对方说白天在办公室受了太多气，晚上必须报复性玩两个小时手机，才能安心入睡。陶映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分享——白天人的工作压力越大，就越容易通过报复性熬夜来进行心理补偿。陶映就没有报复性心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也能刷手机，没必要熬夜做这个。”

生活由她自己安排，她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机械重复的办公室生活无法实现的，“如果做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工作，每月稳定有几千块收入，我会觉得很难受，那是在浪费生命。”

我们见面那天，她的工作是中午到一户人家做饭，干完这份工，这天剩下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中午回到家后，她打了个盹，又起来洗衣服、遛狗，之后再出门与我碰面。

站在盐田海滨栈道看山与海

陶映生活的盐田，地处深圳东南角，依山靠海，居民以老深圳居多，与市中心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山海隔绝了城市的喧嚣拥挤，此处的生活节奏比深圳大多数地方要慢上许多。

沿着梧桐路，陶映指着街边的一家家小店介绍，这家粉面店开了30年左右，读书时她常和同学来吃早餐，那家牛肉店也开了有20多年，店里辣椒酱堪称一绝……附近像这样的老店还有不少，和20年前一样，它们留在她的日常生活半径之内。从粉面店走出来，向北走几百米是梧桐山，向东走几百米是海滨栈道。在陶映眼中，这正是一个适合“不上班”的地方。

陶映记录自己生活日常的插画：与朋友去海边野餐

社交账号上，陶映的分享中不乏这些充满生活乐趣的细节：

“广东一月的天气真舒服，早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去吃麦门，路边的棕榈树在好天气的衬托下有几分热带雨林风光……”

“吃完饭带着小狗，和舅妈去山上走走，下过雨的山很清新，湿漉漉的空气带来一种莫名的安宁……”

“带上俺的小音响，和朋友找了人不多的海岸线蹲守日落。海边晚风习习，没有了白天的闷热。音响里放着落日飞车（乐队）的《My JInji》，和落日氛围很搭……”

发条，偶尔也会拧紧一下。工作日去市中心兼职，路过科技园等写字楼时，看见同龄人匆匆忙忙地在路上奔走，陶映的心里袭来一阵紧迫感，“他们应该有很多存款了吧”。

一旦再回到盐田，那些闪现的焦灼又会一消而散。这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城市的剧变未曾损折它的风貌气质，它依然沉静、缓慢，“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童年常去的老店还在街角，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大都留在这里，家在这里，亲人在这里……“我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好的”。

陶映经常在家附近的海滨栈道散步，晚风习习，路人悠闲自在。

海滨栈道上，晚风凉爽绵软，一名年轻人坐在围栏上自弹自唱，海面上泛起的细浪粼粼徐动，天光渐从霞色变成黛青色，一艘小船荡在山海之中，目之所及犹如一幅空濛的水墨画。

海的那一面，山头上的一朵云随着气流变幻，从大白兔奶糖变成一艘圆润的汽艇……坐在海边良久，我的心终于沉静下来了。

“我好像有点享受的感觉了”，风吹在脸上，我指着天边的胖汽艇，与陶映分享此刻的感受。

“你得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慢慢进入这个状态。”陶映转过头来，向我传授跃入山海、云霞、晚风的秘笈。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陶映为化名）